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外语老师

小林

　　回望走过的路，或平坦，或崎岖，甚至还有异常艰难的攀爬之境。学习、工作、生活，接触到多种关系、形形色色的人，总有一些人一些事，长久地留在记忆里，尤其在青少年时期，老师的所作所为，会对我们产生较之于他人更加深远的影响，当有了一些阅历后，那些深度刻印，会引发再度思考。

　　我在长治二中接触过的三位外语老师，他们的经历和作为大相径庭，通过后来的阅读和工作，逐渐感觉颇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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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3月，我进入长治二中就读高中。

长治二中的前身是“山西省立第四中学”，始创于1904年，称作“潞安府中学堂”，是清王朝在长治市上党古郡原潞安府贡院旧址上成立的第一个新学堂，后随时事变更多次易名，1913年改名为“山西省立第四中学校”。1938年更名为“抗日民族革命中学”，时值抗战时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曾到校视察。1952年改名为“山西省长治市第二中学”

　　文革前，长治市一中和二中是市里最好的中学，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排名你争我夺，难分伯仲，直到1966年停课。

我们是复课后的第一届高中生，我入校时，大概误了三四个月的课，各门功课一头雾水，尤其是英语。

🔸景新汉老师🔸



　　景新汉老师是我们的英语老师，他大约三十几岁，瘦高的个子，脸色略黑，一身整洁的牛仔服，休闲鞋，领口露出熨烫平整的浅色衬衣衣领。他讲课声音不大，带有浅浅的微笑。他没有一般老师那种非要大家学会不可的迫切感和强烈要求。没有统一的教材，景老师更是随意而为，有一堂课他讲句子“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然后要大家改为疑问句和否定句，机敏的同学立即提醒他换个句子来做。

　　他的痴愚，与其经历有关。他先是毕业于台湾大学，后留学美国，1967年学成后绕道瑞士香港等地，几经辗转回到大陆，先在偏远县里，后到二中任教。

　　多年前读《李敖回忆录》，书中写道，李敖台大毕业后当兵，当天到火车站送他的几个同学中，竟然有景新汉老师。李敖生前反对“台独”，支持两岸统一，作为他志同道合的同学和挚友，景老师由美归国的壮举就在情理之中了。

　　改革开放以后，景老师调到山西大学任教，后又走上仕途，任山西省外办主任。我2006年随团游历欧洲，护照末页“景新汉”三个字的签名十分醒目。

后来偶然听说景老师先后在几个位置上都做得不顺，我想这太正常不过了，他曾经接受的滋养，可能并不适合于这片土壤，他在异国他乡建立的精神气质，如何在当下的官场上挥洒？

　　我与景老师的一次直接接触是在上学期间。几经努力，英语成绩有所提高，一次考试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这次考试应该是满分，但卷面不整齐，给你扣掉5分，他鼓励我继续努力，有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他。我知道一次偶然的好成绩并不反映自己的真实水平，所以一次也没敢去请教，现在看来更是辜负了老师的期望，依然是一个英语盲。

🔸陈封雄老师🔸



　　陈封雄老师是低我一届的高中班英语老师，他那时四五十岁的样子，面色红润神采奕奕，走路稍显八字，皮鞋锃亮，往上看，裤线笔直衣袖平展，头发更是一丝不苟。五七年那场风暴，把他从北京席卷至长治二中。

　　我高中毕业即回到农村，几个月后被学校召回，在教务处打杂，主要工作是文印。刻蜡板印文件，印学校所有需要印发的纸质材料，包括试卷、通知、宣传稿件等，间或也代班教课。

　　我与陈老师的交集有二：一是刻制和油印他写好的英语试卷，然后按份数和班级密封后交给他，这项工作一个学期有几次；二是因为学校在长治市南街街口有一块非常大的宣传栏，名为《激扬文字》，由几位能写会画的老师负责定期出版。绘制板报的教室在我工作兼卧室的文印室旁边，我有幸和绘制板报的老师们经常接触，陈老师也在其中。由于刻蜡板，我当时仿宋体写得很好，板报的一部分小字书写，老师们就交给了我。这一群老师，个个来头不小，满腹经纶才华横溢，边工作边海阔天空地聊天，陈老师更是幽默健谈。我在他们看似随意的聊天中感受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博学，从中汲取为我所用的技能，触碰他们思想的火花。

　　陈老师也常到文印室来串门，他叫我文印同学，意在讥讽那些把工作内容当做称谓来叫的现象，像张会计、李保管之类的，其实我们见怪不怪早已习惯。

　　大概十多年前，买了陈寅恪三个女儿所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其中列有陈家家谱，这才知道，原来陈老师是陈寅恪大哥陈衡恪的三子。陈家上下几代，或为官清廉励精图治，或学贯中西才识过人。

　　想想那是五十年前了，如果我当时知道陈寅恪，知道他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知道陈老师与其的叔侄关系，可能对陈老师更加敬仰，甚至希望从他那里了解和学习更多……。年轻时，我们太孤陋寡闻了，多年的停课及复课后的粗浅学习，形成了深深的文化断层，无知且不自知，错过的太多了。

🔸俄语C老师🔸



　　C老师没有教过我，他是初中的俄语老师，同时也是校革委会成员。C老师很白，略显胖圆的脸上架一副白框眼睛，他不太爱说话，走路时很执着地盯着前方，一副认真的样子。

　　我和C老师的来往，源于他让我做的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在革委会里估计是负责人事工作，所以能看到每个人的档案。他把那些有“问题”的老师的档案里最能说明他们“问题”的部分抽取出来，要我刻在蜡纸上，每天晚上过来刻几份。刻好的蜡纸他小心翼翼地收起来，并不在我这里油印，我想他可能是只是保存蜡纸或是他自己有油印机。

　　虽然我的父辈也有“问题”在身，但我还是低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蜡纸上刻下的内容让人大开眼界甚至惊心动魄。一是惊叹于老师们“问题”的多样性，从家庭出身来说，五花八门不下十几种，由个人经历所造成的“问题”更是林林总总奇奇怪怪，这些都不再赘述；二是惊讶于二中的老师，有“问题”的居然占绝大多数——从初中到高中，十几岁的少年竟是在这样一些“问题”老师的教导下攫取知识，一批批走出校门。

　　C老师的收藏可能仅仅是个人爱好，2009年，长治二中庆祝建校105周年，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在收藏展览室里，我看到了C老师的集邮展，洋洋洒洒分门别类很是壮观，看来收藏伴随了他的一生，只是不知道除了档案与邮票，他是否还有其他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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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尘流年，终是纠结。

年轻时，受多种因素所限，不可能更多地去思考去辨别，但冥冥之中其实是心有所想，当接触到像陈封雄这样的许多老师时，正契合了我内心的需求。我在长治二中两年上学三年临时工，那是我17岁到21岁，那些如父辈的老师们，即便有些没有教过我，但他们的言谈举止、学识和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世界观的形成，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每一位老师都值得书写。

　　感谢老师们，感谢长治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