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沁县知青插队生活杂忆

文重萍

最近，我曾插队所在的山西沁县政协准备编写五十多年前的知青历史，先后在沁县和北京召开了老知青座谈会，并通过网络平台征集历史资料。我是当年北京知青在沁县段柳公社长胜大队插队。回顾那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提供一些相关历史资料，不仅是对编写知青历史的一点帮助，也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纪念，更是人生感悟的一次升华。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在北京师大一附中初中毕业，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令学业中断。不能正常继续上学，但年轻的学习渴求依然旺盛。当年我和几个同学参加大串联，坐火车去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广州、武汉等地走了一圈，开阔了眼界。后来又到北京钢厂学工，当了一段翻沙工人。在学校有新生入校后，我自愿当上了辅导员。那时原有老师都还没有恢复上岗，就由我们这些辅导员勉为其难的带领新来的初中生开展各种校内校外活动。当时我负责一个连队即一个年级的工作，和小几岁的学生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后来我们毕业生开始面临征兵招工机会，当兵未能如愿，招工主要是街道小厂，自己没有报名，这样到了一九六八年全国各地开始进入上山下乡时期，我在年底报名去山西插队。当年有少数学生组织长征队徒步考察学习的先例，我们要去插队的同学也产生这种想法。起初报名有二十人左右，但陆续有各种原因大部分人退出了。最后剩下杨小平、丁东和我三个男生，我们坚持要用双脚去体验北国风光，用步行去丈量插队下乡的路程。

　　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我们三人的行李随前一天大批同学坐火车去山西，自己只是简易背包从天安门宣誓后出发。我们自己制作了一面红旗，旗上临摩毛主席字体“红军不怕远征难”七个大字。我们都戴着红卫兵袖章。那个时期红卫兵流行穿浅黄色的旧军装，我父亲向给聂帅做饭的老乡朋友要了一件套在我的棉衣上。当时杨小平带着一部相机。第一张在学校门口毛主席像前的照片，是学校军代表张团长为我们送行留影。七十年代末，我上班暂住四机部机关院内时，张团长家就在隔壁的通讯兵部大院，一段时间我经常下班后去他家聊天。

我们带着介绍信可免费住宿，在河北平原地区路过主要住县里招待所，走山路后由村干部安排住老乡家。一路都受到暖心的接待，印象很深的在太行山里的一户老乡，把暂新的被褥拿出来给我们用。在河北境内我们还碰到一队天津知青，大约二十人有老师带队，也是步行去山西插队。我们步行的重要意图之一是参观当年农业先进和革命历史圣地。西柏坡旧址因修水库被淹，正开始迁移复建。那时严冬季节也没什么人参观。大寨是全国学习重点自然很有人气。我们一路行走不紧不慢，天南海北神聊，一天走六、七十里也不觉很疲累。最后快到沁县的120里路，我们决定不休息连夜走，结果穿过武乡县，到了沁县政府大门口天还没亮，我们敲门才惊醒了看门的人。大约七八百公里的距离，我们走了23天，终于来到了即将插队的山西沁县。

　　我和丁东插队落户在段柳公社长胜大队，长胜村在沁县城南十里的公路东侧，周围都是不高的黄土小山。我们开始在村里的学校集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开春后就分散到了六个生产队，每个队四五个知青。全村知青26人：一队韩旺辰，李丹妮，王丽芸，张芝敏。二队，赵国楠，丁振刚，李时民，张平生。三队，缪力，张惠文，刘文林，张军，肖平平。四队，王国全，王琦，冉玲，戴俊莹。五队，林连东，关雨铭，卫洁，梁燕华。六队，文重萍，丁东，刘文利，齐新建，杨英。我和丁东一段时间还同住在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杨小平在同一公社的段柳大队，相隔一座小土山。插队开始，大家都有新鲜感，也对知青的集体生活充满希望。我在六九年二月至七二年十二月的近四年期间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日记，现在翻阅，往事又在纸上鲜活起来。那些日记以记录当时思想活动为主，也记录了一些重要事情的准确时间，可以清晰看到知青生活的起伏变化。

插队头一年主要是过劳动关、生活关。开始干农活，脏苦累是不可避免的，天天出工，队长派什么活干什么活。长长的扁担经常扛在肩，挑粪上山也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给自己鼓劲儿。生活上主要是吃饭的变化，分散住在老乡家时要自己做饭，终日不见油星以煮为主。虽然饥饿寡淡伴身，但也没太在意，只当作锻练开解自己。慢慢适应环境后，知青开始思索发挥自身特长干一些事，帮助农村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年底回京时，我借去北京橡胶八厂学习的机会，请工人师付帮助制作幻灯机，准备回村后用于宣传。插队后第一次回京，大家也相约一起骑车去颐和园等地游玩，照了一些相我们还找地方自己学习洗相。

第二年各种活动开始多了起来。我们村知青爱好文艺的人较多，于是和村里会乐器的青年共同组成文艺宣传队排演歌舞和样板戏片段。那张参加长治地区农村业余文艺汇演沁县代表队的合影中，我们村插队知青就有九人。那段时间的演出中，红灯记的折子戏最为精彩。张军演李玉和，张惠文演李奶奶，梁燕华演李铁梅，布景唱功都像模像样，赢得一片好评。上面有几张当时的剧照简直可以作为知青历史文物了。我不懂京剧也大胆地唱过李玉和、李永奇的唱段。有一次还和张军一起在他家里给他妈妈表演。那时各村知青各有所长，有的搞小评论宣传，有的搞农业机具革新。我们来往较多的主要有小王庄、李家沟和漫水后泉的知青。前两家也是同校同学关系，后泉知青是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有一次，我们宣传队在县城演出完已是深夜，大家心血来潮想去后泉串门，于是哼着歌，说说笑笑洋溢着青春浪漫，连夜走了三十多里路，半夜敲开后泉知青的门。他们也非常高兴，天亮后找人杀了自己养的一头猪，我也勇敢地充当了回大厨，大家手忙脚乱地开心做饭，大摆宴席热闹了一番。这两张溪边合影就是那次聚会的纪念，人群中我们村的知青都是当时宣传队的成员。那年七月，我代表村里知青参加了沁县知青代表会议，并带头组织知青请愿，要求改变会议议程，让知青更多交流解决实际问题。后来丁东参与编辑山西知青生活录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学代会风波》被收入大众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老插话当年》一书。这片文章不仅记述了那次会议风波的过程，也简要概述了当时知青生活的基本情况。一张我在捣胡结（制作土坯）的照片，正是当时我们集体修猪圈，养猪的缩影。可惜当年很少人有相机，插队生活留下的照片太少了。那时我们村知青集中住在村里的祠堂，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儿。白天分散去劳动，晚上回来或是开会谈心，或是编排节目，集体生活出现一个全盛阶段。

一九七一年，知青生活开始发生变化。陆续有人被抽调进城工作，进工厂，转去他乡，知青集体逐渐松散，消沉情绪也越来越多。这个阶段我只好找些书看。当时有个统计，我在两个月中看了二十本书，大约有三百万字。在看了一些文学书籍后开始蒙生学习文学创作的思想。

一九七二年，我被抽调到县里铁路民兵团当宣传干事。除了写写画画也参加民兵团的宣传队，继续表演京剧清唱并登上过省城的舞台。可惜未能留下一张唱戏表演的照片。那时每月有几块钱的报酬，住在县城新华书店的一间仓库里，睡木板搭成的床。虽然简陋，但也有了更多看书时间。民兵团的日子仅保留了一张和团干部的合影。这个阶段，我结识了县里一位王老师，聊的很投缘。他知道我喜欢文学，说他有不少名著小说书籍，自己人到中年也不需要了，愿意慷慨送我。我异常高兴随他去乡下老宅的楼上挑了许多世界名著带回来，其中就包括一套精装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从此我的收藏就成了当时一个难得的书源，有的知青闻讯来借，包括李银河也是因此而相识。

有了学习文学创作的打算后，到一九七二年底开始实施，先后动笔写了三四万字，内容都是知青生活题材。那时知青中熟悉的也有几个爱好写作，卢叔宁、王国全的长篇新诗曾广为流传。我当时没有什么功利打算，只是一种写作体验。因为没有写完，后来上学了，自觉不够成熟就中断了，只留那些手稿沉睡了五十年。

一九七二年开始陆续有分配知青进当地工厂，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我那时在县里民兵团，几次争取都失望而归。其中一次北大招生，老师见了我表示很满意，但最终也是希望落空。屡屡受挫自然心情不好，剩下的只有咬牙忍受了。

一九七三年七月，我又一次四处奔波，据理力争希望被推荐上大学，但仍然没有结果。我用县电影院画广告老师送我的油画材料临摹了俄罗斯名画《在伏尔加河上》，画中一棵大树挺立在巨大的岩石上，也许正符合我当时的心境。这幅画保存了五十年，至今仍挂在我家墙上。

也许好事多磨，老天开眼，命运的眷顾终于降临我头上。一九七四年又一次推荐上大学机会，这时村里知青所剩无几，我努力后被推荐上了山西财经学院会计系。这一届招生正好有为国家部委代招代培名额，我入校时已明确毕业是去四机部上班，能回北京在国家机关工作真是作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就这样简单收拾行李，最重要的是一个包装木箱里的文学书籍，在沁县八一汽車站工作的知青同学帮助下，搭乘一辆运货卡车离开了沁县，结束了五年多的知青插队生活。

　　山西财经学院大学毕业后，在四机部（后来的电子工业部）财务司工作，七八年的时间已成为一名业务骨干。其间曾多次和当时的江泽民部长有过直接的工作接触。一九八五年初来到深圳发展，投身改革开放前沿，一直在曾经由改革先锋袁庚领导的中央企业招商局集团总部和所属蛇口工业区工作长达二十五年，直至退休。

结束知青岁月后，我的命运基本顺风顺水，改革开放后更象蒸蒸日上的国运一样，不仅物质生活日益富足，事业、专业也有所建树，三十多年的职场生涯也算志得意满了。

回首知青岁月，仍感到那是一段特殊难忘的人生经历。生活压力和磨难成为一种身体和精神的历炼，挺住了，扛过了，持续努力了就可能看到灿烂的明天。沁县也成为故乡之一，一九九0年夏天，我和丁东两家人还结伴一起回村探望老乡。我还在县城探望了当年送我文学书的王老师一家。我们村知青基本上都辗转回到了北京，大家也象战场上生死之交的战友一样，格外珍视知青岁月结下的深厚情谊，一直保持着交流联系，有过多次在京的相聚。

知青岁月，永远难忘，永远闪光！

作者此照摄于2023年深圳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