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亲历：一场抑郁症“生死劫”

耕夫

　 最近， 歌手李玟因患抑郁症而轻生离世，引出了许多关于抑郁症的大众话题。作为曾经的抑郁症患者，我由彼及己，不由暗暗流泪，回忆起我曾经的抑郁症“生死劫”，那段让我生不如死的黑暗时光……

　　主编副刊，我开始读金庸写金庸

1978年前后，我还在部队里跑新闻，我的老师陈玉金干事有一次问我：“你读过金庸小说吗？特别精彩，特别有味儿！听说金庸是你的老乡，浙江海宁人。”陈干事有一个堂妹在香港读书，因而他有机会读了金庸小说。而我，别说是读他的书了，连名儿也是第一次听说。

后来退伍回乡了。1986年，我在农林局工作时，办公室同事陈建明在读金庸小说，我受感染，也读完了《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

一日，突然冒出打听一下金庸的念头，我跟陈老师通了电话，他已经转业回东北，我请他从香港报纸上替我找一点金庸的材料。一挨几年，有一天，我终于收到一大摞复印件，是陈老师托香港朋友给我搞来的。

1994年1月《海宁日报》复刊，我担任副刊“海宁潮”的责任编辑。副刊是“本土化”的，海宁孕育了诗人顾况、女词人朱淑真、史学家谈迁、诗人查慎行、国学大师王国维、诗人徐志摩和穆旦、武侠小说家金庸等名人，名人文化是海宁独特的文化资源，且富有乡土色彩，成为“海宁潮”副刊的主要色彩。3月，我和范枫合作的长篇专访《金庸的昨天和今天》在“海宁潮”上连载。

为了深入了解金庸的内心世界，我开始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我宣扬金庸的第一篇力作《文坛大侠再续少年师生缘》（新闻特稿）刊登于《浙江日报》1997年11月12日。 金庸读后让秘书代信给我，表示“深感欣慰”， “衷心感谢”。我是第一个将笔触指向查徐联姻细节的记者。1998年4月1日，浙江日报刊登我的新鲜之作：《金庸与徐志摩：一对表兄弟》，紧接着《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等二十多家报纸刊登此文，并被引入香港和杭州作家的金庸传里。在几年时间里，我撰写的人物新闻就有《金庸与他的小学老师》、《金庸：桃花岛上看“射雕”》、《金大侠快乐回家》等。

　　

　　遭受迫害，我第一次轻生自残

1996年11月，我担任海宁金庸学术研究会理事，北大教授严家炎来海宁时，鼓励我写金庸。　

2003年10月25日，我陪同金庸参观徐志摩旧居，闲聊中，得知我要写书，金庸鼓励我说：“你的文章不错，写书么你行的。”他将香港作家潘国森介绍给我，“历史方面的、文字方面都可以找他把关。”潘国森是金庸的朋友，曾替他勘误纠错新版作品集。

2008年春，在跟踪采访金庸亲属11年的基础上，我开始执笔撰写《金庸的家事儿》一书。 我边写边发，先在报刊杂志发表，以引起金庸及其亲属的关注，从而得到更多的讯息资料。同时，我将发表的文章复印以后寄给金庸过目，如《金庸的两位母亲》《金庸和徐志摩，一对表兄弟》《金庸的两个妹妹》等。 　

2008年中秋，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王宏波老师突然来电，向我讨要书稿，也许他是读了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才主动找我的。 于是，我开始撰写金庸外传。2011年10月25日，我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签定《金庸的家事儿》（暂名）一书的出版合同。原定2012年8月出版销售。我跟责任编辑王宏波说，九月份是海宁观潮节，将首发式放在海宁，作为观潮节的一项活动。王编辑同意，请示领导后让耕夫起草一份文函给海宁。于是，2012年5 月，我起草了《关于<金庸的家事儿>拟在海宁首发的函》，由出版社寄给海宁市委宣传部和旅游局（原件现存宣传部和旅游局）。同时，我跟嘉兴市侨办约定，这本书的首发式在金庸旧居举行，届时由他们邀请金庸及其弟妹来参加，搞一个金庸签名赠书的仪式，然后在金庸旧居拍摄他们的全家福合影。

然而同时，我的写书也招来一些人嫉妒的目光。报社总编张建仑几次找我谈话，要我交出名人之后的信件。6月底，在没有看到书稿的情境下，海宁组织起“九人团”，对我的出书行为进行调查。所谓“九人团” 是由海宁市委宣传部、海宁市文联和海宁日报社三方九人组成的一个临时团伙。

7月5日，张建仑找我谈话，代表“九人团”要我交出《金庸的家事儿》一书的电子文本和出版协议。他威胁我说：“明天你不拿出书稿和合同，就不要来上班了，作除名处理。”第二天，在妻子痛哭哀求之下，我交出书稿和合同。7月8日，市委宣传部孙副部长找我谈话，要我停止出版此书。

这时候，《金庸的家事儿》更名为《金庸跨不过查家桥》首批3万册正上机印刷，并且挂上了豆瓣读书网销售。我的毁约给出版社造成很大损失，按照出版合同规定，单方面毁约得赔偿出版社30万元。在高压下，我只得撤回书稿，打算卖房赔偿。（两年前为了儿子结婚贷款购房，我已经掏空了积蓄。）我的出版受阻，面临巨额赔偿，儿媳藏匿了房产证，使孙子入园手续不能办理，儿子儿媳为此发生争吵，最后导致感情破裂而离婚。

我和妻子同时抑郁了。

7月13日傍晚，我找一名编委（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谈心，欲将心中的痛苦说出来。可是，那人不仅拒绝还百般污辱，悲愤中，我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只铁制茶杯往自己头上猛砸了七八下，以发泄堵塞在心头的一股恶气。没有一句劝导，没有一语安慰话，此刻，他竟然说出了一句丧尽天良的话：“好，你想死，你就死到自己家里去！”他将门完全打开，咬着牙说：“你死吧！回家去死！”

“死”、“死”、“死”……一个个“死”字，冲撞着我痛苦的心灵，让我想到了“以死抗命”、“以死证白”等一连串字眼。此时此刻，我头脑中一片模糊，除了怨恨还是怨恨，迸现出一个字——“死”，了结自己的生命以证清白，我搬起一把椅子，奔向窗口…… 被闻声而来的保安抱住了。

　　家破人亡，孙子救了我的命

在金庸弟弟查良浩和严家炎教授的帮助下，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4年1月出版了我的书《金庸和他的家人们》《金庸和他的师友们》。

不久，张建仑被免职，新任总编周建国对我作了保护，鼓励我再写金庸。

然而，长期与癌症抗争的妻子，因为我的磨难而遭受惊吓，因为儿子小家庭破裂而忧郁成疾，于我退休半年后与世长辞。我绝望了，偷偷藏匿下一瓶妻子治病时留下的安眠药，还写了一份遗嘱。

从2017年2月开始，我频繁地跑医院，在海宁人民医院，在杭州同德医院，找专家医生治疗我的心理疾病。2018年6月，医生诊断，我处于抑郁症中期，必须药物治疗同时进行心理舒解。在医生的指导下，我开始服用盐酸马普替林片、盐酸氯米帕明片等药物。

这时候孙子才6岁，正在幼儿园上大班。孩子出生前，妻子就随着儿子居住在杭州，那时我在上班，孙子是她一手带大的。退休后，遵照妻子的嘱咐，我来到杭州，每天接送孙子上幼儿园。 天天看着乖巧的孩子，想着妻子的临终嘱咐，我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悄悄地将安眠药扔进了垃圾桶。

这几年，我是为了孩子才活着的。可以说，是孩子救了我一命。

我将妻子的临终遗嘱抄在一页纸上，每晚睡觉前复诵一遍。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逃出抑郁症的魔掌。

　　争夺孩子，我第二次轻生自残

妻子生前视孙如命，儿子离婚时，为了将孙子留住，我们在舍去杭州一套住房的同时，不要一分钱抚养费，愿意给她50万元分5年付清的经济代价，将孩子留下，留在了我们的身边。

然而，2019年的一天，在我们最后一次交清十万元以后，她竟然找上门来，说要带走孩子，理由是我患有抑郁症，家庭环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此时此刻，我悲从中来，夺走孩子就是夺走我生存的希望，我奔向窗口，欲往下一跳，被儿子死死抱住拖进客厅，我顺手拿起一只方凳，重重地砸向自己的头颅，煞时间，鲜血淌满一地……

我还活着，因为孩子留下了。

再写金庸，我的人生才出彩

*轻生未遂，我依然情绪低落，跟一个昏睡的人一样，悲伤，焦虑，失眠，对生活失去兴趣和喜悦感。我拒绝旅游，整天将自己关在屋子里 ，晚上睡不着，就一张张地翻看妻子的照片，回忆往事，两年间写下日记二十多万字。

遵照医嘱，我进行自救：以运动缓解情绪，以开放心态来打开心结。

许多年前，金庸大侠健在，我致函香港明河社，希望能够获得金庸和他家人一鳞半爪的新信息。他的秘书告诉我，这么多年对金庸的报道早已饱满，到了现在，“可知的都已知，未知的或许就是不愿说的隐私，那就让它一直不可知下去吧”。 我窃喜：金庸者，查良镛也，查良镛者，浙江海宁人也，我的乡亲前辈，他的乡愁我知晓。在国内，一个不漏采访金庸的亲属，我是唯一的；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事变迁，逝的逝去，老的老了，别人再要获取这些素材已经是不可能了。

书界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对金庸弟妹的采访，既是难得的新闻素材，又是非常珍贵的金庸外传的资料，这不是现成的书稿选题吗？金庸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完全可保证这个选题必然畅销。”

九年前，金庸九十大寿，我托人捎去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和他的家人们》《金庸和他的师友们》，在新书屝页我写道：“大侠乡愁，一半亲情，一半友情。敬贺查先生九旬之年健康快乐！海宁小老乡蒋连根”。

一位香港朋友对我说：金庸的朋友太多太多，是他成功的秘笈，也是他自个儿的江湖，你应该写他的朋友，写上一百零八个。于是，从2015年起我开始续写金庸的朋友圈。

2019年底，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金庸自个儿的江湖》上下册。

读金庸，写金庸，我意外发觉，“爬格子”“敲键盘”是治疗失眠非常有效的一项运动，读着，写着，我不由自主融入书中人物的生活，忘记了自己，心境一片宽广。没了孤独，没了寂寞，忧郁的情绪随之风去云散了。

2021年，在香港作家潘国森的主持下，金庸学研究丛书·蒋连根系列6大本，繁体中文版，由香港出版，台湾发行。开篇之作《金庸家族》35万字，是我跟踪采访金庸及兄弟姐妹11年获得素材而写成的。

读金庸写金庸，让我感觉到了活着的意义。

　　今年5月，我再去杭州同德医院的精神疾病专科检测，专家医生惊异地说：“你恢复心理健康了，抑郁症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你。恭喜，从绝望中走出来的人，今后再也没有什么磨难可以折腾你，你将是一个十分坚强勇敢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