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南唐帝王谱（8）：中原易主

挑灯读史梦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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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七年（942）六月，后晋高祖石敬瑭驾崩，本来希望幼子石重睿接任，宰相冯道和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却改立年长的养子石重贵为帝，即后晋出帝。

在对待契丹的态度上，景延广向出帝建议向契丹皇帝称孙而不称臣，枢密使桑维翰建议维持以前关系，而冯道保持中立。

由于后晋对契丹挑衅，耶律德光对后晋宣战，经过五年的激战，出帝投降，后晋灭亡，契丹占领汴梁。

南唐伐闽之战历时近三年伤亡数万人，最后却只落了个空虚寂寞悔。

在围攻福州的紧要时刻，天福十二年，保大五年（947）正月，契丹把灭掉后晋的消息派使臣告诉南唐，并且邀请元宗李璟到边境会盟，共商中原政权的废立。

据《南唐史》记载，契丹灭后晋后，遣使到南唐报告说，‘后晋少主逆命背约，自贻废黜，吾主欲与唐继先世之好，将册君为中原主。’

大概意思就三点：一是后晋少主背信违约与契丹交恶，被契丹消灭了；

二是南唐自从烈祖就与契丹太宗结为盟友，希望继续友好；

三是重点，准备册封元宗为中原之主。

元宗回复道，孤守江南，社稷已固，与中原阻隔，无意他顾，只希望善待臣民。

有说法是元宗有骨气，不愿做契丹的儿皇帝，纯属无稽之谈。

元宗做梦都希望占据中原，后晋石敬瑭被诟病的不是与契丹结盟向契丹借兵自称附属，而是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还有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

元宗只是有心无力而已，一个弱小的闽国都已经让他疲于奔命，从去年五月福州围困到现在已经大半年了，毫无进展，他哪里有实力北上中原啊。

后晋灭亡，既有见风使陀的观望者，如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等，也有激烈的反抗者，比如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杀死契丹使者投降后蜀，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率众南投南唐，后晋很多淮北方面大员都纷纷向南唐示好表达归顺之意。

时任虞部员外郎韩熙载上疏，陛下恢复祖业，正当其时。如果契丹皇帝北归，中原有新的主人，想在推翻易主就太难了。

这的却是南唐有且唯一一次可能问鼎中原的机会，中原无主，政治真空，这时候出兵北上，无论结局如何，最起码是最佳时机，但能否有实力把握机会并实现就看元宗李璟的能力了。

从后面的发展来看，耶律德光无意长期占领中原，就是对后晋出帝不满意，也许真的就是想找元宗李璟做中原的代言人，后面随便拉来后唐明宗的儿子李从益做傀儡皇帝也能看出，耶律德光也没什么合适的人选，毕竟从南唐烈祖开始两国就保持着双边友好关系。

如果李璟真的有雄才大略就应该同契丹结盟，先入驻汴州再说，先入为主，后面的困难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也是最难的就是处理好同契丹的关系；

毕竟不同于后晋高祖，从开始是祈求对方才得到契丹出兵帮助的，条件就是认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割让本不属于他的燕云十六州，而南唐就不同了，本就是平等的结盟关系，只不过有契丹帮助才能顺利入主中原，吃人家嘴短，表面是双边友好独立的国家，肯定私下里是契丹的附属，就像二战以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等站稳了脚跟稳定了局势，有能力有实力的话再徐图摆脱契丹的控制，大不了来一场大决战，败的话再退回江淮也好啊。

即便元宗不来，河东刘知远来了，几年后后周替代后汉，后周世宗不也把南唐打得满地找牙，最差的结果也无法如此吧。

如果元宗占据汴梁，也许就没有后面世宗什么事了。

当然李璟的能力确实也不足以成什么大事，待在南唐也许真是他最好的选择，问鼎中原真的只能是一场白日梦。

其二就是清除不服从管理的藩镇节度使，在契丹帮助下占领汴州，周围有实力的割据势力需要自己去搞定，就是刘知远后面也花费很多精力平定几个藩镇的叛乱才稳定局势。

如果李璟真的有实力搞定这一切才能在中原存在下去，也才有可能下一步面对契丹。

错过就永远错过了，元宗应该不会后悔，他根本没有这个实力，偏安一隅可能活得更久一些，来了汴州，说不定早就game over了。

三月，福州大败消息传来，倾国之力一个福州都攻克不下，何谈各路割据势力都虎视眈眈地中原政权呢。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出兵后晋，并不是为了占领中原寻求领土控制，他只是因为出帝拒绝承认臣属地位而出兵。

真正占领汴梁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傀儡皇帝，便自称兼任中原皇帝，取消汴梁的首都地位，改契丹为大辽帝国。

欲据中原，必有占据中原之策略，而耶律德光却对京城周边地区进行烧杀抢掠，被称为‘打谷草’的掠夺政策。

其次对归附节度使进行调整并把他们软禁在汴州，并取消他们私人武装等，各藩镇反对意见很大。

民心尽失，各地藩镇群起反攻，耶律德光无力抵御选择启程北归，后晋京城所有体制内人员全部被带走，中原一下出现了权力真空，如果不是走在半路耶律德光病死在一处沙湖林的地方，劫持北归的后晋官员才得以回到中原，中原政权的延续真的就会出现断崖式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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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远，沙陀人，最早跟随后唐明宗，后晋高祖称帝居功至伟，被高祖石敬瑭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

出帝继位，双方互相猜忌，权力被限制在所辖区域的刘知远，私下招募兵马，积蓄力量。

等到后晋出帝与契丹交恶，刘知远保持中立：

1. 对于后晋出帝，明知结局不妙，也不阻拦；

2. 对于契丹，既不阻挡也不支持。

等到契丹占领汴梁，刘知远又采取新的策略：

1. 分兵严守四境以防契丹入侵；

2. 奉表向耶律德光名义上表示祝贺并表示臣服，一是祝贺占领汴梁；二是太原各种人等混杂，形势复杂，不敢擅离职守，以防出现动乱；三是有贡品上贡，只是在途中被晋阳城南驻扎的契丹军耽搁了，希望能召回次军，尽快把贡品送达；

3. 拒绝入朝。

刘知远的处置措施非常得当，既向契丹示好不对立，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契丹和后晋经过四年惨烈的激战，各自都元气大伤，而此时的河东兵强马壮，这么多年的刘知远的处心积虑地招兵买马，现有马步兵五万多人，由于不受战争的影响，非常富庶。

和南唐的虚假繁荣相比，刘知远才是真正的养精蓄锐，随时准备厚积薄发。

耶律德光深知刘知远的野心、实力和影响力，为了拉拢他还是给予契丹的最高礼节，同时也派使敲打他道，汝既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为？

身边大将都觉得契丹早晚会对河东动手，不如早下手为强，举兵勤王东进，一呼百应，胜负尚未可知呢。

刘知远对形势有种清醒的认识，对手下将领详细分析目前形势：

1. 用兵轻重缓急要合时，契丹刚占领汴梁，应该先观望一下；

2. 刚接受十万后晋士兵，虎踞京都，士气正盛，不宜轻举妄动；

3. 今观契丹在乎的是钱财货物，等到掠夺足够多的财宝货物肯定北归，况且天气渐热，冰雪消融，势难久留，应该等他们离去然后再出兵东进，可以确保必胜。

当时在全国有影响的割据势力主要有后蜀孟知祥、荆南高从诲、吴越钱弘佐、楚国马希广、南唐李璟以及河东刘知远。

楚国五马争槽，正打得不可开交，根本无力他顾，况且楚地距离中原还隔一个荆南。

吴越正在和南唐争夺福州，另外吴越和中原还隔着南唐也无力北顾。

后蜀地势守成容易几乎不可能对外出兵讨伐。

契丹别归，能成为中原新主之人只能在南唐元宗李璟和河东刘知远之间选择其一。

而接下来南唐在福州大败彻底暴露了它外强中干的真相，它根本没有实力问鼎中原，很快全国人民都看清这一点，就好像俄乌冲突的普大帝，一场不对等的战争彻底暴露了他外强内干的本质。

不知道是史书为了美化后汉这位创始人还是历史的真相就是如此，刘知远对局势的分析被后面的形势发展一一印证。

为了把戏演得逼真，继续把低调和忠诚演绎到底。

昭义节度使张从恩准备入朝向契丹效忠，出发前专门派使与刘知远沟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刘知远为了不过早暴露自己的企图故意回复道，“我怎么可能以一隅之地对抗天下啊！君宜先行，我随后就到。”

骑墙派荆南节度使高从诲遣使向契丹进贡示好的同时，也遣使到河东向刘知远劝进，让他成为对抗契丹的旗帜。

刘知远没有悬念地再次拒绝。

当听说雄武军节度使何重建投靠后蜀，刘知远还是很痛心的，他也深知中原应该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成为反对契丹的旗帜和首领，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实力和契丹的差距，更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

小不忍而乱大谋。

即使知道耶律德光带着后晋出帝及群臣北归消息，他仍在观望，他就像一个老猎手紧盯着猎物，不到有绝对的把握觉不轻易出击，直到确信契丹大势已去，才在群臣的多次劝进下在太原即皇帝位。

后晋开运四年（947）、大辽会同十年、保大七年，刘知远在太原即皇帝位，为了得到后晋旧臣的支持，继续称后晋，但不愿意使用开运年号，继续沿用天福年号，称天福十二年。

· 任命皇弟原北京马步都指挥使刘崇为太原尹，相当于坐镇大本营，后来后汉灭亡，刘崇称帝，史称北汉，由于和契丹结盟，一直到宋朝建立才被统一。

·从弟原北京马军都指挥使刘信任义成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任忠武节度使，兼步军都指挥使；

·右都押牙杨邠任枢密使；

·蕃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任枢密副使；郭威第一次被提及，五代后周的创建者；

·两使都孔目官王章任三司使。

这几个后汉的重臣后面还会被提及，先简单介绍他们出场。

耶律德光听到刘知远称帝的消息后，下令削夺其官爵，并调兵围攻，只是军心不稳，缺乏战斗力，尤其耶律德光病逝的消息传来，契丹部队更没有斗志。

刘知远召集君臣商议东进策略，共有三种进军路线：

其一从井陉（今河北石家庄附近）出发，攻取镇州（今河北真定）、魏州（今大名），率先平定河北，则河南不战自降；

此线路为进取汴梁的中规中矩的正道，诸将大都建议按此线路出兵；

其二从石会（今山西榆社县附近）出上党（今山西长治），穿过太行山进入河南鹤壁卫辉然后汴梁；

刘知远倾向于这条线路；

其三自汾水直接南下，从阴地关（今山西灵石西南）出晋州（今江西临汾附近）、绛州（今山西运城附近），只有占领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泽州（今河南晋城），洛阳也会顺势归附，汴梁不日可达；

这是枢密副使郭威建议的线路，他的理由是：

第一条线路首先平定河北，虽然契丹在中原群龙无首，契丹兵势犹盛，各据坚城，如果出兵河北，兵少路迢，旁无援兵，如果敌兵联合起来攻击我们，进退两难，形势危矣，此路太险，不确定因素太多；

第二条线路山路崎岖，地贫民稀，物资供给困难，不适合大部队通过；

第三条线路正好绕过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出河东就是河南，陕、泽两州契丹实力影响薄弱，相对容易攻克，马上就兵临洛阳城下，洛阳克，不日可达汴梁。

刘知远拉着郭威地手激动地说，兄弟你就是上天派来辅佐朕的，他日问鼎中原必不忘兄弟之功。

刘知远绝对是郭威的伯乐，当刘知远已经成为河东节度使，比他小仅九岁的郭威只是一个勇猛能打的亲军将领而已，是刘知远发掘了郭威的非凡才能，不断得到重用，成为身边的亲信将军和智囊，而郭威为了后汉的建立居功至伟，可以说没有郭威就不一定有后汉的建立，最起码还有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

确定了战略目标，下面就是执行了。

也有著名的历史学家评论称这是一条苟且之路，应该走第一条线路，成大事应先难后易，击败了河北的强敌，其他地方就会惧怕胆怯，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则基业自固。

这一看就是书生谈兵，刘知远以山西一地对抗天下，实力相当有限，胜负难料。

而当时南唐要论实力都比河东不知强多少倍。

当时的南唐包括江西省全部、江苏、安徽大部、湖南、湖北一部分，领土面积五六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五百万，兵力20-30万，涵盖步军、马军和水军，在五代中实力最强了；

再看刘知远的河东军所辖仅山西省，人口几十万，兵力仅五万，面积不过十几万，这点实力地方割据自守可能够了，但要问鼎中原实在勉强。

只有抓住机会一击成功才有可能成事。

河东军南下之路就不缀叙了，河东军迅速占领了洛阳、泽州以及后晋的西北部。

攻占洛阳后，谨慎的刘知远才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

紧接着攻占并定都于汴州。

契丹留下来的中原政权负责人萧翰和傀儡皇帝后唐明宗的儿子李从益向刘知远投降后被杀。

此年正月，刘知远改年号乾祐后不久驾崩，次子刘承祐即位，即后汉隐帝。

之所以花大篇幅介绍后汉的建立，是因为主要介绍十国内容，没有五代，顺带在这里介绍一下。

刘知远画像

河东出兵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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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远可能并非皇帝的首先人选，但还有其他人选吗。

耶律德光北归，中原权力真空，回头看一下南唐的做法，根本就不像一个希望有作为的大国所为。

保大五年（947）五月，元宗李璟收到契丹放弃中原北归的消息，还是有点期许和憧憬的，下诏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

意思就是说，中原那本来就是我的呀。

这时候才想起中原是他的了，黄花菜都凉了。

任命镇海军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准备出兵中原。

紧接着刘知远占据汴州的消息就传来，元宗马上就纠结了。

出兵还是不出兵是一个问题？

纠结的结果就是李金全随时做好出兵准备，暂缓出兵，等等再说。

保大六年（948）七月，镇守河中的后汉护国军节度使李守贞反叛后汉隐帝，被枢密副使同平章郭威率军团团包围在河中，李守贞病急乱投医，分别派使到南唐契丹后蜀等寻求援军，李守贞派来的特使朱元的到来重新勾起了元宗内心深处对中原复杂的情感。

剪不断理还乱，想出兵征伐中原没有底气，不出兵又不甘心，优柔寡断的元宗一直就生活在纠结中，没有雄才大略却又有一颗志存高远的灵魂，注定一直生活在不堪的悲剧世界里。

再次任命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率军、清淮节度使刘彦贞为副手出兵援助河中。

李金全原来是后晋安州节度使，后来叛逃到南唐，军事才能还是相当了得，这次正副总指挥的人选还是称职的，但如果看到领导层名单时估计都被气死了。

谏议大夫查文徽做监军使，兵部侍郎魏岑为沿淮巡检使，这个时候福州之战还没有开始，元宗最相信的就是几个身边奸佞小人，指望他们拍马屁绝对强项，指望他们上阵杀敌就是扯淡了。

南唐军刚进入忻州（今徐州附近），李金全就发现后汉扎下的伏击圈，及时撤兵，避免了南唐再一次失败的下场。

元宗李璟派使希望与后汉双边关系正常化，请求恢复贸易商旅活动。

元宗最起码暂时停止了对中原的幻想，但心底时常还会涌起对中原的向往。

而刘知远作为中原地区保留下来几乎唯一持有重要战略资源和实力的割据势力，契丹北归，中原权力真空，他确实是不二人选，其他有点实力却又不足成事的节度使要么被消灭，否则只能没有选择地归附他，即便心里也不是真心顺服，也确实有想依附契丹选择对抗的，最终都被消灭，契丹对中原的影响随着耶律德光的北遁而消失，他们是不可能成功的。

总而言之，刘知远入主汴州是历史的选择，虽然在汴州不到一年就驾崩，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历史的车轮依旧向前进，为后周太祖郭威的登场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