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关于婚姻、关于选择、关于做父母的一些陈述

时光荒凉了承诺

关于婚姻

“理想婚姻，存在吗？”无论身在“围城”内外，我们总不住发问。

当经济、生育等婚姻的传统功能逐渐弱化和消逝，当外部制度为婚姻松绑，让它回归到私人情感的领域，我们今天的婚姻才开始以亲密关系的面目呈现出来。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有这样的观察：对中国人而言，理想婚姻的表达是“天作之合”“佳偶天成”。男女相识相遇更多地同“缘”的观念相关联。

人们发生了吸引、相爱，中国式的回答不指向爱情的力量，而归结为“缘分”，这是一种外在性的关系表达。

总而言之，婚恋的遭遇和质量不做内归因，而做外归因。

翟学伟认为，这种认知模式会实质影响人们在婚姻中的行为。

只有在婚姻的内归因的认知模式下，处于婚姻中的人才会对自己有要求，不断调整自我，检讨自己有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也会因为过失或者对方的不满请求对方原谅。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拥有一段理想婚姻，可能需要慢慢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在一个人身上寻求所有的你的愿望的满足。

理想婚姻的一个重要的秘诀可能就是，你要知道婚姻本身就是不理想和不够完美的。

翻开三联这期《理想婚姻，存在吗？》，那些知易行难的问题，我们都试图一一给出可落地的方法论。你将读到：

如何放弃幻想变得实际？

怎样在理解婚姻的前提下提升日常的幸福感？

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增高，这背后代表了什么？

以及，该如何通过“出轨”问题来反向理解什么是好的婚姻关系？

关于选择

为什么在今天，“选事业还是选家庭”还会成为女性的两难选择？

这并不是因为婚姻可能遭遇破裂，事业前程多舛坎坷，而是我们越来越渴望探求种种身份之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精神内核和成长空间。

换句话说，我们想要弄明白“我是谁”，想知道，对“她”而言，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想要掌握人生的主动权。

对于中国女性的两难境地，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戴锦华曾有一个精妙的比喻：“花木兰困境”——

当家国需要的时候，“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她和男性一样披挂上阵；而当使命完成，“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她又重新回归家庭生活。

有研究者认为，中年期转折会发生在40岁出头的时候。在这一时期，人们努力解决个人的问题。

她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打破过去，并创造崭新的生活。如果顺利度过这个人生阶段，她的智慧、有见识、同情心、视野开阔等品质将会出现。

在三联《女人四十：中年转折期与自我重启》一期中，你既能看到“全职妈妈”的“心酸、渴望与再出发”，也能看到“职场妈妈”在不同身份中做出平衡的自我努力，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智慧。

面对破裂的婚姻关系，是修复还是放弃？

以何种心态做母亲？

如何在母亲、妻子的角色和个人志趣之间做平衡？

种种难题，其实都是关于自我的诘问。

这个人生阶段的女性如何面对角色的压力，如何重新认识自己，是我们在系列文章中想回答的问题。

关于做父母

早在十年前，三联就讨论过普遍存在的“育儿焦虑症”。

客观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带来竞争焦虑；多元化社会出现的种种教育选择带来了选择焦虑；而知识信息的爆炸则使得每个教育细节都被置于放大镜下，令新一代父母无所适从。

但育儿焦虑的根本，在于对成为“完美”父母的渴望。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评价说：今天的父母，“比以往任何时代的父母都更爱思考‘如何做好父母’这件事”。

如何做好的父母？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在于解释另一些问题：我们如何看待童年？我们认为孩子应当拥有何种童年？

重新回望我们的童年，再来理解我们自己孩子的童年，以及我们如何与他们相处，或许能够找到一个全新的角度。

在《爱的错位：我们是孩子时，我们是父母后》一期中，我们回望了自己的童年，坦诚地谈论自己为人子女时的那些缺憾，并试图理解、谅解自己的父母——

70年代末一代和“80后”的父母都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而我们父母的父母则还可能经历过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他们可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可能未曾体会过健康亲密关系的滋味。

作为子女，我们以父母的角色要求他们，却很少去尝试看见——他们作为独立的人有过哪些遭遇，心怀何种渴望。

而成长的意义之一，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将父母看作一个独立的人，去理解他们的遭遇和渴望。

纽约大学教授凯蒂·洛菲对美国父母的描述，对于中国的新一代父母也许同样适用：

“我们这辈人的普遍臆想：我们能够控制孩子，让孩子的成长环境完美无缺。在这种为孩子营造理想环境的奇怪而又徒劳的想法背后，暗藏着更为奇特、也更为徒劳的理念：培养理想化的孩子。”

也许，我们得让自己和孩子都松一口气。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并不会成为完美的父母。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童年里寻找和学习到那些爱的方法和爱的教训，能让我们在做父母时变得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