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英文集】 李約瑟如何選中了我

英中世遗文化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正好在醫院完成臨床實習。因為我是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學員，當時軍隊院校畢業分配比地方院校早，在1967年底就分配下去了，我到東海艦隊大別山艦當了海軍軍醫。因為水兵都很健康，有點“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做了三年就複了員。那時政策是“哪兒來哪兒去”，我是金華二中保送進的軍醫大學，就得回到金華去。到金華行署報到，又正好遇到毛主席“6.26”指示，在動員醫生下鄉，於是說我來得不是時候，不能分配到醫院工作，否則他們工作難做。我被安排去一座深山水庫工地為兩千名民工做保健醫生。後來又進一個在農村的工廠做廠醫。聽天由命吧，“文革”是不容許有個人理想的，隨遇而安。但想做一個好醫生的願望始終策勵著自己，山區是缺醫少藥，為了彌補，這時候我就自學了中醫。

學中醫有一句話，叫做“秀才學醫，籠中抓雞”。學了西醫，只要不被西醫概念套住，自學起中醫來，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我用中西二法為貧苦的農民、工人治療，效果十分好。一時聲譽鵲起。但即便如此，仍沒有想過有朝一日，能跳出泥潭之地。1976年“文革”結束，也沒有此種奢望。1978年初忽然傳來消息，國家要組織考試，恢複研究生制度。周圍的人無不說，我考研究生肯定沒有問題。但我說不行。因為研究生一定要考英語，可我中學大學學的都是俄語，如何考得上？不過，話雖這麽說，心里還是有點不甘心。躍躍然欲試。3月份招生目錄發到行署，我就去查了一下。一查後知:西醫專業統統要考英語，沒有希望。

中醫專業，北京中醫研究院有兩個班:純中醫班不需考外語；中西醫結合班中的醫學史專業，可以選考英語、日語、俄語。從這個角度，我可以有兩個選擇了。怎麽辦呢？由上天決定吧。我就抓鬮。第一次抓出的是醫學史。我暗忖，我對醫學史一竅不通，怎麽考？抓三取二，再抓！然而，第二鬮又是醫學史！我當時想，這就是天意了。就報了醫學史專業。考試科目下來，除政治、俄語，另外考的是中西醫臨床、《黃帝內經》。《內經》從未見過。設法到二軍大圖書館去借，只借到一半:《唐王冰次註素問》全是文言，幸而我語文基礎好。可是《內經》的另一半《靈樞》找不到。俄語考試可以查辭典，臨時抱佛腳也來不及去記單詞，就放一邊不管它了；考政治不怕，我的背功很好；中西醫臨床爛熟於心，也毋庸擔心。準備考試就主攻《素問》。離考試日期只有兩個月，在工廠亦無脫產複習一說。只能這樣分配時間。

5月考試，居然中了！但要複試。8月上京面試，口試並筆試醫學史。從一位浙江中醫學院畢業的朋友那里借到一本只有20頁的醫學史講義。在北京還感冒發高燒。筆試那天得到特許，考試中間可以在自來水龍頭前洗把臉。最後複試也通過了！那是“文革”十年之後第一屆研究生，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比考狀元還難。

在中醫研究院做研究生的第一年，我開始在學術刊物如《哲學研究》、《社會科學戰線》等上發表論文；以後又在《中國社會科學》、《中華醫史雜誌》和各種中醫藥雜誌及日本針灸雜誌《醫道之日本》上陸續發表文章。其中不少是探討中醫理論本質的，引起中醫界註意。於是中醫研究院早早通知我:畢業留在本院工作。但真到了畢業前夕，卻聽說上海第一醫學院派人事處幹部到衛生部，要求將我分配到上醫卻被中研院拒絕。想想三年在北京啃窩窩頭的日子，實在懷念上海的大米飯，更何況父母又居住在上海？於是我給領導寫了長長的一封信，申請回上醫工作。

那天我騎車去北京市高教局領分配通知書回來，見到黑板上有留言說，晚上務必去與何祚榕見面，有要事。我去了一看，有三個人在等我。一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龐樸，一是剛剛平反並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謝韜和《中國社會科學》副主編何祚榕。龐樸那時剛從劍橋訪問回來，李約瑟和魯桂珍希望他物色一個人到劍橋幫忙，他問我願不願意去。我說:“那太了不起了，是我莫大榮耀，我當然願意。李約瑟這麽個世界頂級人物，能要我去嗎？我連英語都不會，只識得26個字母！”我又說，“我已買好車票，明天回上海了。”龐樸說:“你回去把簡歷和那些論文副本寄我，我會轉寄到劍橋。英語問題也由李約瑟考慮決定，你自己做好準備就行了。”

辭別出來，我心里又興奮又沈重。興奮的是，出國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事，這回有希望了；沈重的是，心里一直埋怨那個親蘇的時代，硬生生地要我們大部分學生學俄語。現在機會來了，但又如何應對這陌生的語言環境呢？如何完成李約瑟的委托呢？三位老前輩實際上是代表李約瑟interview（面試）我的。他們推薦了我，我也得對得起他們。於是我計議翻譯一本書，提高英文水平。這就是後來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醫學五千年史》(1985)，把我的眼睛都弄壞了——老花了。

到上醫報到，任命為醫學史教研室主任，我的任務是籌建起一個教研室，寫出講義，盡快開課。我迅速把簡歷和論文副本寄到龐樸教授那里。未出半月，龐樸寫信給我，說李約瑟打電報來了:“這個人我們要。”不久又收到魯桂珍的信，正式告知我，並說他們目前還沒有足夠的錢；他們也還忙著寫火藥卷，要我等著，同時做些必要準備。這正好為我留出了時間:上班辦教研室；下班做翻譯。我前後物色、收羅了7個人，送其中兩人出去進修；要到了5間辦公室，其中3間做圖書資料室)，同時自編講義三大冊，50萬字，先給衛生幹部進修班開了課。一切緊湊而有條不紊，效率相當高。

1984年在北京我終於與李約瑟、魯桂珍見了面；1985年底便到了劍橋，一直到現在。李約瑟選我的原因，是因為我中西醫兼通；哲學和歷史並修。巴斯德說過:機遇只留給那些有準備的頭腦。私下竊想，我也算上一個了吧？

(馬伯英教授為李約瑟博士《中國科技史》中醫卷合作者，有散文集《劍河凝思》。)

马伯英2019年10月8日参加在巴黎文化中心举办的第一届世界中医药日，同时任科技公参孙玉明先生，法国中医协会会长王永洲 西班牙陈春信 弟子袁炳胜和我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合影，他在大会拉开五星红旗发表了“中医是什么”的精彩演讲，这就是马伯英！

——朱勉生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