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乡师走出的革命先驱——何思乾烈士

济南乡师党史纪念馆

（武建）

        菏泽烈士陵园纪念馆广场的东侧，矗立着何健之烈士（1918.9—1942.9）的汉白玉雕像。他是我的舅表哥，唯一的舅表哥。每年的清明，我都会带着家人,来到这汉白玉雕像前，祭奠、瞻仰和缅怀。

（菏泽烈士纪念馆）

(菏泽烈士陵园何思乾烈士雕像)

       表哥原名何思乾，字健之。在早期从事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及抗日战争时期，曾使用化名李健。他是菏泽在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一位为党捐躯的县委书记，1942年牺牲，年仅24岁。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是菏泽的骄傲，也是乡师的骄傲，更是我辈学习的楷模。

       表哥所属的何氏家族，当年在曹州也属名门望族，屡有子孙考取功名，进官入仕者也多。何家家道殷实，且忠厚传家，尤其重视对于子女的教育。舅父何庆海和他的两个妹妹何庆文、何庆云（我的母亲），幼年起都曾被送到学堂读私塾，接受文化启蒙教育。而且舅父还很有一些书法造诣，其书法享誉全城。表哥更是天资聪慧，灵敏好学，他在南华小学、中学读书时就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熏陶。

       1934年，16岁的表哥考入济南乡师。济南乡师最早为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8月创立；1934年1月，学校改称为山东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附设乡村师范学校，人们习惯简称为“济南乡师”；1937年秋，日本侵略者进逼山东，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学校奉令南迁，中途停办。在济南乡师存续的8年间，共培养学生总计700余人，其中学生党员就有161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很多济南乡师学生担任了党政军重要职务，其比例之大，是同时期山东各类学校中绝无仅有的，在全国也是少见。故此，济南乡师被誉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白色恐怖下的一颗红星”、“大明湖畔的小延安”。表哥的革命生涯，就起自济南乡师。

（这是表哥考入济南乡师后拍的证件照，也是他留下的唯一的照片。）

       表哥为济南乡师第六级学生，入校不久，表哥就参加了马列主义研讨会，翌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中，他团结带领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游行、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发动群众等等，并与其他进步青年一起赴南京请愿。在这期间曾经被捕，后经地下党组织和著名爱国人士何思源的大力协助，被营救出狱。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是表哥的本家堂兄，当表哥在济南处境险恶、面临新一轮搜捕之时，为安全起见，何思源派人用自己的轿车护送表哥出济南至长清，躲过一劫。事后表哥又潜回济南开展工作，直到1936年，党组织委派，表哥才正式离开济南，返回菏泽。济南乡师，是表哥革命生涯的起点，他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为此奉献了青春和生命。

       表哥奔赴并献身于此的菏泽，当时隶属冀鲁豫边区。冀鲁豫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成为最大的平原根据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全面进攻华北，冀鲁豫边区作为华北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菏泽就位于这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地处平原和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边区军民不仅要对日伪作战，而且还要同国民党顽固派、反动会道门、反动地主武装斗争，根据地经常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斗争形势极为复杂与残酷。我们党很重视冀鲁豫边区的斗争。193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1938年冬到1939年初，八路军129师、115师等三支主力部队先后挺进菏泽地区，开辟了鲁西、湖西、郓西三个抗日根据地。表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返回菏泽的。

       1936年，表哥返回菏泽后，即联络已在菏泽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牛宝印、卢谓等人，于8月在菏泽成立民先队。创办《永生》月刊，并亲自任主编，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多方面努力，民先队伍由原来的10多人，迅速扩充到300余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表哥同先行回到菏泽的乡师校友汲丕显（又名汲新，济南乡师入党，菏泽县白虎集乡汲菜园村人）、杨海鹏（又名杨传合，兖州乡师入党，菏泽市吕陵镇王善庄人）、宋良卿（又名宋心田，菏泽市解元集乡宋庄人）等取得联系，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日寇大举侵华后，表哥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与山东省委派到郓城的梁仞仟接上关系，积极联络在菏共产党员，以菏泽城内的九间楼图书馆、菏泽第三模范小学为联络点，分别在城乡进行党的秘密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发展党员50余人。

       1939年初，在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徐运北的主持下，建立了中共菏泽县工委会，书记汲丕显，组织部长杨培要，表哥任宣传部长。县工委成立后，有领导有计划地在菏泽县西北部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先后在圈头、邓楼、李庄集等村成立了党支部、中心支部或党组织。1939年7月，日寇占据菏泽县城后，县工委即转移到圈头一带活动，公开名义是抗日救国会。1939年10月，汲丕显调运西地委工作，杨海鹏、杨培要先后任工委书记， 1940年5月，表哥接任工委书记。

       1940年，县委和表哥按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深入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组织农民、青年、妇女救国会并且迅速发展党员400余人，培养和训练出一批坚强的抗日骨干力量，使菏泽西部的抗日烽火日渐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并在发动群众投身抗日的基础上，着手建立党的武装队伍。他以由其发展的解元集共产党员齐子英、常合民为内应，组织了一支精明强悍的骨干小分队。在解元集唱大戏时，盯准解元集地主联庄会上到场的土豪劣绅所带的枪支，里应外合一举白手夺得长短枪10余支，建立了菏泽县的第一支革命武装。1940年5月，中共菏泽县的地下武装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由秘密转向公开，称为鲁西第七游击队。表哥任工委书记兼第七游击队政委，战斗在东明、菏泽交界处的圈头村黄河滩区一带。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逐渐被调动起来，极大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41年春，菏泽县工委改为县委，由鲁西之运西地委划归鲁西南地委领导，表哥任菏泽县委书记，朱先舟任组织部长。1941年4月，顽军张志刚派其特务队突然袭击我朱薛秦庄，我党党员、县委组织干事秦树桐、临河区宣委朱明鉴两同志牺牲。这是国民党41年1月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菏泽的余波。为了保存力量，县委决定，县委机关和不能在本地坚持工作的人员暂时转移到鲁西南青邱区大张集、水牛李一带坚持斗争，夜间不断插入敌人统治较薄弱的乾元区、平陵区活动。这时机关的公开名义是菏泽县第二工作队，表哥改任中共菏泽第二工委书记兼第二游击大队政委。这一时期，他带领同志们与日伪军和敌顽势力经历过大小几十次战斗，多次负伤坚持不下火线。经过艰苦努力、浴血奋战，终于建立起较为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鲁西南的抗日斗争打开了局面。

       1942年，抗战正处于胶着状态，丧心病狂的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反扑。同年9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决定开辟菏泽西北部至东明东北部地区根据地，建立南华县，表哥被任命为南华县县委书记。随后，表哥调区党委训练队学习，奉命到黄河以北的洪庙区党委驻地报到，参加冀鲁豫边区党委举办的党训班。9月27日，在日军侵华以来华北地区遭遇最惨烈的一次大扫荡中，党训班驻地遭到袭击。日寇执行的是灭绝人寰的铁壁合围和三光政策，党训班的突围战无比惨烈。虽然与日寇浴血奋战，但仍有大批受训党员骨干没能够突出重围，表哥就在这次血战中为国捐躯。

       一、菏泽水洼街的家——表哥革命活动的据点

（菏泽老城街道图）

       据历史资料记载，菏泽老城，也就是曾经的曹州城，始建于北周政宣元年（公元578年），兴建于大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66年），因受黄河泛滥之影响，城址几经变迁。成型的菏泽老城呈正方形，边长3华里，周长12华里，城内水道较多，其中西南、西北两个城角，各有两处较大的水面。城内街道纵横，东西街36道，南北街36道，共72道。水洼街，就位于菏泽古城西部第二条纵向街道的中间部位。这名字由来已不可考，想来是因为雨天河水涨时，地势低洼的街道便成了水洼。这名字的文化味不浓，但生命力却强，民国至今的72道街，多数都经历几番更名、恢复，但是水洼街，却一直保留下来。表哥的家，就在水洼街的中段，一处位于城西北、交通相对不便的院落。表哥自济南返回菏泽后，这里便是他开展革命活动的立足点。

       在日寇尚未侵犯到菏泽大地之时，表哥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做斗争。此间的革命活动，包括联络城内共产党员、筹划创立抗日民主先锋队、创办《永生》月刊等等革命活动，大都是以家为据点进行的，家人也都成了他的基本群众和工作助手。上至高堂老母，下至年幼的妹妹，以及血脉相连的两位姑姑和其家人，都各尽其能、各尽其力，为表哥开展革命工作提供方便和支援。舅母负责后勤保障，表姐何建勤的任务是站岗放哨和送信。这个家自此直到抗战胜利，都是菏泽城内我党从事革命活动的联络站，并且它并没有因为1942年表哥的牺牲而有所改变。

       表哥是把整个身家都奉献给崇高事业的共产党人。表哥牺牲以后，水洼街这处宅院的一家三代，包括年老病弱的老母、9岁的妹妹、22岁的爱妻和1岁的儿子，全家一直得到党组织的关心和照顾，常有人员往来。我父亲武斌文（表哥的二姑父），早在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组织和表哥派遣，打入日伪汉奸新民会组织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菏泽水洼街就是我的出生地，表哥的家也就成了我们共同的家园。“家庭联络站”仍旧为我党运作并传递着重要的情报与信息，为抗战的胜利做着贡献。

        二、解元集——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联络点

        据史料记载：表哥是我党开辟菏泽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其最初的革命活动是在解元集。这不是偶然和巧合，因为这里是表哥大姑姑何庆文的家。大姑父王振堂（王家声）家是解元集的大户人家，多种原因促成表哥把大姨这里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首选之地。大姨家家道殷实，家里还开着粉坊，一座“过车门”的大门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实力。另外，一家人在当地有很好的人缘和口碑，大姨的公公和大姨夫王振堂都是乐善好施的人，所有这些，应该是表哥发动、组织和动员群众工作最为理想的地点了。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又有经济上的保证和支援，更何况这里距离菏泽城仅十八里路，联络上方便，又有亲属关系作掩护。这些有利条件使表哥的工作进展顺利，短时间内表哥就在解元集发展了齐子英、常合民、段振东、段振民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又相继发展了常乐进、常洪均、和常朝荣等人。1939年初就在解元集成立了党支部。并于当年九月在周边地区同时建立了乾元、岗峰、临河和义聚四个区委。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不懈的努力，表哥率领新发展的共产党员和群众骨干自土豪劣绅手中夺取了各种枪支50余支。建立了我党民主政府南华县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仅解元集一地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50余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19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表哥的大姑父家，也成了表哥在菏泽西部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联络点和重要阵地。

        

        三、发展二姑父入党——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我的父亲武斌文，是表哥发展入党的。其实，父亲和表哥有实质上的思想交流之前已经是一个有“亲共”倾向的抗日军人了。那个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要做好为了国家、民族和党的事业贡献出自己一生（及家人）的准备的。

        父亲武斌文幼年随爷爷在军旅中生活。童年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接受进步文化思想较早。抗战爆发后父亲投笔从戎，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苑抗战。史料记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南苑之战无比惨烈。五千名二十九军的官兵和一千名军训团队员共六千余名抗日将士，最终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及疯狂围剿下得以突出重围的不足百人。据父亲说：赵登禹师长率部突围的时候，只有贴身卫士和作为医务副官的他是乘车突围的。一辆轿车，二部卡车，行至大红门一带遭遇日本鬼子的伏击，赵登禹师长不幸殉国。父亲在突围中左臂肘关节被弹片击中,他只能用几只别针缝合一下撕裂的皮肉，继续浴血奋战，万幸突围成功，成为南苑抗战百名幸存者之一。由于弹片深深嵌入在臂骨中,以当时条件无法取出，最终致残。弹片记录着父亲的荣耀，也记录着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二十九军是一支在抗日战争中战功卓著的部队。国共两党都试图不断增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理念也逐渐在军中浸润着一批批爱国的热血青年。父亲有明显的“亲共”倾向，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注意和监视。在父亲受伤回天津家中疗养时，还经常受到蓝衣社特务的骚扰，并邮寄子弹以示警告。为防止意外发生,爷爷借父亲受伤,不能继续参战为由,在38年让他返回故里。缘于此，父亲才有机会与表哥有了亲密接触和思想交流。可以说他们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本来就是一条战线上志同道合的人，只是一个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劲旅二十九军，一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工作。两人相遇，父亲很自然地踏上了表哥指引的革命道路，并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父亲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见过世面，也粗通日语，于是便被党组织和表哥派遣打入敌人心脏、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至此，我党多了一双监视日伪举动的眼睛，有了一把直插敌人心脏的尖刀。父亲成功打入日伪汉奸组织——新民会以后，我们家直到全国解放都一直住在舅舅家，肩负使命，有效地运作着党的革命工作联络站。

       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对日伪顽做分化瓦解工作；收集敌伪一切相关情报。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调动人民群众共同抗日，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不仅仅是深入到群众当中去，而且通过大量的散发传单来动员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和信心。传单主要来自在城外从事武装斗争的南华县委和五分区敌工科，每当需要张贴宣传品时，全家人都要各尽其力：舅妈和我母亲负责打浆糊，表姐何建勤负责在门口站岗放哨，父亲分发张贴。最惊险的一次是：父亲将报纸一样篇幅的敌我形式对比图，直接贴到了日本鬼子军营旁临街的墙上（原文庙现在是菏泽军分区驻地）。但他们刚撤离，日本鬼子就发现并追了过来。跑，结果肯定不可预料，父亲顺便拐进一个厕所。后被追赶到的日伪人员盘查，其新民会指导员的身份，和粗通日语的原因，使得他得以巧妙应对，化险为夷。次日，“对比图”事件全城轰动，极大的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强有力地推动了对日伪顽、汉奸的分化瓦解工作。

        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和先期打入日伪菏泽县警备大队办公室的共产党员付理轩及其他党员同志，从多方面、多角度的开展对日伪顽各类人员的分化瓦解工作。最大限度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利用的人员和力量为我所用。彻底打击和孤立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和民族败类，也取得较大成效。对在日伪政府中、伪警察、伪宪兵及汉奸组织中的人员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对于经过考察和考验并愿意给我党的地下工作提供帮助的可争取人员发放了“同情证”。父亲讲“同情证”是由五分区敌工科负责制发的，证上印有关公像，暗喻“人在曹营心在汉”。持证人在抗战胜利后，可以不作为汉奸处理。父亲给我谈到的就有郭宝久、吴效伦、张增强、曹庆伦等人。还有组织上已经准备吸收入党的培养对象则发了另一种证件——“同心证”，父亲说仅发了二张，一张发给了郭宝久，时任日伪菏泽县新民会剿共突击队队长，另一张发给谁记不清了。他们对此极为珍惜，有的甚至把证盖房时砌到了砖缝里，再用泥抹盖上，当做自己的护身符。文革期间，因为当过汉奸被批斗，张增强受不了毒打逼供，于是大声说，我不是真汉奸，我是给共产党办事的，我有证明。他揭开墙皮拿出了被油纸包裹的“同情证”交给公社革委会，为自己解脱了羁绊。由此可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一项极其英明的决策，在特殊时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

       为了给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便利，根据南华县委的指示，父亲争取了在照相馆工作的爱国青年——李明轩。组织上提供300块大洋的经费，让他开设了自己的照相馆。至此，凡是来照相的日寇驻军人员，伪政府的人员及军、警、宪的照片，只要是用的着的，都会作为情报送到外线去。直到全国解放仍然有相关部门去那里查找照片底片。那时候的底板是玻璃的。堆的比人还高。不论在抗日战争或是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小小的照相馆发挥的作用还真不可小觑。当然另一个方面也许更加现实和重要，那就是为我方人员拍照片，以便于制造“良民证”，为我们的同志提供进出城的方便。有时父亲也会带领他到外线去拍照，以满足工作的需要。李明轩不是共产党员，甚至也不想加入共产党，但是他爱国。照相馆的建立，可以视为我党地下工作者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案例。

        四、三个异姓家庭——一个完整的作战序列

         

       表哥姓何，大姑父家姓王，二姑父家姓武，这本来是三个由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普通家庭，但由于表哥是一名优秀而杰出的共产党人，在他的影响下，为推翻国民党的腐败政府、为彻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三个家庭的关系、性质也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表哥作为一个晚辈，反而成为两位姑父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在他的宣传、动员之下，两位姑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三个家庭都姓“共”，叔侄演化成了同志和战友，表哥也成为两位姑父的直接领导人。更为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三个人的分工：表哥作为我党的南华县县委书记，在“外线”对日寇开展武装斗争；大姑父家则成为我党的“秘密联络站”；二姑父是直接受命，打入日伪心脏开展地下工作的“内线”，在隐蔽战线上作战。其实，这三个家庭恰巧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战斗序列，这也算是我们鲁西南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传奇。

                                                   （2021年6月）  

作者简介：

       武建，何思乾烈士的表弟（二姑何庆云的儿子），系山东省菏泽市信息工程学校教授，第13届、第14届菏泽市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