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少先队和少共国际师(6)

铁甲骑兵

我们的师长

——记“少共国际师”师长

彭绍辉同志

◎ 沈仲文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正在武汉做胆囊切除于术，电讯中忽然传来彭绍辉同志病逝的消息。强烈的悲痛，加重了我的病情，诚挚的情感，又迫使我不得不拖着还未痊愈的身体，赶至北京。但很遗憾，没能赶上向彭绍辉遗休告别，只参加了彭绍辉同志的追悼会。返回部队后，一幕幕往事萦回脑际，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下这篇文字，作为对曾经是“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彭绍辉同志的一点纪念。

一九三四年初，正是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期，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反“围剿”斗争，进入了异常激烈和艰苦的阶段。敌人集结了一百万军队向根据地进攻，并以五十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斥了毛主席对我们军队的正确领导，不顾客观实际，提出了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略方针，实行“以堡垒对堡垒”、“不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的错误打法，致使苏区人民和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处于十分被动、非常艰苦的境地。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第一次见到彭绍辉同志的。

那时，彭绍辉同志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我是这个师的一名战士。当时，我们的部队驻扎在闽西长汀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天，连长告诉我，上级决定调我给彭绍辉师长当警卫员，并且命令我立即赶到师部报到。我换上一身浆洗好的衣服，把绑腿扎得严严实实的，一路小跑就往师部走去。

虽然这时正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可这里由于是老苏区，各方面都组织得很好，一切显得还是那么宁静和有秩序。小溪边、山坡上、古树下，到处都有人洗衣、做饭、擦枪、种地和收笋。在那绿油油的山坡上，不时地飘扬着一阵阵清脆、响亮的山歌声：

同志哥哟你莫慌，

莫管今日住山岗，

只要大家努力干，

革命成功有指望。

同志哥哟你莫想，

莫管今日吃苦头，

只要大家来奋斗，

革命终归要出头。

春天的江南景色是多么美丽啊，山区的山歌是多么中听啊，可是我都顾不上去欣赏。我整个心思都被一种既高兴，又紧张的情绪占据了。是啊，能在首长身边工作，受教育多，提高得快，太好啦！可是，象我这么小的年纪，参加红军才两年多，能当好警卫员吗？又听说警卫员这个工作可不好干啦，要有什么鹿一样的敏捷，鹰一祥的眼睛，老虎一样的胆量。就是说要胆大心细，眼明手快。我能行吗？当快走到师部时，我又想到，彭师长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调到师里的时间还不长，我也还未见过他，可是关于他的作战勇猛的传说倒听了不少。我想，这样一个厉害的人，一定是个身材魁梧，性格严峻的首长，边想边走，不觉已到了师部。

师部设在一个小村庄的一间破旧的厅屋里。我走到大厅门口，往里看去，一位首长正在一张八仙桌前俯身看着地图，旁边还站着一个参谋模样的干部。我壮着胆子，大声地喊了声“报告”！首长直起身来，点了点头，示意我进来，然后又低下头看地图了。我站在一旁悄悄地打量着我们的师长，心里好一阵诧异，这和我所想象中的那个骠悍粗犷，威风凛凛的模样完全对不上号嘛！彭绍辉同志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身材并不高，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活略显清瘦，在那张平易近人的脸上，一双眼睛也许是因为习惯吧，自然地半眯着，但照样发出熠熠的光彩。当时他还年轻，大概只有二十多岁吧。可是那横枪跃马的战斗生涯，使他显得十分成熟和老练，看去是那么坚定刚毅。他穿着一身灰色的旧军衣，朴素而整洁，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左手那条袖子，由于截去了左臂，空荡荡的搭拉在那里。彭绍辉同志看完地图，向那位参谋交待过一些事情后，微笑着走了过来，握了握我的手，我感触到了他手上那被枪机磨起的粗糙的老茧，显然，这是一位扛枪出身的首长哩！我握着他的手，看着他那空荡荡的袖子，望着他那平凡朴素、谦逊亲切的微笑，一种亲切的敬意从心头油然生起，刚到师部时那种拘束心情早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彭绍辉同志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操着一口湖南腔问我：“小鬼，今年多大岁数啦！”我回答：“十六岁！”“嗯！还是个小鬼嘛！”我心想，还叫人家小鬼哩，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吧！但我没敢讲出声来。他接着又问：“打过仗吗？”我自豪地回答：“打过！”他点点头，既象开玩笑又很有几分认真地问：“打仗怕不怕？”我挺了挺胸说：“怕啥！怕就不来当红军了！”彭绍辉同志高兴地笑开了，用他仅有的那只手，捏成个拳头，在空中舞了一个圈：“对啦，不怕死才是好样的！”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缓慢而有力地说：“记住，红军有三个最可耻：一是打仗怕死最可耻！二是开小差最可耻！三是违反群众纪律最可耻！”每说一句，他那只手就从上向外下方有力地挥动一下，象要把什么肮脏的东西给远远的抛开一样。说完这段话，他招呼我坐下，就象老熟人一样和我谈了起来。我向彭绍辉问志叙述了我不满十五岁参加红军的经历。他仔细、认真地听着我的话，间或提出一两个问题，或者插上一两句话。最后，他对我说：“你到我身边工作，我很欢迎，你的任务就是三条，一是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二是适当地照顾我的生活。”讲到这里，彭绍辉同志指指自已的断臂，幽默地说：“你别看这边少了一个，剩下的那个还很好用哩！我自己能干的，我自己干。干不了的，你助一臂之力好了。”他接着说了下去：“第三条任务嘛，就是学习。你年纪还很轻，将来还要给党做很多工作。一个大字不识，那怎么成呢？这样吧，我给你下个死任务，跟在我身边，一天给我认两个字，好不好？”我两个脚跟一碰，高声回答道：“是！”他亲切地又看了我一眼，不由笑了起来。然后挥了挥手，让我退了出来。

从看见彭绍辉同志那空荡荡的左袖筒起，我就猜想他一定有很生动的英雄事迹。得空总想让他讲一讲，让自己受受教育，可是首长很忙，也蛮严肃。有时我刚开口，他一句话就堵了回来：“叫敌人打断了一条胳膊，有什么好讲的嘛！”要么讲上两句俏皮话：“我有功夫磨嘴皮子，还不如用这一只手加倍地打击敌人，报一报断臂之仇哩！”所以一直到我离开他，他从来都没给我讲过他的作战故事。但是，“世界上没有不漏缝的墙”，从同志们工余闲谈中，我还是了解到了这位“独臂将军”的不少英雄故事：

那是一九二九年。彭绍辉同志在参加“平江暴动”后，跟随彭德怀同志向湘赣边区进军。那时他在红五军的二纵队二大队六中队任中队长。整个冬天，六中队都在平江、浏阳、修水、万载和铜鼓一带活动。那年三月间，大队由长寿街转移到浏阳的芦洞宿营。一天，部队正在吃早饭，敌人突然袭击，彭绍辉同志指挥着中队迅速地抢占了高地，掩护整个大队转移。尽管敌人气焰很凶，犹如潮水一样往上涌，但彭绍辉同志坚决、沉着地指挥着中队，硬是狠很地把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

正在战斗的紧张时刻，彭绍辉同志当时的通信员小陈，突然发现他右腿鲜血直流，就高声叫了起来。彭绍辉同志漫不经心地用手一摸，感到粘呼呼的，低头一看，裤子上被穿了两个小洞，一颗了弹穿透了右腿的上股骨。当时，彭绍辉同志正全力指挥战斗，竟丝毫未感到疼痛。战斗结束后，彭绍辉同志带着中队顺着一条小路翻越连云山向浏阳转移，这才用绑带把伤口包扎起来，由两个战士搀扶着，咬着牙一步步地往前走，每走一步就疼得钻心，血水顺着裤管直流，每走一步，小路上就印上了一个鲜红的脚印。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坚毅地翻越了约三十里路的连云山。到了山下，大家才找到一个靠背椅，用两根竹子捆起来做成担架，把他抬起来走。直到这时，彭绍辉同志才感到精疲力竭，昏迷了过去……

一九三三年冬天，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了。我军在宜黄南部的黄陂首战告捷，一举歼灭蒋嫡系的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活捉敌师长李明、陈时骥。接着，敌总指挥陈诚和敌西路指挥罗卓英继续向宜黄、河口、黄陂一带进犯。当时，彭绍辉同志还在三军团一师任师长。该师在草台岗霹雳山与敌遭遇，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陈诚象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棍一样，疯狂地向我扑来。彭绍辉同志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坚持在前沿指挥，左臂接连中了两弹，负了重伤。战斗结束，彭绍辉同志才从前线撤下来，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不截去伤臂就有可能危及生命。就这样，彭绍辉同志从此失去了左臂。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准备把他安排到地方上去工作。彭绍辉同志坚定地说：“我虽然没有左臂，还有右臂，我还很年轻，还能同敌人进行战斗！只要国民党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部队，不离开战场！”但是，他的充满革命激情的要求却遭到第三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的横蛮拒绝。彭绍辉同志毅然去找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当面向他作了汇报。周副主席很赞赏彭师长顽强的革命精神，亲自批谁了他的要求，并把彭绍辉同志调到二十四师任师长。

我从彭绍辉同志身上，亲眼看到红军指挥员所特有的那种有我无敌、勇猛顽强、坚毅沉着的英雄气质，则是在光明镇的一场战斗。那是发生在“福建事变”后不久的事。我三十四师在闽西将乐县光明镇和敌军八十八师交上了火。光明镇地处将乐城西北，座落于群山之中。这里真可谓“一山放出一山拦”，陇西、雪峰、宝山等大山在这里耸立着，一个挤着一个，不管你朝那里看，全是高山急峡，到处都是粗大的毛竹，扭曲的苍藤，荒草萋萋，怪石狰狞。交战的那天，从一大早起，老天爷就拉着个脸，阴沉沉的，简直叫人想把天撕开一条缝，透些阳光进来。一个小司号员在旁边直嘀咕：“这鬼天气连苍蝇都能闷断了气！”险恶的地理环境，恶劣的天气，给战场增添了沉闷肃穆的气氛。

“砰”！一声枪响划破了战场的寂静！战斗打响了。密集的枪炮声引得山鸣谷应，如同阵阵惊雷滚过天际。爆炸的浓烟卷着炸碎的树木四向飞溅，绿色和黄色的烟柱顶住了天，那一阵阵沉重的爆破声简直要把我们所在的这座小山给抬起来了。师指挥所设在前沿的一个小高地上。彭师长为了更精确地指挥部队，选择山坡上一个突出的部位作观察点，用望远镜观察着战斗的进展情况。他时而和其他的师首长商议几句，时而俯身看着地图，简短的发布一些命令。此时，他已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战斗中去了。对那些在阵地周围肆无忌掸地呼啸着的子弹和弹片，丝毫不加理会。站在身后的我、可快把心提到嗓子眼来了，怕那不长眼睛的子弹会突然向彭绍辉同志飞来，我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身体护卫他，又禁不住想把他拉下来。可看着他那全神贯注指挥战斗的神情和镇静自若的风度，我又几次将伸出的手缩了回来。过了一会，我听到在头上很近的地方有几块弹片发出“嗤——叽”的尖厉声划过，我一下紧张起来，大叫了一声：“师长，危险，快下来！”几乎是同时，我跳到他身旁，使劲把他推了下来。彭绍辉同志先是愤怒地盯着我看了看，接着用眼角瞟了瞟那些在头顶上疯狂飞过的弹片和子弹。然后，出乎我意料的笑了一下，推开我的手，诙谐地说了句“放心放心，子弹头和我是老交情喽，不会来找我的麻烦的！”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上了高处。这时，战斗正打得炽热，彭师长用望远镜扫视着那一片片黄丫丫的敌人，淡淡地一笑，说：“应该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随即下达了向敌人反击的命令。当我师各部向敌军纵深穿插的时候，敌人的炮火更加猛烈地向我师指挥所袭来。炮弹的破片在空中呼啸怪叫，子弹把身边的黄土打得冒起一朵朵黄色的土花。我一看不对劲，就急忙说：“师长，快下来，快……”话未说完，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彭师长的下颔部，只见他满脸是血，当即昏迷了过去。师参谋长命令我和几个战士赶紧把师长抢救下来，用担架往后抬。四五个人抬着一副担架，目标比较大，敌人可能估计到担架上躺着的是我军一个指挥员，就用迫击炮追着我们的屁股后面打。炮弹东一发西一发的在担架前后爆炸，刺鼻的硝烟呛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每当担架周围响起炮弹的嗤嗤声，我们就放下担架，一起扑下身子掩护师长。而当炮弹开了花，我们又抬起担架向前奔跑。就这样，跑跑停停，停停跑跑，好容易才把师长抬到了后方医院。

经医院检查，彭师长的伤势不轻，下颔骨全打碎了，失血很多。当时，我们的医疗条件差，手术器械非常简陋，麻醉药也很少。动手术时，伤处引起了剧烈的疼痛，彭师长的手用力抠住床沿，用双腿死死蹬住了床头。结实的硬木床被压得发出“吱吱”的响声，师长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着，一下下的哆嗦着，黄豆大的汗珠一个劲地往外冒。我站在他旁边看着，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阵的内疚，我是多么想把他的疼痛分担过来啊！彭师长却用顽强的意志极力保持住脸部的平静表情，那双眼睛象平时那样镇静而自然地半眯着，并且安慰我说：“小鬼，要坚强点嘛！革命战士连死都不怕，还能怕疼！？”言语间，好象受伤动手术的不是他，反而是我似的。我望着彭师长那混和着血和汗珠的脸庞，忽然想到了彭绍辉同志常对我说的“三个最可耻”。这三句话，象三颗明亮的星星，闪耀在我的脑际，他的行为，不是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使我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一个红军战士，怎样做一个革命者吗！这时，突然“嘡啷”一声，我们几个人同时拥上前去，只见医生把一颗红色的子弹头扔进了盘子里。彭绍辉同志脸上的肌肉开始松弛下来了，现出了疲乏的微笑。这笑容象回声一样传到了每个同志的脸上，我含着泪花也笑了，但心里却在越来越强烈地翻腾着这几句话：“打仗怕死最可耻！开小差最可耻！违反群众纪律最可耻！”

提到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一只鸡”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当警卫员的，总是希望让首长吃得好一些。因此，我常常想方设法搞一些东西来给首长改善生活，结果每次都受到彭师长的批评。记得一次部队打完土豪后，全体改善生活，我正想着买什么东西给师长改善改善呢，凑巧，有位老乡送来了一只鸡，说：“你们的彭师长一只胳膊打仗，整天睡不好，吃不香，我们老百姓看了心疼啊！你一定让他把这只鸡吃了，补补身子！”我推辞了一番推不掉，付钱给他也不收，我也被他的一片诚心感动了，就先把鸡收下来。想以后再想办法给他钱。管理员看见有了鸡，也高兴地嘴快咧到后脑勺去了，立即拿到炊事班做好后交给我，让我送给彭绍辉同志吃。我想，彭师长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了，这回大家都改善生活，他总不好推辞了吧！我兴冲冲地端着锅子送到首长房里。哪知，彭师长看到我端了锅子走进来，就问：“什么东西？”我得意地说：“好东西，鸡！”他又问：“从哪里来的？”这时，他用那半眯的带着疑问的目光，向着我。“老乡拿来的。”“给钱了没有？”我说：“还……还没有，老乡硬是不要，我想以后送去。”彭师长的脸顿时沉下来，那询问的眼光也变得严峻了，“这怎么行呢？把鸡送回去！”我站在那里不动，并且搬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词，“今天大家都改善生活，你也……”“把鸡送回去！”彭师长严厉地说。他的脸色更加严肃了，简直有点象块铁板了。我端着那锅鸡，楞住了，彭师长一向对战士很和气，我还从未见他这个样子。彭师长看我这副尴尬的模样，脸色缓和了些，走过来扶着我的肩膀说：“常常对你说这些，怎么又忘了呢？这样吧，既然煮熟了，就分给大家吃，钱，从我的津贴里扣出来，今天就给老乡送去！”他加重口气说：“别忘了，违反群众纪律最可耻！”我全身一震，原来准备好的一车话，一句也卸不下来了，我不再说什么，立即端起锅子走回了厨房。大家一看我这垂头丧气的样子，就知道我又碰了钉子。一个小司号员打着哈哈说：“哈，准又是来了个抱着木炭亲嘴——碰了一鼻子灰。”管理员一见鸡原封不动地端了回来，就说：“咳，怎么搞的，平时你是立秋的石榴——满脑袋点子，怎么现在连只鸡也送不了？”我说：“唉，我的点子在师长那里一个也用不上。你去试试看吧！”管理员深知彭绍辉同志的脾气，知道任何人去也无法说服彭绍辉同志，只好眨眨眼，摇摇头，苦笑一声走了。

彭绍辉同志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而对待革命同志，则是肝胆相照，一片赤诚。我在彭绍辉同志身边工作的一年时间里，就亲身体验到他对同志、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心。我参军前家里很穷，从小就给地主放牛，从没上过学，斗大的字也认不上一箩。彭绍辉同志常对我说：“你年纪轻，应该努力学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呢。”在当时行军作战十分频繁的困难条件下，彭绍辉同志经常教我和其他同志认字，从“刀、手、羊”等简单的字开始。每天教一、二个。因为我底子太薄，所以学起来很吃力，彭绍辉同志总是耐心地教我，并常常考我，有时还找一些识字课本来，教我们看书写字。我们师政委肖华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的成长进步，关心我们的学习。肖华同志爱好文学，常写诗，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不仅自己挤出时间来看书学习，也热心地帮助我们。在首长们的关心和榜样的带动下，我们学习的劲头很足，大家都很努力。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各种物资都很困难，特别是买不到笔，我们就想办法用小竹子或鹅毛管削尖了当笔用。如果能用分到的一角或几分钱的“伙食尾子”买到了一点纸或铅笔时，那就是很“阔气”的了。就这样，在彭绍辉同忘当校长兼老师，蓝天绿野当教室，马背枪托当课桌的“大学校”里，我们师部的几个警卫员、通讯员都学会了看书、写字，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

我们“少共国际师”是红军中的一支年轻部队，指战员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全师上下是一个充满革命友爱的战斗集体。彭绍辉师长和肖华政委是很关心战士们的生活的。他们担负的担子重，经常工作到深夜。首长不休息，我们警卫员当然不能休息。每当这个时候，他俩就三番五次地催我们去睡觉。常常温和地对我们说：“去吧，你们年纪小，先睡吧！别累坏了身体！”当时部队经常行军、打仗。行军时，我年纪小，个子不高，彭绍辉同志每次都把我的背包拿过去放在马背上。有时我们几个警卫员走累了，彭师长和肖政委等首长就跳下马来，连拉带推地把我们推上马。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几个警卫员骑在马上，看着前面走路的首长们，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

记得有一次夜行军，大约在三更天的时候，部队出发了，天黑得象一口锅往下盖着，一切都异常寂静。我走在马旁边只能看见马蹄溅出的火星，听到马的喷鼻声。山区天气，真象孩儿脸，说变就变。一阵大风过后，天下起雨来了。越走雨下得越大，简直象有人把天捅漏了一样，一路上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当我们翻越一座陡峭的大山时，山上的小路细得快飘起来了。夜风悄悄地吹来，雨水顺着脖子一个劲地往脊梁上流，风吹得人身上透骨冰凉。山高、坡陡、路滑，战士在泥水中连爬带滚。步行都很困难，显然无法骑马了，这下怎么办呢？怎么能让伤残的师长爬这么陡的山呢？我正着急间，彭师长已经翻身下了马，他走过来，帮助我把身上背的东西全部放到马背上，叮咛我牵着马尾巴往上爬。我当然不同意这么做，可是他根本不管我的反对，抢过缰绳，自己在前边牵着马摸着路，把我甩到了后边。当我抓住马尾巴一步一步往上挪的时候，只觉得脸上一片湿润，但很难分清哪是雨水，哪是泪水。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友爱象团火一样，温暖着我的心。这时，远处的山峰后面突然耀出一道闪电，借着闪电的亮光，我看见彭师长一只手牵着马，另一只空袖筒在旋风中呼啦啦飘动，看见他那伤痕累累的、清瘦的上身微微前倾着，顶着风雨，一步步地向山顶上走着、走着……。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有什么样的指挥员，就能带出什么样的战士。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彭绍辉同志以及师部其他首长的模范行为给他们所带的部队以极大的影响。在我们“少共国际师”里，从上到下弥漫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战士们整年整月过着“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的战斗生活。记得我们那时因为天天打仗行军，很多战士没有时间打草鞋穿，行起军来爬出越岭，石头把脚划开一道道口子，血滴蜿蜒一路。革命胜利的道路，真正是无数战士用鲜血开拓出来的啊！然而，即使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时候，人们想到的也不是自己，而是同志，是集体。没有草鞋的同志常常风趣地说：“我们没有草鞋有皮鞋（指赤脚)。”

“少共国际师”这种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在一九三四年七月的江西石城大脑寨战斗中，得到了突出的集中的反映。

那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指挥，根据地日益缩小，我军开始被迫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少共国际师”为了掩护三军团主力转移，在大脑寨一带与敌展开了激战。彭绍辉师长和师部其他首长以身作则，经常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沉着果断地指挥战斗。开始，敌人依仗着人多装备好，非常猖狂。有时，敌人密集的炮火倾泻过来，就象六月天落冰雹一样，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敌人步兵冲锋时，象一窝蜂一样，乱轰轰地直往上窜。面对着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我们的战士毫无畏惧，充满着有我无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当敌人的炮兵拼命轰击的时候，他们稳稳实实地蹲在战壕里，一边抽烟，一边拉呱。有的说：“反动派是铁打的营盘流水兵。别看他有外国亲爹给的一堆炮弹，凶神恶煞的，等到老子的机枪发言了，他就得趴在地下当狗熊”。有的说：“刀快不怕他脖子粗。等着吧，老子干他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用刺刀杀出红军战士的威风来。”也有的同志说：“人在阵地在，白狗子想在老虎嘴上拔毛，有他好受的！在阵地上，仇恨敌人的情绪控制了所有的指战员。大家只想着一件事：坚决消灭敌人。当敌人端着枪，颤颤兢兢地接近我阵地时，英雄的战士就从工事里一跃而起，勇猛地扑向敌人。他们的喊声，象睛天炸雷一样，吓破敌胆；他们寒光闪闪的刺刀，直杀得敌人血肉横飞。我们的战士就是用这种不可摧毁的革命意志和刺刀见红的勇敢行为，把大脑寨变成了埋葬敌人的坟场。经过几天鏖战，山上树木都被打得光秃秃的，土地是滚烫的，石头也是炽热的，硝烟弥漫，整天不散。敌人的尸体，在阵地前堆成了一座座小山。有的地方简直无法插脚，有的尸体成了血丝条，有的被劈成了几块；有的没有了面颊……我们“少共国标师”付出的牺牲当然也是很大的。许多战士牺牲时的壮烈姿态，令人激动难忘。每个倒下去的战士尸体旁边都倒着几个敌人。有的烈士还保持着向前刺杀的姿势；有的和敌人抱在一起，双手还深深地掐住敌人的脖子；有的战士在身负重伤不能动弹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战斗，就躺在那里用衣服蒙起脸来，默默地死去。有一位排长在牺牲前，用他最后的一点气力说：“我牺牲了不要紧，同志们要坚决守住阵地。要把红旗插到南京去，插遍全中国……”“少共国际师”就是靠着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的。当这场激烈的战斗结束后，全师一万多人只剩下五千人了。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社编辑的《火线上的一年》的专辑中，有一篇题为《少共国际师在大脑寨上》的文章，就高度赞扬了“少共国际师”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

彭绍辉同志当时在“少共国际师”的指战员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同志们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师长”，有的人还在背后叫他“独臂英雄”。他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出身于湖南湘潭韶山的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当雇工，尝尽了旧社会的辛酸苦辣。后来，在军阀何键的部队里当兵，又经受了旧军队中的种种折磨和凌辱。他那身上有着地主老财毒打的印记，也曾落下了军阀压迫的重重鞭痕。直到一九二八年，二十岁刚出头的彭绍辉同志，跟着彭德杯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平江暴动”。投身于革命之后，他才认准了这才是一条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利益的光明之路，“吾道终当行九域，慷慨以身相许”。从这时起，彭绍辉同志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全部爱憎，融化进了革命事业的洪流之中，所以他才能对敌人有强烈的阶级仇恨，在战场上不怕牺牲，视危险若等闲，顽强沉着，能忍受一般人很难忍受的肉体上的剧烈痛苦，“蹈火归来又赴汤，拼却头颅是家常”。所以，他才能对同志充满了阶级的爱，对同志是满腔热忱，劈心相待。他为人耿直，光明磊落，从不搞小动作。有句话说“肝胆照人”，正可以用来形容象彭绍辉同志这样的人。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彭绍辉同志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革命领袖有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炽烈感情。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跟随毛主席转战南北，在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都毫不迟疑地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我记得，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里有很多人对王明“左”倾会主义路线不满，当时部队有一种反常情绪，每次打仗前，有些人就把所有的钱花光了，说：“死了也要做个饱死鬼。”大家把那种与敌拼消耗的愚蠢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法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彭绍辉同志对这种错误军事路线也是十分不满的，但他并不消极悲观，他常常利用红军作战的空隙给我们讲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思想，讲我们红军是怎样粉碎敌人的一至四次“围剿”的。彭绍辉同志常常引起用第一次反“围剿”时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上写的一副对联，右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来教育大家。彭绍辉同志讲解主席的军事思想，深入浅出，常常用形象的比喻来加深我们的理解。他把军事思想比作手套戴在指头上那样，“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军事路线是一个拳头戴手套，看起来威风吓人，但却不符合实际，不能和手指头吻合。

彭绍辉同志对敬爱的周总理有一种特别深挚的感情。他在那次负伤截肢后，就是周总理支持他重返部队的。临行前，周总理还鼓励他：“你虽然身体残废了，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彭绍辉同志在抗击国民党八十八师的一次战斗中，又负了重伤，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发来慰问电，表彰部队“机动抗敌”的卓越战果，表彰彭绍辉同志“英勇负伤”的光荣业迹。彭绍辉同志每当讲到周总理对他的关怀、爱护时，情绪就非常激动。他常说：“没有总理的关怀，我就不能重返前线。没有总理的关怀，我一只手残废，能干出什么名堂来呀1”我们的总理，慧眼识英雄。大树护英华，为我们党挑选、培育和保护了多少叱咤风云的战将，多少治国安邦的能人，多少夺取和保卫无产阶级江山的革命战士啊！

我于一九三四年底离开彭绍辉同志。在以后的战争年代，我很少见到过他。建国后，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才又多了起来。他还象红军时代那样，热心地诚挚地帮助和教育我，我也把他看作自己的严师益友。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少共国际师”年代那种赤诚无间的革命战友关系。他虽然年纪渐渐老了，身体也不太好，但他的革命意志始终没有衰退，直到他病危时，他还操心着工作。一九七八年四月，彭绍辉同志溘然长逝，这是我党我军的一个损失。回首往事，我深深感到：彭绍辉同志的一生虽然不能算是威名显赫的一生，然而是正直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一生。彭绍辉同志的高贵品德和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楷模。我在此引录朱德总司令的一句话来作为这篇纪念文章的结尾吧：“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中。”彭绍辉同志，我们的师长，安息吧！

(沈爱民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