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我妈妈气得半年没再和张阿姨说话，在街上碰见她要么绕着道走，要么迎面笔直走过去，权当没看见。妈妈要求我把杨雯姐姐送的东西扔掉，我拒绝了，理由是“有那个必要吗？”、“这些东西留在这儿，难道会伤害到谁吗？”妈妈妥协了。我其实并没有很喜欢杨雯姐姐送的这堆东西，年幼时没有，现在更难说对它们怀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我之所以在姐姐家长久地盯着它们看，只是想听姐姐说出那句，“喜欢吗？喜欢就送给你吧！”我很好奇，她对孩子们的纵容极限到底在哪。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她能忍让到什么地步。妈妈忧伤地看着我，瘦伶伶的一只皮囊，骨架在里头勉力支撑着，她说自己命不好，生养了一个这么多病体弱的女儿。我四岁时发过一次可怕的高烧，一个雨夜，医生让我们家里人做好“心理准备”，父母最终买光了周围街区每一家小卖部冷柜里的冰棍、饮料和冰块，将我滚烫的小躯壳埋在冰里，“这样才捡回你一条命。”妈妈说，“那次你差点死了。”之后“体弱多病”、“药罐子”这些标签便黏在我身上，怎么撕都撕不掉了。它们顺着皮肤，融入骨血。公历2022年4月15日夜晚21点十三分钟，真正的故事是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的。我和约饭的姐妹告别，一个人踏上回宿舍的路，清爽洁净的夜晚空气中，无数道明亮的白色光线笔直地从校园小径两侧的路灯头倾泻而下，将黑色的夜切割为条状。条状的黑暗在摆着空无一人的长椅的角落里被封入密闭的小隔间，幽暗的隔间与周围咫尺之外的明亮格格不入。校园很空，我穿过法渊阁和梅一宿舍楼之间窄小的树林，树林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