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星

永远快乐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浙江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

自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近60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7年11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9年12月 享受副省部级医疗待遇，受甘肃省委委托，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元平看望“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宣读享受副省部级医疗待遇通知，颁发《甘肃省干部医疗保健证》，并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省委的关心关爱。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9月25日，获“最美奋斗者”称号；12月6日，获2019第七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11月，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20年12月29日，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在武汉大学挂牌成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受聘为名誉院长。2023年5月4日，樊锦诗回到母校北京大学，捐款一千万人民币，设立樊锦诗教育基金，用于敦煌文化研究。

　　2023年7月10日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樊锦诗星”。这是国际性、永久性的荣誉，仰望星空，最亮的星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编号381323樊锦诗星是因为樊锦诗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保护做出了重大贡献，构建了“数字敦煌”和综合保护体系，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范例。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解读这个编号说

“1938年出生的江南女子，1辈子用心守护敦煌石窟，是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担任敦煌研究院第3任院长，横跨自然与人文科学2大领域，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3个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樊锦诗先生发表感言。

　　17岁的樊锦诗

　　1962年秋，宿白、常书鸿、李承仙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学生（樊锦诗：左三）在莫高窟大牌坊前。

　　在敦煌莫高窟，2023年已85岁的樊锦诗已工作整整60年。樊锦诗全身心投入敦煌文物保护事业，不仅在敦煌石窟考古和文化遗产管理方面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而且率领莫高窟人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有效管理利用方面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促使敦煌石窟保护从抢救性阶段迈向科学保护新阶段，敦煌学研究从奋起直追到如今的硕果累累，20世纪90年代在樊锦诗的推动下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成立她始终关心基金会发展仅四处奔走为基金会筹措资金还每年拿出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基金会并持续把她获得各种荣誉的奖金也都捐给基金会。在她看来这些荣誉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仁。2023年，樊锦诗又把所获“吕志和奖—正能量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并多年积蓄2000万元悉数捐出。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樊锦诗基金”成立这是樊锦诗2023年继向母校捐出1000万元设立北京大学教育基金用于推动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之后，再次倾囊捐资1000万元用于推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发展以及急需人才的培养。小行星国际编号381323就以她的名字命名为樊锦诗星。

这是1999年9月18日，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保护所工作。

　　樊锦诗实地考察敦煌壁画群

　　2011年8月16日，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检查莫高窟北区洞窟加固后的情况。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与雕像《青春》

　　彭金章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落过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大胆构想“数字敦煌”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樊锦诗的爱人彭金章（1937年11月-2017年7月29日），河北肃宁人，考古学家。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63年-1986年，在武汉大学任教，一手创办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并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创办该校的考古专业，任历史系副主任兼考古教研室主任。

彭金章主要考古成就：武汉大学历史系创办者，考古专业创办者，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主持多项考古发掘：主要有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发现重要遗迹和珍贵遗物，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主持莫高窟96窟等遗址发掘；主持甘肃省锁阳城址、骆驼城古墓群等发掘。主持多项全国科研项目，任国家“九五”社科重点科研项目“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考古学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度重大项目“敦煌石窟个案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曾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对敦煌密教进行了系统研究。

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逝世，享年81岁。

　　北大校园

　　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

【相识未名湖】

他们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年轻时白头发就比较多，樊锦诗一直叫他“老彭”，当时其实最多算是小彭吧。彭金章是生活委员，办事热情、有责任心、很真诚、这是老彭留给樊锦诗的第一印象。

老彭对樊锦诗格外照顾，樊锦诗觉得自己对恋爱比较迟钝。老彭会特意去图书馆帮她占座，见樊锦诗用过蓝色、白色的手绢，特意买了一块送她，可惜颜色和花纹她不太喜欢。老彭喜欢樊锦诗是因为她虽然在上海长大，却没有骄娇二气，这很难得。

有一次老彭带樊锦诗去他哥哥家，也是因为这次，樊锦诗才知道老彭对自己的心意。毕竟带去哥哥家算是见家长了。老彭哥哥一家氛围很好，尤其是老彭的大哥待人热情、周到、诚恳，让樊锦诗意识到老彭的成长受到大哥很大的影响。

大四时，樊锦诗姐姐告诉她家里帮她相中一个人，这时樊锦诗跟父母说了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是她北大的同学。之所以告诉父母，是不想父母再插手她的婚姻。

【相爱珞珈山】

樊锦诗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甜言蜜语，也就是未名湖畔散步，临近毕业时一起在未名湖畔合影留念，毕业分配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去了敦煌，那时候他们想的是先去敦煌也可以，反正三四年后学校会有新一批毕业生来替换，到时候再去武汉，北大分别时，樊锦诗对老彭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曾想，这一等就是19年。

樊锦诗小时候在父亲的影响下，练书法，听评弹，读中文经典，写得一手好字。樊锦诗的字很大气硬朗，武大彭金章的同事还以为是位男同学，还要给彭金章介绍女朋友。

1966年动乱开始，樊锦诗到武大找到老彭，这时彭金章的同事才知道原来经常给老彭写信的“金刚力士”原来是位“飞天”。

两人就在老彭的教工宿舍里结婚了。1968年，樊锦诗怀第一个孩子，本来准备去武汉生产，她身体比较弱，武汉的医疗条件也比敦煌好，而且她在敦煌孤身一人，生了孩子无人照顾。

然而在临近分娩一个多月，她去向革委会请假，研究所革委会主任却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更不可思议的是，不仅没给假，还让身怀六甲的孕妇收棉花。劳动完在老乡家吃饭，老乡一眼看出她快生了，让她赶紧请假。劳动完回到研究所就见红了，有经验的同事送她到医院，医院的护士帮助她给武汉发了个加急电报。见到先生老彭时，樊锦诗这些天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了，哇哇大哭起来。

彭金章也不容易，他收到电报，听说樊锦诗在敦煌生了孩子，就赶紧把双方父母给孩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带上，急匆匆上了火车，从武昌到郑州，再由郑州换乘火车，又经过两天两夜才到敦煌。

彭金章带去的担子当时就是个“百宝箱”，里面什么都有，最神奇的是，他带的奶奶给孙子准备的土鸡蛋，几经火车辗转，居然一个没碎。唯独带去的衣服太大了。刚出生婴儿的衣服尺寸不好拿捏，樊锦诗就比着成衣式样，找旧布自己做。

老彭担心妻子坐月子没有长辈在身边指点，又完全没有带孩子经验，特意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多久喝水、多久喝奶，孩子哭闹什么原因，樊先生就照着这本书把孩子带到一岁多。

很快，休完产假的樊锦诗要上班，可孩子还在襁褓之中。无奈之下，她去上班就把孩子捆在襁褓里。但是这样太危险了。有次樊锦诗下地干活，回来发现孩子滚到了炉子旁边的煤渣里。太危险了，这件事让她下定决心把孩子送走。几经辗转，孩子被送到老彭的姐姐家由姐姐暂时代为照顾。

1970年，小儿子出生，彭金章又没有一点怨言把两个孩子都接到身边照顾，樊锦诗到武大探亲时，一家就住在10平方米的宿舍里，四口人通睡一张床，小方凳上铺块木板当饭桌。

【相守莫高窟】

最后彭金章选择了从武汉大学调到敦煌，因为他知道樊锦诗离不开敦煌。老彭说：“我们俩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好在武大考古专业已经步入正轨，老彭离开得也安心一些。

到敦煌后，老彭放弃了他之前从事的商周考古教研事业，改行佛教考古，开始主持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窑的清理发掘工作。经过16年的发掘、研究和编撰，他撰写的100余万字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正式出版。

但是，2008年，老彭被确诊为直肠癌，经过手术和治疗，基本恢复了健康。可命运并没有给他太多轻松的时光，2017年，他又被确诊为胰腺癌。有一天，老彭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抬起身子，把樊锦诗搂过来亲了一下。

几个月后，老彭与世长辞，弥留之际樊锦诗大声喊“老彭！老彭！老彭！”老彭一听就流泪了。

这种相守一生、互相扶持、历久弥新、真诚质朴的爱情，简直是神仙般爱情，老彭就是那个神仙老公。樊锦诗把心给了敦煌，他就把心给了樊锦诗。

老彭几乎没有特意说过情话，却都在用实际行动将自己的爱意表达，这一点就值得当代年轻人好好学习，爱无需挂在嘴上，爱不爱行动最能看出。

年轻时的樊锦诗与彭金章

　　一家四口

　　《我心归处是敦煌》是2019年10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该书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的一部自传。樊锦诗 口述/顾春芳 撰写的

　　樊锦诗与顾春芳

　　樊锦诗的主要作品

从事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40多年中，她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出版了《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中国壁画全集·敦煌·3·北周卷》、《安西榆林窟》等10多部敦煌石窟考古美术专著；发表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后期洞窟分期》、《敦煌莫高窟第290窟的佛传故事画》、《从莫高窟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P.3317号敦煌文书及其与莫高窟第61窟佛传故事画关系之研究》等20多篇有关石窟考古与艺术的论文，对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研究颇有建树，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与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敦煌壁画部分），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6卷），主编《解读敦煌》（13册），均为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必备的重要大型参考丛书；主持完成了《莫高窟崖顶风沙危害的研究》、《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全数字摄影测量在莫高窟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研究》、《敦煌文物资源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国内贡献》等近30多项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研究课题；还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及其保护、研究工作》、《敦煌莫高窟开放的对策》、《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的制定与收获》《建设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数字化时代的敦煌——探索保存和利用敦煌文化遗产的新途径》、《敦煌莫高窟旅游开放的效益、挑战与对策》等近30篇探索古遗址科学保护及管理的论文。

25岁只身前往敦煌

30多岁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敦煌文物

40多岁敦煌终于通电

60岁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76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

84岁为敦煌捐出多年积蓄……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