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姐最小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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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姐最小的弟

昨天，是我的大姐黄孃八十八岁生日，宾朋满座、亲情温馨。

黄孃是我姑妈的大女儿，我是姑妈幺兄弟的幺儿子，我们是年龄相差28岁的血肉姐弟。

成了最大的姐最小的弟。

提起黄孃，在大家的记忆中会弹出“黄孃豆腐脑”，对，就是她，那个躬着背兑豆腐脑的味道、还在卡蒸笼咡饼子的老太太。

四十多年的豆腐脑招牌店，她勤勤恳恳职业到八十五岁。

疫情三年，再加上近几年常年在外，我已经快五、六年未见到黄孃了。她仍然是那么和蔼可亲、气韵神定。

我对大姐黄孃的记忆，应该是从四、五岁开始吧。她住在四观堂进去沿街走三百米的一个院子里。要进入她的院子，要经过一条近十米的巷子，夜间总是一片黢黑，还是小孩的我，要进去需要勇气。

她家的门前有一片土地种了许多甘蔗。每年甘蔗收割的季节，我的父亲都要去给黄孃家熬糖。大大的土灶，柴火很旺。一大锅煮沸的糖水，甘蔗清香、纯甜的气味，满屋飘散。

父亲见到我来了，便盛了一小勺糖水，倒在锅台上。不到三分钟，糖水凝成了糖块。父亲便撬了起来，放进我嘴里。

小时候要吃到一颗糖，是很不容易的。

我突然想起了牛华溪有一个朱大嫂，在牛华电影院门口买点点糖。她把熬化了的糖水倒在一个大理石板上，用她的小勺，一磨、一蹭、一扫，便成了龙、凤、鸟、花的图案。朱大嫂的点点糖，就是根据图案尺寸的大小收费的，一分、两分、五分。

我上小学了，在牛华溪二码头小学。大姐黄孃在我们小学旁的水泥制品厂做水泥瓦。我在课间或者放学的时候，经常去她那玩。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娴熟动作: 拼模、渗拌和好了的桨沙、拍压、抹平、翻模、取瓦，周而复始，不断循环。

七十年代末，我考上了牛华中学的高中。很幸运、很凑巧，我与黄孃的二女儿成了同班同学。她非常聪明、漂亮、学习比我好。我天资不聪慧，我就经常抄她的作业。

闲暇时候，我们聚在大姐黄孃家，与他们一家人一起边粘火柴盒、边听小辈子大哥大姐讲故事。

八十年代初，牛华电影院对面的坝子里，有几个饮食行业的老前辈，在那里支撑起了临时篷子，卖豆腐脑和面条。

我的大姐黄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她的豆腐脑生意，取名“黄孃豆腐脑”。

做豆腐脑可不简单，表明上看它就是一些作料、加一些带着嫩豆花的“二流芡”、再加上一些烫得滚烫的粉条、还有红烧牛肉汤。可是，即便这样简单的准备工作，程序多、手工繁琐，足以让他们一家人每天起早贪黑。

任何一个品牌，那是经过多少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黄孃一辈子就做一件事，“黄孃豆腐脑”无论经营模式、还是口味恒定。她把吃苦耐劳的精神传承给了子女们，孙辈们，也铸就了“黄孃豆腐脑”成为家喻户晓、人们开口味不可或缺的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