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少先队和少共国际师(5)

铁甲骑兵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一个“少共国际师”战士

在长征路上

◎ 何廷一

象我们这样一些大半生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老兵，是很难流几滴眼泪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却流过一次泪。那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掀起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揪军内一小撮”的阴风恶浪，我当然也受到了冲击。象对许多老干部一样，林彪在空军的那个死党，操纵一些人，也把各种污水劈头盖脑地向我泼来。对于他们的栽赃、诬陷，我当然嗤之以鼻，实事求是地给予辩白、驳斥。可是有一次，当他们放肆地侮辱我的人格，用最卑鄙的语言辱骂我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投机份子”时，我禁不住动了感情，几滴满含激愤的泪水，竟不听使唤地从腮边落下来。回家来，我捋起右裤管，抚摸着小腿上敌人的子弹给我留下的伤瘢，在心底反复自问：如果不是对党和毛主席的一片热爱，如果没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个革命理想的鼓舞，我能够活到现在，能坚持革命到今天吗？不！绝不可能啊！

这一天晚上，以及以后的许许多多夜晚，我长久地难以入睡，记忆常常把我带回到长征路上那些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四年秋天，在抢渡泸定桥以前的一次战斗中，我的右小腿，被子弹打中了。当时部队正在作战途中，不可能动手术，卫生员给我把伤口简单处理了一下，包扎好，又继续行军了。过不了几天，伤口感染化脓了，污黑的血水从又脏又黑的纱布上渗透出来，发出一股扑鼻的腥臭味，小腿肚子肿得有海碗口那么粗，痛得我眼睛直冒金星，每走一步都象有千万支钢针在扎着我的心。前面，还不知要走多少路，也不知还有多少恶仗在等待着我们。看来，我要跟着部队行军，困难确实是很大的。组织上打算从拮据的经费中拿出一些银元，找一家老乡，让我留下治伤。同志们也都劝我养好伤再赶部队。我当时心里是很乱的：走，自己的腿伤这么严重，能跟上队伍吗？不走，留在这儿，我就有可能永远离开部队，离开枪林弹雨里同生死、共患难的亲爱战友啊！不！决不能！党是我的亲娘，部队就是我的家，我永远也不能离开她！我再三向领导请求，我拼命也要坚持走到底，保证不掉队！领导上见我态度坚决，也就同意了。就这样，我留了下来，跟着部队，开始了十分艰苦的行程。

对我最严峻的考验，是在过雪山的时候。站在山脚下，朝那白雪皑皑，逶迤不断，象镜片一样闪着寒光的山顶望去，谁也会倒抽一口冷气。但是我想，别人过得去，我为什么过不去呢？我和同志们一样，按照当地老乡的叮嘱，喝了满满一碗生姜辣椒汤，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一件破单衣和一条缀满补丁的毯子)都拿出来披在身上，然后拄上拐棍，跟着队伍一步一步往上挪。爬到半山腰，路，越来越滑，越来越陡。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的左脚向前迈步的时候，支撑在地上的负了伤的右腿，就象压上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挤轧着伤口火一般炙痛；而当右腿迈开，冻成铁甲似的裤管碰撞着伤口，又似针扎一样钻心。走不了几步，我就得停下来歇歇。不时，有同志赶过我的身边，要搀扶着我走，有的同志还要让我坐担架。我看着同志们在雪光映照下发青的瘦削脸庞和同样艰难的步履，摇摇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鼓着心劲，继续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正当我快爬到山顶时，蓝漾漾的天空，突然北风狂吼，吹过来一堆堆浓黑的云彩，地上的积雪卷着天上的雪花，象一团团喷着雾气的铁砂粒，向人们脸上、身上劈头盖脑打来。原来的一片银白世界，顿时笼罩在灰蒙蒙的雪帘雾嶂里了。路，没有了；腿，好象完全被雪吸住了。我只觉得双眼发黑，头脑晕眩，胸口好象猛地塞进了一个铁球，憋得喘不出气来。我多少次想坐下来歇一会儿，但多少次又警告自己：不行啊，不能坐！因为临上山时，领导上就交待过了，山顶空气稀薄，在身体极度衰弱的情况下，只要一坐下，就可能再也起不来了。在我路过的那道挂满冰柱的断崖背阴处，不是有几位同志已经永远倒下去了么？但是，顶着眼前的暴风雪向前挪动，真艰苦啊，真比什么还难受啊！有那么一刻时辰，我拄着棍子站在那儿，背着风雪，躬着腰，大口大口地往外吐气，浑身软酥酥的，我确实想一屁股坐了下去，即使去见马克思，也顾不上了。可是，一想到马克思，我眼前好象突然亮了起来，我想到了一间小屋里悬挂着的马克思的像，这个满脸大胡子的老人，眯着一双慈祥的眼睛，正在豆油灯光的照射下向着我微微地笑着哩。随即，一曲雄壮的旋律：“……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在我心中升起。啊，记起来了，记起来了，那是一九三一年，在汀州地下党秘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上，我庄严地举手宣誓的情景。我对着马克思、列宁的遗像宣过誓的哟：“革命到底，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的伟火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从那以后，又过去了两年。也正是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我们“少共国际师”的指战员们，高举红旗，在宁都的一个广场上，面对台上高悬着的马列的巨幅画像，誓师出征：“坚决的果敢的武装上前线，……最后一滴血为着新中国。”现在，对我这个十九岁的共产党员来说，革命刚刚开头啊，新中国还远远没实现，共产主义还要走更加遥远的路程，我怎么能走到半路上就停了下来，不负责任地跑去向马克思报到呢？见到了马克思，我用什么向他汇报呢？决不能就这样倒下去！就是死，也要把最后一滴血洒在战场上，牺牲在同敌人的拼刺中啊！我鼓足全身的气力，转过身来，迎着迷漫的风雪，继续向前走去。一步、两步，一公尺、两公尺……终于，我爬上了山顶。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世界，风停止了怒吼，雪花不再漫天飞舞，金灿灿的太阳从云层里露出脸来，把白花花的千山万壑，照耀得晶亮晶亮……。

下山更比上山难。对我这个腿部严重创伤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当我往山上爬的时候，一步一挪，疼痛有个节奏，痛与不痛之间有些许间隙。可是下山时，冰封雪冻的土地，使你无法控制住自已的脚步。往往要费很大气力才能找到一个可以插上拐棍和前脚的冰疙瘩，然后再轻轻地把负伤的腿挪了过去。稍徽不小心，一脚滑过去，伤口同地上的冰棱发生猛烈的摩擦，就象利剑剜肉一般，长时间地撕裂着心肝。看着一些同志坐在雪坡上飞快地从我身边滑翔下去，我最后也下定决心，咬咬牙根，一屁股蹲下，闭上眼腈，往山下滑去。开头，只觉得全身透凉，一股股寒风在耳畔呼啸。后来，双脚碰上了什么铁硬的东西，创口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疼痛、抽搐，忽然天旋地转，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是半个仲头、一个钟头，也许只有三、五分钟，我又恢复了知觉。我动了一下，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但随即感到唇干舌燥，脑子发胀，胸部象压着一块沉重的铁板，透不过气来。我想坐起来，抓把雪润湿一下冒烟的喉咙，但是两条胳膊象两根木头，不听使唤，身上好似被千百条绳索捆绑着，简直不能动弹，而伤口周围却火烧火辣的，每个汗毛孔都象扎着一根根钢针。这撕心的裂疼，反倒使我清醒过来了，各种杂乱的印象闪过脑子，飘飘忽忽，不相联系，象做梦一样。想着想着，上山时记忆中的那一幕入党宣誓又生动地浮现在眼前，耳畔又回响起“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缓慢旋律。在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下，我和我的战友度过了多少战斗的日日夜夜啊！我们有多少好同志，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啊！短暂的记忆回到了一九三四年秋的驿前战斗。我当时是“少共国际师”师部的作战参谋。战斗打响后，师首长命令我带着一部电话机在前沿掌握战斗情祝，同师指挥所以及各团联系。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成吨成吨炮弹象暴雨一样向我阵地倾泻，敌机贴着山头俯冲扫射，发出震耳的轰响。大地在脚下猛烈地颤动，工事被打得摇摇晃晃，顶部的土层哗哗地往下坠落。我冒着工事炸塌的危险，坚持向师部报告战况，向各团转达首长的命令。由于敌我火力悬殊，我驻守阵地的连队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后，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战斗人员了，电话员也牺牲了好几个。不一会儿，敌人已经冲了上来，一位班长通知我赶快撤离。当我抱着电话机冲出工事时，敌人已经包围过来，我刚露出头，一排排子弹从我身边、头上嗖嗖地穿了过去。我一手抱着电话机，一手把手榴弹向敌群掼去，在一阵火光和爆炸声中，我滚下了山沟，避开了敌人的追击。但那位班长为了掩护我，却壮烈牺牲了。回到师部后，由于坚守岗位，我受到了肖华政委和彭绍辉师长的表杨。但我却怎么也抑制不住对牺牲了战友们的哀思。我暗暗宣誓：一定要永远保待和发扬“少共国际师”的光荣战斗传统，完成先烈未竟的遗志，跟着党革命到底……记忆到这里中断了，我深身感到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挣扎着站了起来，拄着拐棍，忍着疼痛，一步一步向北走去，向北走去……

在长征路上，我和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就是凭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这股信念，就是依靠首长和同志们的关怀、照顾(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陈奇涵同志，还有其他首长，曾经用他们的马驮着我走过一段一段最艰难的路程)，用一条腿带上另一条重伤的腿，跟着党和毛主席，爬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胜利地到达了陕北。今天，当我回顾这段往事时，我深深地感到，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战争，是一座伟大的熔炉，培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我也感到，“少共国际师”不愧是一所共产主义的学校，它使我们这样一批战士，懂得了应该怎祥生活和战斗。不管林彪、“四人帮”一伙怎样诬蔑、咒骂，我是以自已曾经是“少共国际师”的一名战士而感到骄傲。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跟着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阔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