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碎片

款款

高柳蝉鸣，圆荷轻举，夏天匆忙的脚步已然到来。

骄阳下小院里的花无力地打着蔫，只有野草疯长。一个早上的大汗淋漓后看着堆满垃圾桶的杂草，沉入海底的记忆碎片纷纷浮上水面。

我幼童的记忆是从听着自己空寂的脚步声回响在鲁迅故居长长的走道开始的。 那时候我家寄居在纪念馆里面（当时纪念馆不对外开放，工作人员也很少，诺大的院落几乎见不到人），每天独自穿过故居的一进进院落，翻过故居门口高高的石门槛，爬过在冬天霜雪下很滑的石拱桥 ，到故居斜对面的幼儿园上学，它叫鲁迅幼儿园。

我的老师姓徐，是被认为是闰土原型的孙子章贵的妻子。徐老师圆圆的脸，说话非常好听，慢条斯理，声音甜甜的，从来没有见她发过火。可是有一天却发生了令我至今还清晰记得的事情。

那天我们在教室里，听见徐老师尖细着嗓子，像是与谁在吵架，渐渐的尖细变成了怒吼，夹杂着还有许多男人们大声的说话声。我们哪里经过这样的事，胆小的同学就哭了。事后我们坐在教室里，徐老师又恢复了往日的温和语气告诉我们事情的原委。原来幼儿园来了一群进城积肥的农民，他们想要掏幼儿园的厕所，但幼儿园的老师不让。徐老师耐心地给我们讲了道理，她说他们这样私自进城掏粪是不听毛主席的话 ，城里的粪应该由环卫工人掏然后分配给他们，如果这样给掏了那听毛主席话的农民伯伯不就吃亏了吗？这番话在我以后的岁月里常常想起，并陷入深深的思索。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鲁迅路靠近大云桥的一座公寓里。这是一幢二层楼紧靠鲁迅路的公寓，公寓的后面是一个大户人家被废弃（最有可能是被没收）了的院落，有许多大树和破败的房子，能住人的房子当然已经都住满了居民。开阔的空间够我到处疯跑。每天都能看到拿着一只桶挨家挨户讨要掏米泔水的大妈。冬天废弃的房子里会住进一拨又一拨进城扫垃圾的农民。闲逛的我们常常进去好奇地探看，发现他们睡在稻草上，用几块石头搭着当炉子做饭，有一次碰到他们居然在用猫肉做菜，见我们在看，还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们说猫肉不好吃，酸的。

读书以后正是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学生定时定量的交纳肥料就是学大寨的具体表现，也是衡量学生品德表现的重要尺度。通常学校会间歇性地下达任务，我们就在放学后休息天提着竹编的篮子，去走得到的任何地方寻找草源，每次拔得的草不仅要装满篮子，而且要把脚放篮子里狠命踩，满满实实的一篮，第二天交肥时才够量。可这样的任务往往是向全绍兴所有的中小学生统一下达的，这城里哪还有青青的草啊。

记得有一次下达积肥任务已经将近冬季，实在是找不到可以拔草的地方，怎么办呢？一筹莫展时班上一位女汉子样的大姐大悄悄与我说，她看好了一个地方，可以带我去，但不能声张，我感激得脸都涨红了，从心底发出重重的“嗯”。下午放学后一路跟着她，走过大马路，穿过一条条小巷，放眼望去眼前已经是一片农田了，再跟着她在田梗中穿行，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她停下来，指着前面说就是这里。我没有反应过来，因为眼前没有人也没有草，只有光秃秃的泥土。她指着土说“这是什么？”我仔细一看是割了菜后留在土里面的菜头，她说用这个交肥料再好不过，因为它比青草重多了，我们一会儿就能完成任务。我已经没有思想，什么都听她的。开始动手，先要把菜头挖出来使手可抓，然后抓住菜头用尽全身力气把它从田泥中拎出来，但菜根深扎土中，哪是我这样身单力弱的人能拔出来的，好不容易拔出一个抖落泥也只剩下菜根小小的身躯了。她就教我不要把泥抖太干净，这样既省力分量又重。没有多久她说她够了，我不好意思地看看自己的篮子，她爽快地说“我来帮你”，一会儿我的篮子也连泥带菜头地装满了。提着根泥混杂的篮子，不知道换了几回手才到家，这时候天已经黑透。

不过后来我还是幸运的 ，有一天被告知：柴灰可以一斤抵十五斤。不久我又偶然发现纪念馆的食堂烧的正是柴（那时候纪念馆工作人员不多，烧的是柴灶），从此我就可以不劳而获了。从小被教育不劳而获是可耻的，但“为什么不劳而获后我的心里没有羞耻只有轻松和愉快”？我这样问过自己。

夏日的凉风吹过金色的稻田，轻轻吹在我流汗的面颊上，也吹走了我这些记忆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