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散记：我的民办教师岁月

孙希香

我高中毕业之后，曾在本村当过两年半小学民办教师！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我高中毕业了。那时还没有恢复招生考试制度，毕业之后的唯一选择就是回村当农民。毕业前夕，尽管有一些不安，但在时代的风云里，我写了文章《到广阔天地去》，决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大有作为。回到农村，生产队给了我一个月的适应期，我先是不断地给同学写信，后是到邻村找要好的同学叙旧，再后是根据父母的安排，到南京去看望尚在军界的二伯父。那时的我，人回到了农村，心却仍在学校里。一个月的适应期过去之后，我按照要求参加了生产劳动。我尽管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农活并不陌生，但当真回到农村当了农民，我还是吃不好睡不好，经常在梦中回到了自己的学校，醒来后面对现实经常暗自垂泪。我的人生之路，究竟在哪里？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人生的最大痛苦就是无路可走！

一天，父亲叫我跟他一块去锄地，过去跟我很少交流的父亲，第一次挤出了勉强的笑容，说：社会就这么个社会，我就这么大的本事，你不要怨东怨西，别人能活下去，你就要活下去！听完父亲的话，我整整想了一个晚上，终于从情感的低谷中爬上了岸边，郑重其事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我想，先争取当个记工员，再争取当个会计，最后争取当个生产队长。我如果当上了生产队长，就采用小段包工的办法，让大家每天都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每周都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每月都能赶一次大集……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认真逐一学起了割、锄、刨、耕、耙、播等农村实用技术……秋天的某一天，我上午在地里干活，中午突然接到了大队党支部的通知：下午到小学报到。我云里雾里地来到了小学，又云里雾里地走上了四年级二班的教室，登上了讲台，开始了我的小学民办教师生涯！

我村当时接近六百户，小学一到五级共有十个班级。当时村子没有统一的校舍，各班散落在东西南北中的农村房子里。小学老师的办公室集中在三间农房里，一间用来当做小学负责人的宿舍，两间用来教师集体办公。当时共有十二名教师，其中一男一女两名公办教师，另有四男六女十名民办教师。按照当时管理层面的标配，男公办老师初宝荣任小学负责人，我们称他初校长；男民办老师孙全亭，一方面协助初校长的工作，一方面负责协调学校与大队的关系。除我之外，还有两名男老师，一个叫孙永春，剃光头、写小说，特别瞧不起浩然的小说，说写的都是“Jiba毛”。另一个叫孙东良，小平头，拉京胡，他说女老师头发长见识短，女老师反戈一击说你妈也是女人，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妈也一样。女老师人数比较多，印象不是太深。记忆当中有两个女老师，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都是老高中毕业生，长相端庄漂亮，性格温柔大方。还有一位跟我办公对桌，人品好脾气大，我当面称他孙英老师，背后叫她“女二王”，“二王”属当地俗称，脾气暴躁的意思。印象最深的是孙兰老师，高个子，长辫子，特别喜欢唱歌。初校长是个多面手，喜欢写字画画，善长拉胡琴吹笛子。晚上办公结束的时候，他拉二胡，孙兰唱歌，一首《老房东查铺》，唱得月明星稀……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认真查阅了当年的日记，从中打捞出了若干工作上的情景。我参加工作不久，即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教师秋假培训班。参加培训前，我们几个教师按照上面的统一要求，推着刚刚晒好的玉米到公社粮管所换取秋假就餐粮票。其他老师的玉米都验收合格了，惟有我的玉米没有过关。一个漂亮的女工作人员，一遍又一篇地查验着我的玉米，最后冷冷地说了三个字：不合格！我按照她的要求，在粮管所的场地上整整晒了一天，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好歹过了关。培训班开设在我刚离开不久的黄崖中学，报到之后的那个晚上，我在校园里独自走了老长一段时间，最后踏着阳光来到了学校的操圽上。月光静静地洒在操场上，晚风吹动着操场旁边的杨树……我回想着在校读书的情景，疏理着离校后的经历，就像一个失散不久的孩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熟悉家园，泪水顿时涌了出来……

秋假培训班结束之后，我又站到了四年级二班的讲台上。当时的教学按排是，我既是四年级二班的班主任，又是语文、数学、政治、体育等科的教学任务。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规划了自己的学习计划。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休息时间保持在六个小时左右，挤出时间发奋学习。除了学习必要的教学教法外，我还围绕写字、音乐，读书、写作展开了攻关，下决心做一个合格的小学老师，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让我教学的大队党支部。我把教学的重点放在数学、语文上，把语文教学当作重中之重。除了加强识字、解词，背诵等基础性教学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阅读力和必要的思考能力，要求指导学生每天读一篇文章，每两天写一篇观察日记，每周写一篇作文。每当下达写作题目时，我都按照不同的题材、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开头结尾，分别口头叙述一篇范文。这种看似笨拙的教学方法，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而且无心插柳柳成阴，还锻练了我的写作特长——口述文章。这个特长，在我十年以后的公文写作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每当公文写作任务特急时，我即一边口述，秘书一边记录，只要能有两天的时间，就能完成领导交给的撰写任务。这是后话。

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唐山大地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三位老一辈革命家先后逝世，打倒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每一件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翻开一九七六年的日记，除了日常的教学、学习外，还记了大量的政治内容，最多的是到街上游行示威、在集中政治学习会上交流发言，在村子的墙壁上写大标语。在初校长的热心指导下，我的写字水平进行很快，逐渐承担起了书写标语的任务。每当来了政治任务求书写标语时，初校长即带着我和几个女教师上了大街。初校长指着一段墙说在这里写一幅，女教师即先在墙上用条帚刷上浆糊，后是在刷上浆糊的墙上贴上标语纸，最后由我挥着刷子在纸上写上政治口号，开始写得比较拘谨，多是长方两种黑体字，后来即逐渐放了开来，写出了粗细相间的行楷字……

一九七七年春天，因为我曾在公社小学教师大会上做过典型发言，被教育系统的领导当作人才调到中心联中当了语文老师。一九七七年冬天，我又参加了全国改革招生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在中国教育史的转折点上开始了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