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志国的回忆录

老单

第一章爷爷父亲姥爷母亲

1 爷爷一家从山东逃难到黑龙江

上个世纪初，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义和团首先在山东河北一带兴起，太爷追随，跟着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这年的8月份，遭清军镇压而失败被杀。报信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连夜跑到太爷家，告诉我爷爷家人：“赶紧逃命吧！晚了就来不及了”，说完就消失在夜幕里了。太奶奶得知吓得哭哭啼啼，没了主意。爷爷那年才8岁，睡得正香时，被急促的说话声和哭声惊醒，此时不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了。

　　我的大爷爷，也就是我爷爷的大哥哥，当时十八岁，成了全家人的主心骨。二爷爷十五岁，姑奶奶十二岁，都眼巴巴看着大爷爷。大爷爷此时别无选择，只有带领全家逃离此地，方能保住性命。说逃就逃，家里唯一的独轮车必须得带上，还有一担挑筐，破衣旧被不能扔，吃的就剩十了斤玉米面了。大爷爷推起独轮车，小脚太奶奶和姑奶奶坐在上面，二爷爷肩挑箩筐，一头是衣被和杂物，一头是爷爷，趁着夜色，惊慌失乱地逃离了祖祖辈辈的都没有离开过的家乡。

一家老小，风餐露宿，饮饥挨饿，一路向东，向北。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第二年的十月份到达了黑龙江。过起了躲藏在大山里的生活。

2 奶奶用二斗高粱米换来个媳妇（没有和父亲成亲）

一九二一年，爷爷和也是逃荒到此地的山东老乡李氏结婚，第二年，生下我父亲。我从打记事起，没有见过奶奶，知道父亲家哥四个，我父亲排行老大，吃得苦最多，活干得最累，一天学没有上过。一九四五年，小日本投降后，东北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谁都想占领的要地，老百姓的生活苦啊！尤其是林彪的部队前期被逼无奈，一度不得不将部队退到松花江以北。此时，征兵扩员成了首要政治任务。父亲正当年华，不去是绝对不行的。但你说巧不巧，奶奶刚刚用二斗高粱米给父亲换来个俊俏的小媳妇。是先当兵，还是先娶媳妇？最后还是爷爷发话了：兵还是得去当，媳妇给你留着。父亲不能违背爷爷意愿，只能乖乖跟着部队上了战场。

3 父亲的两颗门牙是假的

父亲在参加四平保卫战中，和国军进行了肉搏战。遇一敌人高大凶猛，父亲个矮瘦小，拼刺刀时，父亲明显不占优势，一枪刺冲心扎过来，父亲激灵一闪身，枪刺穿过腰身，扑个空。但狡猾的敌人，并没转身，而是快速提高枪支，往后用力一击，枪托怼向父亲的脸部，父亲一声不吭地倒地，敌人看着满脸是血的对手，以为死了，慌忙逃脱了。父亲醒来时已经是晚上了，战友们在打扫战场时发现父亲还有气，连忙抬回来，算是捡条命。但父亲的两颗门牙，已经不见了踪影。脸肿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战友们调侃着叫他：“野猪头”。由于当时战事和医疗条件所限，解放后才把两颗门牙襄上。

4听父亲讲围困长春，迫使敌方投降

中共围城主将是肖劲光，城内的是国军将领郑洞国和60军军长曾泽生，后期快要坚持不住了，曾泽生率部2.6万余人起义。第60军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中整军起义的先河。1949年1月，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南下参加解放战争，又在朝鲜战争中打出了军威。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这都是后话了。我问父亲：“那为什么不打下来？”“你说得可轻巧，哪有那么容易的啊！打四平的时候，几进几出，死了多少人啊！另外我们手里的家伙事也不行，人家都是美式装备，硬打只能是用人往里填。围困了五个月，虽然饿死了不少人，但那也比攻城少了不少啊！当时在长春城里一个大饼就能换到一个金镏子，而一个金镏子回手就能换个大姑娘，所以那个时间段里，一个大饼拿出来就能和一个姑娘结婚。为的就是能有一口活下去的吃食”。战势越来越严重，打仗是要死人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爷爷此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让二叔娶没过门的嫂子。父亲知道了这事已经是全国快要解放了。从此，父亲和爷爷就结下了仇。一九五六年父亲退伍，坚决不回原籍，分配到了抚顺饮食服务公司搭连大车店，后来又到东安饭店。

5 姥爷家在当地是大户人家

我的母亲出生于1936年，姓钱。她的童年往事，娘家情况，都是“文革”结束后，一点一点被我逼问出来的，母亲不想说的原因是怕影响到我们以后的生活，尤其是被人歧视，俯仰由人的那种生活。母亲的原籍河北省承德平泉，娘家在当地，当时是大户人家，家庭经济条件傲实，太姥爷掌管着一大家子35口人的财经大权，儿孙们必须绝对的服从。姥爷兄弟姐妹14人，（不是一母所生） 但是到了姥爷这辈，姥爷家开始破落了，其他分枝富足，人丁兴旺。姥爷家没有儿子，四个女儿，娶了两房媳妇，大媳妇生完老二，再也没有怀孕，积极张罗让姥爷纳妾。我母亲排行老三，我的姥姥在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大出血大人孩子都没保住，死掉了。土改时，大姨二姨已经出嫁，家里除了几亩地，一套房子，再没有值钱的了。我母亲天资聪颖，悟性过人，记性也特别好，如果她有一个良好的平台，或许她将会成为一个知名的大家闺秀。可惜生不逢时的她，只能成为一个普通平凡的女性。1954年，刚满18周岁的她，从一个父亲的女儿，成为了一个丈夫的妻子。搁现在，她还在求学，在那时，却是谈婚论嫁的黄金年龄。

姥爷就因为没有儿子，在家族里抬不起头来，自卑了一辈子。但姥爷的文化相当高，大学期间，由于战乱，被迫中断学业。姥爷哥哥家的一侄儿和姥爷是同学，我应该是叫堂舅吧？一九四九年，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信。

6 一九六五年姥爷去世

1965年我7岁，即将就读于搭连小学，这时我敬爱的姥爷因患重病卧榻，临终前妈妈带着我去看望在河北省平泉的姥爷。见到姥爷一刹那，我惊呆了，这还是那个既慈祥又文雅的姥爷吗？瘦得皮包骨，眼神游离，姥爷躺在炕上，有气无力地抬起手抚摸着我的头。姥爷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年节方圆几十里乡里乡亲都来找姥爷讨春联，姥爷是有求必应，而且从来不索取报酬，人缘好。很多人都来看他，但他却已不能和人交流了，很是痛苦，并且病入膏肓。我们到那一个月左右，姥爷就去了，我是大外孙子，打棂头幡的事就落在我头上了。

第二章 童年

1 家乡的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露天区（现在东洲区）搭连街（老一辈人叫搭连嘴子东窑地）度过的，这个地方是石油二厂与矿区的结合部，南面一条河流从救兵流经塔二丈，碾盘，东洲最后汇入浑河。北面是纵横东西的抚顺电铁线，也是当时抚顺最最主要出行的交通工具了，当时由于穷没钱，坐电车逃票那是经常的。往西看，就是享誉世界的龙凤矿‘’大架子”（竖井楼），现在龙凤矿能看到的就只有这座千疮百孔的大架子了。 但在抚顺人的眼里，它像是一座高耸云端的丰碑，仍然为之骄傲和自豪。

2 上小学

处理完姥爷的后事，母亲带我马不停蹄往回赶，但还是错过了正式上学的时间，母亲去学校找校长恳请高抬贵手，校长答复是明年再上吧，不差这一年，母亲急了，因为父母都上班，没人带我。母亲又一次去学校沟通，经过协商终于答应了。我很高兴，因为结果来之不易，母亲嘱咐我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第一天上学，很是兴奋，早饭都没有吃，跟着其他大一点的哥哥一起走的。到了10点多，母亲可能觉得我没有吃早饭肯定会饿的，就带着一个苞米面饽饽，送到了我眼前，这件事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几乎都是跟着我们的邻居大哥哥，我班的同学高书元一起上下学，我在班里算是年龄较小的。直到年龄大一些了，不再跟着同学走了。有一年冬天，漫天狂风裹着满天大如棉花朵般的雪花呼啸而来，学校几棵稀稀拉拉的树枝在狂风暴雪的呼啸中发出“呵嚓呵嚓”可怕的声响，继而被狂风拧断，哗啦啦落在地上又被狂风卷到教室外的墙根下。放学了，积雪已有半尺多厚，学校离我家离家挺远的，蚰蜒小路极不好走，我可怜巴巴地坐在座位上，走吧，怕被风雪刮走；不走吧，饥肠辘辘天寒地冻。正在万般无奈之时，妈妈出现在教室外面，我像无助的小鸟一样，高兴地扑向妈妈的怀抱里，眼泪像串珠散落一样，噼里啪啦掉落下来。

我并不是一个聪明，好学习的学生，入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更别说会写了。我到三年级上半年了，二位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还不会做。一天放学后，殷老师跟着我来到我家。母亲正坐在炕上，做着棉活，头发，身上粘满了棉絮。看到老师进来，赶紧放下手里的活，热情地请殷老师坐下。听完殷老师的告状，我母亲问道：“我这儿子会不会留级”？“留级是肯定的，如果是低能儿的话，是要退学的”。“低能儿”？母亲将水杯递过去，说了一句：“不会吧”。老师看了一眼傻傻站在一边的我说：“二位数的除法，全班四十六个学生都是一教就会的，（班里学号我是47号）就他一遍一遍教不会，不信你看看他今天做的作业”。母亲打开我的书包，翻开我的作业本。本上只抄写了几个例题，没有计算过程，也没有答案。母亲说，“我这儿子我了解，还不至于痴傻，主要是胆小，不懂的地方不敢问老师，在家里我教教他，用不了几天，他会赶上来的”。几天后再上算术课，我惊喜地发现做二位数的除法，竟是这么简单而有趣。老师看了我的作业本，把我叫到黑板前，重新出了一道题，要我当场做给她看。我把计算过程和答案写在了黑板上。殷老师瞪直了眼睛：前两天对着算术题还懵懵懂懂的呆子，怎么突然会做算术题了呢？母亲能够教我算术，说明她是上过学的，但我之前并不知道，从我记事起母亲也从没提起过，。我没有办法将孱弱的母亲与上学识字的文化人联系起来。一次，我做完家庭作业，趴在母亲的怀里问：“妈，您上过学吗”？“上过学的，妈读了五年书，小学六年级时你姥爷就不让念了”。我头脑里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在旧社会，凡是贫下中农都是逃荒要饭的，只有地主才上得起学。因此，区分好人与坏人非常简单，凡是文盲就是贫下中农，就是好人，凡是识字有文化的就是地主，就是坏人。父亲是文盲，所以是好人。母亲肯定是在旧社会上的学，哎哟，坏了坏了，难道母亲是地主？这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又用反推法驳斥自己：如果母亲是地主，母亲的单位，就连我就读的小学，经常开批斗地主大会，怎么不见母亲被押上台批斗？如果母亲是地主，我肯定也会受歧视，自卑，我想来想去，头都想疼也没有结果，就嚅嚅嗫嗫地问：“妈，您会不会是地主的女儿”？母亲突然停顿愣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小孩子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母亲之所以要对我及我的弟，妹隐瞒身世，是因为担心我们在学校里受到歧视，更担心我们自暴自弃。

3 “文革”初，停课闹“革命”

1966年我们即将迈入搭连小学二年级，老师告诉我们：“停课闹革命”。当时也就是八九岁孩子，哪懂得什么“闹革命”？那不就是闹着玩嘛！我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搭连咀子”，就是现在的东洲区政府所在地，这里人员结构复杂，矿区和石油二厂的职工混居这里，还有部分从农村来大车店的“车老板子”，时不时也居住这里。从大榆树到兽医站南北马路上有一个朝鲜族居住比较密集的“鲜族街”，中间有一个丁字路口。大人们整天在这里打嘴仗，辩论着谁是谁非，撒传单，喊口号，有人脸红脖子粗，有人歇斯底里，个个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捍卫者”。我们一帮孩子们在大人们的缝隙中来回穿梭，听着他们说着听不懂的“革命话”，疯抢着他们塞向对方，又被对方抛弃的传单，回家里既可以当擦屁股纸，又可以叠“方宝”，真是一举两得啊！有一天，我们一个学习小组同学刘长金（小名金蛋子）告诉我，他姐姐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了。我常去他家，他姐姐我认识。“大串联”回来给我们讲了去回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他们打着背包，臂上戴着红袖章，每个人兜里装着类似现在的身份证--学校开的介绍信，黎明前悄悄离开搭连，步行到前甸火车站，专车到北京。火车本来应该一天内到达，结果开开停停三天才到，半路上经常遇到不是一个派系人的阻拦。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他们离天安门很远，城楼上只能看见人影晃动，根本看不清楚是谁。接见完毕散场时，只见地上的鞋袜，挎包，甚至是衣帽满地都是。想想当时秩序得多杂乱无章啊！回来火车到沈阳就说啥也不动了。抚顺的红卫兵硬是从沈阳走到家的，那时的人们，对走路从不打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