回忆聪先生

夷忽

　　在人群中，总有一些人，无需提醒道德自觉，他们不经意间流露的价值观，令人深思，尽管他们常常被掩没，但总有一刻，想起他们，内心立刻倍感温暖。

聪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与聪先生相识，是在一所职业高中。那一年我被调到这所职高，任教高一语文，当时聪先生教高二语文。

聪先生姓刘，学生们叫他刘老师，年龄大的老师常常叫他聪先生，当我也这样叫的时候，没想到先生高兴的答应了。

那时，先生五十多岁，略显清瘦，一身中山装，一派旧式文人模样，让人略感诧异的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点也不显老。先生的寝室就在学校门卫室后面，十平米左右的小屋里，很难找到像样的东西，到处都是书籍、杂志和报纸，一杯清茶、一本旧书地过着日子，从容而自在。

每学期教文言文单元，我常去向先生请教，不得不承认，先生古文功底深厚，到底是读过私塾的，四书五经全背诵过，我那些所谓的问题基本上难不倒先生，就这样，在不断请教中，课本中的文言文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可语文试卷和资料中的文言文试题，偶尔又难住我，只好继续请教先生，没想到，我所面对的难题，对先生来说，依然是小事，甚至试卷中的错误，先生也能很快发现，我惊异地发现先生的古文水平，与大学时教我们《古代汉语》的老教授不相上下。

遗憾的是，三年后，先生退休了，开学第一周，一辆三轮车开进学校，教了几十年书，先生也没什么家当，办公桌、床架是学校的，唯有几箱子书和一些日常用品，一辆农用三轮车足够装下。送出校门，先生将早已准备好的几本线装书送给我，其实我最想要的是那套高考试卷，那是恢复高考后，先生长期不断收集来的，可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望着农用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越跑越远，真不知道，下一次遇见会是什么时候。

其实先生本可以生活得更好的，但他选择在乡下一辈子，默默无闻，扎根乡村教育，自己的知识，不仅不长进，有可能还会倒退，有时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不过那是实实在在的奉献啊！

后来，学校因生源不足，被拆，仅有的十几位学生被送到另一所职高，于是，这所曾经辉煌一时的职高终于成为历史。我则去了另外一个乡镇小学，原以为和先生相遇的日子越来越少，没想到，几年后，在新华书店大门前遇到了先生，原来先生在县城租了一间房，送孙子读书。就这样，我们又开始长达十多年的交往。周末，只要没什么事，总要抽出半天时间去先生那里，要么给先生的孙子讲讲作业，要么陪先生聊聊天，当然更多的时间是陪先生喝酒。在与先生聊天的过程中，对先生的生平有了大致的了解。

1936年，先生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读私塾，甚聪慧，熟读四书五经，除《易经》外，全能背诵。后入正式小学，毕业后，考入县中，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十九岁时，县公安科长下乡，见其人才出众，长相威严，文思敏捷，邀请先生到公安科任文化教员，然而被先生婉拒，先生立志学医，治病救人，去亲戚处借来医药书籍，准备学习，恰逢乡粮管所招聘一名会计，全乡十多人集中到乡政府大礼堂参加考试，每位考生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把长长的算盘和相同的账本，最终先生以最高的准确率、最快的速度获胜。两年后，因其工作出色，调入乡财经所任会计，一年后，因和所长意见不和，账本一甩，走人。财经所所长心生不满，派人查先生的账务，然而查来查去，分毫不差。好不容易吃上皇粮的先生再次回到村里，继续务农，直到大队办学时，先生才成为民办教师，后转正，调往初中，再调到坝漆中学，直至退休。期间，因其毛笔书法出色，县职中想要借调，被先生拒绝，五十多岁时，先生有机会去教研室工作，也被先生谢绝了，那位教研室主任退休后病了，常年卧病在床，先生倒是常去看望。

从先生的经历来看，先生应该有很多次机会赢，而且赢得漂亮，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如果当年去了公安科，退休时至少是政委级别，可先生选择了书生意气，选择了输，为什么呢？直到后来看了《无问西东》后，才理解了先生。影片中的沈光耀、陈鹏、张果果等人不是因为太傻，而是太聪明，他们知道，输了自己，并不代表输了人生。

年轻时先生喜欢写文章，经常去县文化馆学习，也有文章见诸报刊，后来慢慢就不写了，我问为什么？先生说，写文章时，作者必须附有自己的情感，渗透一定的思想，情感倾向无所谓，发表一篇文章，出版一本书，也许会沾沾自喜，但是当某一天你发现文章中渗透的思想有问题时，一定会脸红，后人看了之后，也会嗤之以鼻，这鸡汤有毒，然后摇摇头，一笑了之。

先生也爱运动，身材一直保持很好，有一次，先生和同事（前面提到的教研室主任）打乒乓球，区长到校检查工作，兴趣来了，想抽两拍，于是朝球台边走去，没想到，先生和同事拿着球拍转身离开了。多好的机会啊，本可以和领导练练球，交流一下感情，而且为了领导开心，再好的球技都可以选择输，可先生和那位同事就是不给面子。

再后来，为了孙子上学方便，先生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尽管儿女们事业有成，属于有车有房一族，但先生喜欢单住，依旧是一杯清茶、一本旧书，过着简单的日子，只是那盆炭火改成了电炉，每天一份报纸，看完后就在上面练字，一套《中国通史》被先生一遍又一遍地翻着，偶尔来几位老友，打打纸牌“上大人”。

大多数周末我们都要聚一次，先生说是摆古，我则听课，然后喝酒，很随意地喝，很轻松地喝，从不担心喝醉，喝醉了也无所谓，可以无所顾忌地胡言乱语，也不担心丑态百出，下次继续，所以我对朋友的定义是，敢在面前醉酒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

孙子上高中后，先生搬走了，和儿子住在一起。

一天早上，先生的儿子打电话说，先生走了，我有些不相信，昨天还在电力公司前面见到他，精神矍铄，拿着一份报纸逛街。

我赶到时，先生躺在沙发上，如睡着了一般，要不是那身老衣，真不相信先生已经走了。

我在旁边坐下，拿起桌上的《明清笑话集》，随手翻翻，书上仿佛还留有先生的体温，可我怎么也看不进去，抬头看看窗外，晴朗的天空突然飘起了细雨，我轻声说道，“天下雨了！” 然而没有人听见，大家都在忙进忙出。

走出屋外，天又晴了。目送先生上车，看着渐行渐远的车子，突然想起一句话：总有一些人闯进你的生命，不为留下，只为了给你上一课，然后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