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山西襄垣之旅（一）

一乐阿里

山西襄垣，是我们北京老三届，我十七岁时就来到这里农村插队落户的县城。 谁能想到？在我们七十多岁时，再次回到这里时，这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次回来，是我插队54年，不，确切地说，应该是55年前，我们告别了北京，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家乡的纪念。这里为什么纠结54还是55年呢？事情是这样的。 1968年，我们不得不面对大拨轰的上山下乡的境况，于11月就去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出北京的手续，并草草收拾了行囊，准备在12月底之前，奔赴那遥远而又陌生的山西农村。不知哪位大官儿良心发现？让我们过完新年元旦的第四天出发。这样，刚好跨年。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在年头统计上的误区。有的人后来在填写表格时，少计算一个年头的情况。其实应该以迁出北京户口时间的1968年记；而有的人却把离开北京的时间的1969年记了。这样，后者在计算工龄时就少了一年！ 这次回襄垣，对于我来说，是我1971年离开襄垣去了大西北的宁夏青铜峡后的第四次了。我曾于1999年（三十年）、2004年（三十五年）、2019年（五十年），和这次2023年（五十四年）。 　　我们这些都是70多岁的一行人，继3月份“海南三亚之旅”后的再次出发。也是襄垣通高铁后的首次！ 　　这位外号“钱广”的白发老汉，是位热心人。为我们这次出行，提前好几天，携夫人小平儿姐，安排下榻酒店，接站车辆，找旅游公司。 我们一行16人，统一订了北京丰台东站至长治东站的高铁票。当钱广了解到，由前一站武乡站到襄垣，与下一站的长治东站到襄垣的距离差不多都是一个来小时的车程。钱广就来电话，建议我们提前由武乡下车，他随车到武乡接站，这样可以节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提前抵达襄垣。 以前我们回北京，走南线，要到五阳乘只有两节的短小的、脏兮兮的小火车，到长治北换乘到新乡的绿皮车（火车）；再到新乡换乘回北京的京广线的火车。用时要一天一夜！ 走北线，要走到夏店，乘长途汽车到榆次，再换乘榆次到太原的绿皮车（火车），到太原再换乘到北京的火车。 但是当时公路水平极低，乘长途车更辛苦！往往能把人颠簸得头撞车顶，屁股摔在木板条车座上，还没到地方，就都快散了架。 所以，我们大多走南线。但那时回北京，春运期间往往要省级政府介绍信！生产队的信不好使。插队知青都在村里，上哪儿开那劳什子玩意儿呢？没办法，只好再把京广线上的火车分成几段走。最后慢慢蹭到丰台，再转乘公交车回家。反正回家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要活动心眼儿！那时谁身上都是仅有离家时父母给带的几块钱！谁都舍不得买些吃的东西。走一路，肚子再饿，都得忍着。谁晓得哪里要花钱呀？ 那时候即便你到了家，居委会的大妈也会找上门儿。一会儿让你去挖地道，一会儿又让去工体开批斗会。一会儿又告诉你去学习毛选，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你在北京，不让你有一天的消停，直到你回山西。 虽然我在襄垣农村只有三个年头，但我对那时的记忆却刻骨铭心！甚至，我的襄垣话都比他们那些在襄垣多年的同学、插友的襄垣话要讲得好。 那时候，所有苦累，恶劣环境，啥啥都让我们赶上了从来没有落过空。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插队两三年后，村里团支书问我：“北京有个“联动”？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北京监狱关不下了，就把你们送到我们贫下中农手里，让我们看着你们，让你们在这好好地劳动改“草”（山西口音造不出来，就成了 CAO了。）来了。” 我听后心里一紧，就问他：“你看我像劳改犯吗？”“再说了，“联动”都是红卫兵，出身不好的，人家还不要呢！我们这些人都不够格。” 他说：“我看你们都是好孩们，好学生，根本不像你们来之前，上头传达的那样呀！所以我才敢这么问你。”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心里升起无限的委屈。这是谁这么对我们？在我们身上安了个暗刻，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响应号召的知青？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儿呢？ 一天大家在一起吃饭，我又想起了这些。有人问我：“你怎么看上去很不高兴呀。”，我说：“有些犯睏，”其实，是思绪还没拉回到现实中。好在自己很快就调整过来。 出来玩来了，不想那些不高兴的事了。该吃吃，该喝喝，该乐乐！ 这位钱广老兄的外甥还和我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呢！我有一次碰见孙松（我们北影演员剧团的演员），我还跟他说：“我和你舅舅在一个县的农村插过队呢！”孙松也来得快：“舅舅！舅舅！”的叫我。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我说：“你快别叫了。我可没红包。我比你们可挣的少多了。” 这位“小平儿姐”就是孙松的舅妈！ 　　这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早年拍摄的彩色故事片《青松岭》中的人物钱广。他在给农业社赶大车时，私自捎带了山货，给自己弄了点儿钱。成了假公济私的反面角色。 我们的到来还沾了人家新婚的喜气。 　　襄垣古寺。五十多年前，这是县文化馆所在地。当年县里办了个“一打三反”展览。我和其它村插队的几位同学，被抽调到这儿，担任讲解员。 因为只有我一个男生，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看管好展品的两条枪！所以，这座寺的门也归我看管。当时三层楼上有以前文化馆收订的各种杂志、书报。只要没人参观，我就猫到楼上，翻看杂志。 那时我在县招待所吃饭。以前在学校时，我是校射击队的队员，因此对这两条枪的看管格外严格。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背上枪挑起枪刺。吃完饭回来，再放入展柜。每晚，我就把枪放在床铺上，搂着枪睡觉。唯恐出点闪失。 那时还没有寺两边的钟鼓楼。 文化馆分前、后院。后院紧里边儿一排房子。中间一个四块玻璃的木门，上着锁贴着封条。玻璃已经钉上了木板。但是玻璃下方的木板条，是滑槽镶嵌上去的。我们发现屋子里堆满了书籍，上面盖满了尘土。我们好奇地卸掉了三条木板，钻了进去。“哇”这里是金山银山！那么多的书，都不知看哪一本？只要有时间我们几位同学就都钻到屋里，席地而坐，各自捧着一本书看。排房东头有一间屋子，有位管理员叫李聚银。他告诉我们，“你们看完书不能拿走，把木板还原。这些书都是禁书！文革查抄封禁的。你们不要对别人说。” 说来也巧。当年有位大学生分配到了县政府。他经常来馆里聊天。听他的北京口音，和相貌，我觉得非常像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那时语文老师还时不常地推荐她笔下的范文，她是我崇拜的偶像。名字也相似。于是我壮着胆子问了一下，果不其然！就是那位同学的亲哥哥！只是她去了晋南插队。从此和我们班里的人断了联系。2018年通过知青聚会活动找到了她哥哥，再通过她哥哥找到了她。真不容易呀！ 　　不知文化馆什么时候搬走了？这只有铁将军把门。我把手机伸进门缝，拍了张照片，里边已经只剩一个破烂的院子。那排房改成了两层楼，还贴上了瓷砖。 街道干净，路边花朵开放。 东湖。 湖东岸一座仿古建楼宇。用望远镜头拍一下。不知叫什么楼？左后一座尚未完工的现代风格建筑，杵在那里，大煞风景！毫不协调。至下歉，查了一下那座楼阁的名字：文昌阁。好像是供奉文曲星的楼阁？是后建的仿古建筑。 县政协的几位朋友宴请我们一行1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