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远堡大寺路村，流传着明朝军户的故事

菁菁者莪

　　对于 “军户 ”我很陌生，第一次从互助县原党史办主任祁文汝介绍中听到，2008年9月24日，他走访时威远镇大寺路村87岁的退休老人车进元说，明朝时大寺路村有13户军户，他们是里曾户、外曾户、赵武户、董拜户、王白户等。他们见证了互助明长城的修筑，也是明长城的的守卫者，更是军屯的参与者。做为搜集和整理明长城故事的成员之一我开始了关于军户的资料搜集、入户调查工作。

一、修建明长城和建立西宁卫的历史背景（资料来源于青海通史）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建立。洪武五年九月，故元右丞朵儿只失结会同河州卫指挥徐景等领兵至西宁息利思沟闪古儿之地（今青海互助县境），攻破故元岐王朵儿只班营。洪武七年（1374年），镇守撒里畏兀儿地方的宁王卜烟贴木儿也遣使入朝，表示归降。此后，明将邓朝统治之下，愈、沐英及蓝玉等先后兵临青海各地，或伐或抚，逐渐将青海各族纳入明王朝统治下。

明朝初期，虽然蒙古统治者被迫放弃了对内地的统治，但是仍据大漠南北地区，对明朝构成严重的政治军事威胁。为了阻止蒙古势力的南下，明朝政府将军事重心置于沿长城一线的北方边塞，修筑长城，屯军设防。同时，为了孤立蒙古，明朝又取法汉武帝创河西四郡切断羌匈联系的做法，在河西设置卫所，分隔蒙藏两族以防其结盟，并力保整个藏区的政治稳定，以求专力对付蒙古势力。因此，明朝在青海的经略带有明显的保守防御色彩。体现在具体施政方面，就是没有建置专司地方行政事务的机构，而是设立卫、所两级军事单位来兼摄地方行政，以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宁。洪武六年（1373年），明朝改西宁州设西宁卫，统辖范围南抵黄河，西至青海湖，北倚祁连，东与庄浪（今甘肃永登）兰州连界。洪武十九年（1386年）废卫建西宁卫右千户所。在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官制度，“以土官治土民”，在西宁卫下辖“十三族”的各藏族部落中，“其诸豪有力者，或指挥、千户、百户，各授有差”。在千户百户中的官员用少数民族尤其是土族首领，如著名的李氏、祁氏、汪氏、阿氏、甘氏、冶氏等16家。互助有千户（五峰陈土司等）、百户（岔尔沟王永兴部长祖先），总旗，小旗（五其、三其由此而来）。

二、军户的由来（资料来源于《明史》）

军户是官府户指定出军的人户。东晋、南北朝时，士兵及其家属的户籍属于军府，称为"军户"。明代军户的来源，主要包括故元的军户、从征、归附、谪发、垛集、简拔民户等类，明朝建立后，重新登记人口户籍。

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因此，元代的军户，到了明代重新登记户口时，根据上述规定及“役皆永充”的习惯做法，他们仍然被登记为军户——不同的是，他们现在变成了服务于大明皇朝的军户罢了。这种军户系据元代旧有国籍而登记的，可以说是一种世袭军户，他们的人数之多少不能确知，但是元代四处征伐，维持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及相应的军户。元朝灭亡后遗留下的军户自然不在少数。

“从征军”即跟随朱元璋等将领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农民、盐徒、灶匠等社会下层群众，他们为朱元璋打下江山之后，留守各地、是明王朝建立、巩固的重要军事力量。明朝建立之后，他们即隶属于军籍。

“归附军”即归附了朱明政权的蒙元军队、各路义军。朱元璋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多次战胜元军及各路义军，收编降卒、败军，壮大自己。

“谪发军”是因犯罪而被罚充军的。明代各朝都有若干条规定，条文繁琐，大致包括两类：一是流罪改为充军，二是真犯死罪和杂犯死罪减死充军，又叫恩军。凡是永远充军或奉有特旨处罚罪人家属子孙充军的，则本犯死后仍勾补其所遗亲属，这些人户实际上已变成了军户。

“垛集军”是以国家强力征调民户为军的。洪武时规定凡民户三户为一垛集单位，其中一户为正户，应当服军役；二户为贴户，帮贴正户。正军死，贴户丁补。明成祖即位后，派遣给事中等官分阅天下军伍，重订垛集军更代法。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之家蠲免一丁徭役。“垛集法”是一种有效的征兵方法，“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所缺伍，具有羡丁”。

明初，采用登录故元旧军户、从征、归附、谪发、垛集、简拔等方法，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以上述方法编入军籍的人户，在永乐二年(1404年)已不下280万家，约占当时全国总人户的约六分之一。在《青海经济通史（古代卷）》中记载明代西宁卫军户达7000余户。这些军户来源有：从征西北的官兵留居本地的，土著军壮被选为军士后变为军籍的，从全国各地的罪徒中谪发来的，其它地方的军户调拨来的。

我用两个月时间走访了这13户的后代，入户查看家谱，大部分家谱文革时都烧了，后来根据老人们回忆记录重新造谱。有的家谱简要写明祖上来自南京等，不便告知后人是充军发配。80多岁老人曾耀章家谱中记载，祖上是南京人，家族二、三、四、五世是皇清忠勇军、皇清赐与蓝领六品、五品等，一世未考毕，世后葬在南雷庙后汉茔。二世曾学有是皇清忠勇军在新疆喀什哈尔蒙阵亡，由此可推断曾家是世袭军人家庭，最早家在威远镇城南军营接待官员的地方，后屯军至大寺路村。大寺路村70多岁的赵国新老人回忆说他祖上明朝是军户，赵氏家族系湟水流域的名门望族。始祖于明朝崇祯年间自陕西富平里至湟市(旧事至西宁附近)，当时恰逢世道变迁及土匪流寇纷扰，遂定居威远堡大寺路。还有王家是来自陕西汉中说是做生意，也是不便写明来因，但传给后代的说法是军户。董家家谱中记载祖上来自河北朝阳，来因不明，董生出老人说是军户。祁文汝主任也走访调查西山的魏家、南门峡磨尔沟的邢家、林川尼麻村的李家等都是来自于南京的军户。

三、明代的军户制度

明代的户籍制度是人以籍为定，不准冒滥，不许更改，子承父业，役皆永充，一旦成为军户，则万世不能改变，子孙都要应军差，充军伍。没有皇帝的特旨宽恩，军户人丁无法摆脱军差，而能够得到皇帝宽恩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了。

明初规定，军户户出一丁，赴预先指定的卫所去当兵，即充当旗军，也叫正军。旗军或在营操守，或播种屯田。因此，有了操守旗军或屯种旗军的名号。军户中除正军以外，其余子弟则为军余或余丁。正军到卫所充当旗军，该军户还须出二名余丁，其中一名随同正军至卫，在营从事生产，佐助正军，供给军装。另一名留守原籍，从事生产活动，供给在营正军其他需要。不仅如此，军户户下必须预备一丁为“继丁”，如果正军死亡或逃走，就要继丁应差。军户户下如无丁壮，则登记幼儿，等到成丁后再勾补当差。

而且正军不能在所在卫服役，必须去边关，为保证军户服役充军，明初也从制度上给军户以一些权利。首先是免役权，军户正军服役，朝廷免除该军原籍及随营余丁各一人的差役，还减免其三顷田地的杂役。其次，明廷发给军士月粮和行粮。

《青海经济史》书中记：明代西北地区主要以军屯为主，军户的任务是“三分守边，七分屯田”，“军户的丁口是屯田的主要承种者”。

明代军屯除军士屯田外，军士家眷也入屯垦种，后来军户落籍屯地。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前，今威远镇台子、东和、林川等地区，基本上是林草覆盖的原始状态，“沙棠川”一词出自藏语，意土地肥沃、林草丰茂的平坦宽阔之川。因这里耕地少、农作物产量低、土瘠民贫、官府、军队要征皇粮时，农人就会“遁入山林”。西宁卫的有志之士看到一马平川、水土肥沃的广牧川大片土地，可作为“移民屯田实边”的上佳地域后，开始移民屯田“设官劝垦”。十数年间，山峡川等农人军户进驻垦田。于是，大片滩涂林草地被开垦成粮田，十户成甲，百户成庄，阡陌相连，村烟四起。车进元老人说：明朝时军队和移民开垦威远堡附近土地给优惠政策，即采取指定宅地、土地、盖给房子、送给口粮畜口，三年后给官府上缴一些公粮等“民补”措施。当时，留住在了大寺路等村的13户军户，董家是首户，粮食、土地都管。至2008年时，大寺路、崖头村的张宪邦、杨玉春家还保留着明朝时用当地本土松木盖的房屋。

军户们除镇守边关、屯田外，因生活生产需要开始出现手工业者，如大寺路村的武家也来自于南京的军户，做篐木桶生意，用铁丝紧固木桶。赵家等几家有铁匠铺，始于军户屯田后需要农具耕田，便开始有了铁匠铺，世代相传。董生业老人回忆说他祖上是木匠，传承至他这一辈，转行租房，有铺阿里、有住房，一年收入十三、四万，生活挺幸福的。大寺路村70多岁的村民赵发顺回忆清朝时他家叫赵家花园，他的祖上是南京人，有几代人祖传的铁匠手艺和铁匠铺，新中国成立后互助县成立了手工业联社，他的爷爷成为手工业联社主任。

明朝军户的婚姻受到严格限制。卫军规定，军士必须有妻室，不得独身。因为军士不仅有服役的义务，而且还肩负着为卫所生育下一代军人的责任。为此，军户的婚姻受到种种严格限制，军户的子女不得外嫁民户，以免人员外流。军户若想与民户通婚，也困难重重。因为民户子女一旦与军户通婚，则终身没入军户，子孙后代永远逃脱不了军藉的严酷制约。由此看来大寺路村的军户为什么叫赵武户、董拜户、王白户了，他们都是联姻的亲戚。

明后期以来屯田民地化过程至清乾隆初已基本完成。此后，"屯田"名义虽一直存在到民国时期，但其概念已不是"政府经营的国有土地"了。清代在青海牧区确曾实行过国家直接经营的边疆军屯，为时短暂，或以试办未成告终，或以军情变化而废罢。反映出在青海地区，清代不再是国营军屯兴盛的时代了，雍正二年（1724）五月，年羹尧奏上《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其中第十二条是关于实行屯田的事宜："查西宁边墙内，俱属可耕之田。布隆吉尔地方，现在修筑城垣，请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人犯，尽行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开垦。查西宁本处人民，与驻大通三千兵丁之子弟亲戚，情愿往种者，正不乏人。……令地方官动支正项钱粮，买给牛具籽种，三年后照例起科。"参考文《清初青海东部的兴屯开荒和屯田民地化问题》（载《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88页。

四、十三户军户现状以及大寺路村发展

十三户军户落户大寺路村，逐渐发展成为如今的几百户繁荣昌盛的村庄，成为互助经济文化的中心，军户以及后代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中大部分人家除种地外做生意为生，如王家现在在大寺路村弟兄二人，以原水泥厂为契机，买水泥发家致富，生意做到了重庆、新疆等地。曾家一部分人搬到高寨，还出了曾国佐将军，成为曾氏家族的荣耀。董家也只有几户，都在做生意，董生业家以租铺、租住房为生，一年收入十三、四万。由于互助城镇化建设的需要，大寺路村已全部搬迁，村民们住在了高楼，以前的村庄荡然无存，找不找痕迹了，只有640年前与鼓楼同年修建（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文昌阁依然座落在村的中心，香火依旧，每年的中高考前夕，来自四面八方的考生用一颗虔诚的心祈愿。在文昌庙飘逸的松柏香气中，静静地享受一份晨钟里的悠扬，以朝阳为伴，信步于古城威远的大街小巷，一份悠然自得的幸福感会油然而生。村庄沒了，村里的老人们把这里做为村庄的念想，讲述着先辈们艰苦创业的故事，传承着大寺路村那段烟雨缭绕的繁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