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喜

潘胜杰

我六岁那年，妈妈生了我弟弟。 记得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院子里来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胖阿姨。她戴着一副白框眼镜，背着一个嵌着红十字标志的棕色小药箱。圆圆的脸，微翘着嘴角，好像随时都要笑的样子，让人一看就觉得喜庆、温祥。她笑着问：是谁家里要接生？几个一起玩耍的孩子正发愣的时候，东厢房里的大婶就跑了出来：＂是东方红医院的大夫啊，这么快就来了！＂说着就领着医生进了我家。我也好奇地跟着进了屋，可脚没站稳又让大婶儿给推了出来：＂小孩儿不能看！在院儿里等着别瞎跑，不叫你不许进来。傍黑天冷，先把恁妈这个围脖戴着吧＂。 冬季天短。刚才还斜挂在树梢上的夕阳，转眼就退到了山后。院子里又黑又冷，肚子也叽哩咕噜地响，我把两手抄进袖口里，倦缩着依在家门口的小草棚子边上，朦朦胧胧地猜想着，是弟弟？是妹妹？我的眼睛小，他（她）的会比我大点儿不？ 渐渐地，零零星星的雪，像碎屑一样洒落下来。初冬的雪，不实成，落地的半路上便已融成细密的水珠。虽然不急不躁，却也寒意明显，落在脸上，冰冰的。隔壁常姥姥几次喊我到她家里暖和暖和，见我不动，便出来把她儿子的毛线衣套在我身上，还随手塞给我一个烫手的地瓜。 烤地瓜烫着手心儿的那股热香直通心间，后来让我几次在梦里见到她。在梦里，瘦俏单薄略有佝偻的她，竟然挺直了腰板，满面红光地喊着我的乳名问道：＂地瓜好吃吗＂？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门开了，厢房大婶从我家屋里出来了。对我说：＂你妈过日子也太仔细了，点个10瓦的灯泡跟火油灯似的，太暗了，医生说要换个亮点儿的灯泡，你能不能去买个回来？＂我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能还是不能。工作在千里之外的爸爸，正在赶回烟台的路上。此时，我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那时，我第一次模模糊糊感受到了责任和压力。 住在南屋里的仁生叔，听到说话，开门出来了：＂这么晚了商店早就关门了。俺家里的晚上给鞋厂铰鞋帮儿，灯头儿是40瓦的，肯定够亮了，扭下来拿过去换上不就行了？＂。 《红灯记》里有句话：＂穷不帮穷谁照应？两个苦瓜一根藤＂。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困苦年代，家家户户都在艰难度日。是淳朴的民风互相支撑着精神，相扶前行，把艰难的日子过出了温暖，过出了滋味，过出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弟弟＂签到＂了，爸爸却迟到了。弟弟象征性地喊了几声便睡了。爸爸却像犯了错一样在地中间搓着手转来转去，不知该干点什么。 按照当地的风俗，家里添丁增口是要向长辈报喜的。弟弟出生的第二天早上，家里就煮了不少的鸡蛋。这些鸡蛋，买得不多。凭票供应的年代是买不到多少的，大部分是乡下外婆、姨妈不舍得吃提前攒下的。 鸡蛋煮熟了，要趁热放到红色的染料水里染成喜蛋。为了染得均匀，要不停地翻动鸡蛋。听妈妈说，我出生时，爸爸正在南方消灭血吸虫病，三年后才见到我。这次虽然迟到了，可也算是“进步”不小。但对染红鸡蛋这活儿跟我一样，也是第一次干。一顿手忙脚乱之后，鸡蛋染好了，爷俩儿的两双手也都＂美了甲＂。那时的人没现在这么＂聪明＂，染料都是真的，怎么洗都洗不掉。以致爸爸出门儿时就得把手插在裤兜里，好在是冬天。 去给外公报喜的美差就落在我身上了。包里装的几样什么东西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二十个红鸡蛋。背上包出了门儿，走着走着，心就开始不淡定了。走几步，扒开包看看，有个念头儿一闪而过。再走几步，忍不住又拉开包摆弄着喜蛋。摸一摸，闻一闻，爱不释手。终于，呼吸不匀了，心咚咚地跳，口水儿也赶了过来。吃一个吧，反正还有这么多。靠在一根电线杆上，磕碎了蛋壳，带着恐慌只几口便吞了下去。那个感觉和香劲儿，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不忘，只是再也没有找得到。 到了外公那儿，把妈妈教给的话学说过后，包递给了他。外公拿出包里的东西后，在炕头边上摆弄着喜蛋，瞇着眼睛，看看喜蛋，又看看我。笑了笑，没言语。我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了回去。带着外公给的东西，没事儿一样连蹦带跳地跑回了家。 事情过去了好长时间，妈妈把我叫到炕前，问我说：＂送给姥爷的喜蛋，二十个怎么变成了十六个，那四个是没煮熟变成小鸡儿飞走了＂？妈妈问的很轻松，我可吓得不轻，心想这回肯定要挨揍了，只好承认半路上偷吃了喜蛋。 妈妈不解地问：＂鸡蛋真的是你自己吃了吗？你说说，刚吃完了早饭怎么还能再吃得下去四个鸡蛋？有没有别人跟你要＂？我只好从实招来：＂走到一根电线杆下就吃一个，再走过一根线杆就再吃一个，到外公那儿一共路过了四根电线杆……＂。说完就不敢再看她了，低着头等着发落。心里头却犯着嘀咕：妈妈是怎么知道我吃了四个喜蛋的？ 原来，胶东民间有个约定成俗的规矩，送鸡蛋是以＂把”为单位的，＂一把＂就是十个。要么＂一把＂，要么＂两把＂，都是整数、倍数。十六个喜蛋，那肯定本来是＂两把＂，被人偷吃了四个。 这么简单的＂数字经济＂我却不懂，因为那个年代的我，只是个六岁多的孩子。不仅脑子空，肚子更空。 几十年过去了，数着电线杆吃喜蛋的故事儿在娘家亲里广为流传，甚至演义出了好多的版本，为苦涩的童年记忆，平添了不少喜乐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