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退兵的特殊经历

马杰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一年，那年我30岁。3月初，领导安排我到新兵连当医生。如今回忆起来，已记不起是哪位领导找我谈的话，也想不起我是怎么拿着行李到新兵连队报到的。甚至新兵连的领导班子是哪些人，我都忘记了。

被退兵战士的名字也忘了，只记得他姓杜，我叫他小杜，是北京通县胡各庄人。因为在部队体检复检中发现他的肺部有阴影，属于退兵的标准范围内。

4月2日，我和小杜搭军用卡车到宁波火车站，先坐火车到上海，在上海买的是去北京的快车票，上火车时已经没有座位，一直站到南京站，我俩才有了座位，当年火车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车上有一位自带小板凳的旅客，一路上给我们讲故事，打发长途旅行的疲劳和寂寞。故事内容有“九龙杯”、“反射铜镜”、“慈禧墓中穿的珍珠鞋”。故事情节，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来。

4月4日凌晨，火车到达北京站， 通过车站的接待站，得知附近宾馆已经无房间可住。我们两人被安排在一个打烊的浴池住宿，就住在澡堂子的边上。这个时候能有地方住，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大约睡了5到6个小时，我们被上班的工作人员叫醒了，因为他们的主业是浴池业务，只有夜里接待住宿人员。

我和小杜匆匆吃了些早点，就乘公共汽车来到了通县，这天是星期天，也是清明节。武装部不办公。经联系，我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小杜直接先回了家，我们约好第二天再一起到武装部办手续。

我住的房间，是个大通间，同室的有铁道兵的许多同志。晚饭后聊天时，说起天安门广场有许多花圈，因为他们有施工车辆，大家商量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当汽车开出大门时，门卫拦住我们说：上级有指示，不让去天安门。但看见我们都是军人，也就放行了。汽车停在了前门附近。我们几个人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当时的广场已经成了花圈的海洋，除了悼念周总理的诗歌标语，还有许多悼念杨开慧的诗歌标语，因为我们都身处部队的特殊环境，管理严格，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

大约快到午夜12点，我们觉得时间已经很晚了，就开车赶回通县招待所。

招待所里一夜无事，这觉睡的质量就比昨天澡堂子睡的好多了。

4月5日，到了上班时间，我和小杜一起到通县武装部办理退兵的交接手续，我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上午没有别的事情，我看到通县西海子电影院放映《节振国》，就买了张票看电影。放映过程中，突然电影停止放映，开始播出《告北京人民书》，才知道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事件。而我差点身陷其中，时间就差那么一点点，回想起来，还真感到有些后怕。

当天下午我从通县又到了市里，因为出发时有几位新战士给了我家里的地址，让我到他们的家里看一看，记得有王维建、候燕辰等几位北京新兵。途径中南海和长安大街时，明显感觉气氛十分紧张，从人们的表情和言语中，可以看出都带着深深的忧虑。

在北京停留的几天里，我受到了新战士家长们的热情接待，我理解他们，把孩子送到部队，希望部队能把他们培养成材，家长们对部队的期盼很高，至今还让我铭记于心。其实我能做得很少，觉得自己有愧于家长们对我的重托和希望。

从北京回到宁波，在石沿汽车排住地等待开往西沪港的交通艇的时候，遇到了基地战勤科的白副科长，他知道我刚从北京回来，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回到部队，可不要乱说呀。”

注：这篇文章是根据陈孝先老战友的回忆编辑而成的。

陈孝先老战友：1946年生，浙江江山人。1964年考入原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1969年毕业，由于文革被延迟一年。1970年8月入伍，先后在西沪港部队卫生所，潜艇任军医，1985年底任支队卫生科长。1991年9月转业到地方工作，现已退休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