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故居

布衣平鸣

　　徐世章旧居，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126号，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的砖混结构三层摩登式建筑。楼内设有书房、舞厅、客厅、餐厅等。楼房四周有一庭院式花园，设有假山小亭，四周为透景式花墙，是一处环境幽雅的高级私人住宅。

徐世昌（1855年10月20日—1939年6月6日）是一位活到85岁的政坛常青树。徐世昌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由于字写得特别好，专门治理文牍，在遇到袁世凯后，两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徐世光兄弟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世凯慷慨赠银百两以为川资，使徐氏昆仲得以成行，并同时中举。戊戌变法时，徐世昌、袁世凯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世凯却听信了“军师”徐世昌之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世凯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世昌、袁世凯很现实地选择了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诚然，即使当时徐赞成支持新党，亦是以卵击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过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故当时有民谣骂袁世凯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因难逃其责，幕后高参徐世昌亦难辞其咎。

1882年与弟徐世光同中举人，与袁世凯结为了终生好友，先后任商部左丞、兵部左侍郎、东山省总督、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太傅，1911年为内阁协理大臣，成为清政府第二号人物。袁世凯当总统，颁授勋令，“勋一位”仅一人就是徐世昌。1914年2月又派人到青岛第三次敦请，他终于重回北京当了国务卿（相当于总理）。徐世昌善于拉关系、交朋友，又绝不骄矜，不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从而为日后重掌枢要铺平道路，徐世昌因此而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着袁世凯兴致勃勃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辞去国务卿一职，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

民国七年（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数，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民国十一年（1922年）终于爆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从此徐世昌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1939年6月，85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真可谓：

数点梅花亡国泪；

两朝开济老臣心。

有人在他八十岁寿辰时，送去一幅祝寿联：

是遗老不是逸民,居东海滨,渴想斯人来日下;

为隐士亦为政客,祝南山寿,会看残菊傲霜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