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之远古时期

悠闲的虫子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其生活 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指距今约200万年﹣20余万年间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为直立人。中国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之一，有丰富的古人类化石遗存。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直立人，稍晚的直立人有蓝田人、北京人、郧县人、和县人、汤山人等。直立人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等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已经学会控制用火，逐渐改变了自然和人类本身。 北京人背鹿塑像杨鹤汀1950年作 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余万年﹣20余万年前，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鹿类是北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这尊塑像根据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塑造了北京人捕获到一只鹿类，并将猎物背回洞穴的一个瞬间。 直立人 直立人已能直立行走，会制造工具，具备了人的一些特征，但脑量较小，头部保留了较原始的特征。 　　从牙讲起 元谋人上门齿（复制品）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70万年）长2.I厘米，宽1.14厘米长2厘米，宽1.13厘米原物1965年云南元谋上那蚌出土 这两枚牙齿为元谋人同一个体的左右上内侧门齿，其磨蚀程度较轻，切缘刚刚露出齿质，可能是一男青年的个体。据此可知，元谋人的牙齿粗壮硕大，齿冠切缘的扩展指数较高，超过目前已知早期人类所有的同位牙齿；门齿齿冠下部的底结节发达，指状突粗壮；门齿的唇面较为平坦。元谋人上门齿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的纤细型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齿冠面隆突不很明显，齿根侧面没有显著的浅沟等；与北京人上门齿相比也有相近之处，如牙齿呈铲形，底结节发育，指状突明显，切缘较宽等，但还存在一些比北京人更加原始的特征，如齿冠末端扩展，基部比较收缩等。因此专家们一致认为：元谋人具有从纤细类型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 关于元谋人的年代曾经有过分歧。1976年李普等人对元谋人化石层位做古地磁测试，结果为170±10万年。1984年刘东生等从地质学角度，认为元谋人不应超过73万年，可能为距今60-50万年或更晚一些。1985年钱方等再次对元谋组做古地磁采样，测试结果为187-167万年。目前学术界一般仍将元谋人的年代定在距今约170万年，元谋人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 北京人头盖骨（复制品）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8万一23万年）长20厘米，宽14厘米，高12厘米原物根据1934年、1936年和1966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这件头盖骨的原物是1966年发掘北京猿人洞上部堆积时发现的一块枕骨，该枕骨恰好可与1934年和1936年在这个地点附近发现的两块颅骨碎片模型相拼合，复原出一个完好的头盖骨。这是现在仅存的北京直立人头盖骨，为一青年男子，脑量为1140毫升。 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开始于1921年。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主持周口店发掘时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个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自1927年至1937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人遗址共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5个、面骨6件、颅骨碎片15块、下颌骨14块、牙齿147枚，股骨残段7段、肱骨残段2段、锁骨1根、月骨1件。这些化石资料共代表了40多个不同年龄的个体，但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丢失。1949年9月贾兰坡等主持了中断长达12年之久的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还多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陆续有一些新的发现。据从化石上得到的信息，可知道北京人的一些体质特征：与猿类相比，北京人的颅高、颅长和颅宽的指数都远远超过猿类。与现代人相比，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颅骨的最宽处靠近耳孔上方，具有原始性，肢骨则较具进步性。根据肢骨长度，可推断出北京人的身高大约为157厘米。这种情况反映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身体各个部分发展的不平衡性。直立人首先是直立行走，用手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劳动。手和脚首先得到发展，然后才是大脑的发展。 古老的石器工具 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以秦岭为界，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南方以大型块状毛坯或砾石制成的石器为主，在不同地区还存在多样性的特点。 石锤、石砧石锤、石砧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42万年）石锤长12厘米，宽6厘米石砧长10厘米，宽8.5厘米；石砧长13厘米，宽6.8厘米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石锤和石砧是用来加工石器的工具。石砧是垫在石核下面的石块。石锤是直接用来加工石器的工具。人们往往选择圆而厚的砾石作为石砧，选择长圆的、便于手握的砾石作为石锤。一般来说，古人类制作石器要分两个大的步骤，第一步是从石料上打下石片，第二步是利用石片或打下石片的石核做进一步的加工或修理。北京人的打片技术主要用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用石锤直接锤击石料，从其边缘上敲剥石片的方法叫锤击法，锤击法产生的石片数量较多，其体积变化较大；用石锤砸击放在石砧上石料制作石片的方法叫砸击法，也称两极打击法，砸击法产生的石片一般都比较小，砸击石片亦可分为一端和两端石片，两端石片多呈长方形，少数呈圭形；以较小石料向较大石砧碰击方式制作石片的方法叫做碰砧法，碰砧法产生的石片比较粗大，石片角也较大，常常超过120度。北京人在进一步加工和修整工具时同样使用以上三种方法，其中锤击法和砸击法是北京人最常用的方法。 砍砸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4万年）长12厘米，宽10厘米长13厘米，宽8厘米1964年贵州黔西观音洞出土 这两件砍砸器的器身厚重，有钝厚曲折的刃口，可用来砍劈木棒、锤砸石块和挖掘树根和块茎。砍砸器在观音洞遗址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却代表了观音洞人打制石器的方法和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1964至1973年观音洞遗址经过四次考古发掘，共出土了大约3000多件石制品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器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石锥、雕刻器和砍砸器等种类，其中刮削器占绝大多数，可细分为单边、不相连双边、相连双边、三边、多边等五种形式。一般说来，刮削器更适于加工肉类，所以可以推测这里的人们主要靠狩猎过活。从发现的20多个动物种类看，水牛和剑齿象最多，其次是中国犀，这些动物都可能是人们狩猎的对象。另外，这些动物还反映出当时这一带有茂密的森林和竹林，在山间盆地和洼地中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沼泽和湖泊。 用火 用火是人类适应自然与改善生存环境的关键一步。北京人已学会使用自然火，并能保存火种。他们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和驱赶野兽，促进了身体特别是大脑的发育，提高了适应和改变自然的能力。 灰烬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30万年）长12.5-20厘米，宽10-16.5厘米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灰烬是北京人重要的用火的遗迹。在北京人遗址从上至下的13层文化堆积中，共发现了数层面积较大、堆积较厚的灰烬和其它用火的遗迹。灰烬层集中见于第10层底部、第8一9层、鸽子堂第2层、第4-5层和第3层。其中第4层的灰烬最厚，厚达6米。灰烬成堆分布，含烧过的朴树籽、木炭、烧石、烧过的鹿角和各种动物骨骼。从各层位发现的用火遗迹来看，越到后来北京人保存火种的能力越强。说明火对北京人越来越重要了。北京人的灰烬曾于1931年，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药物学系做过化学分析，其结果为燃烧后留下的灰烬。北京人用火遗迹中灰烬成堆、成层分布的现象，表明北京人已具备了管理火的能力，对火的使用能力具有相对的连续性。估计当时的北京人是利用天然发生的火，如雷电击中树木，巨风吹动树枝剧烈摩擦或物质腐败发热引起的火。北京人从这些天然火中获取火种，在洞口或洞内生起篝火，加以保管，不断填放燃料，使之不熄。 在世界许多直立人遗址中都有用火遗迹的发现。1988年南非德兰士瓦博物馆的布雷恩和开普大学的西伦在南非的斯特克兰斯山洞发现了270块烧焦的羚羊、野猪、斑马和狒狒的骨化石，距今约100一150万年，被认为是人类用火最早的证据之一。在我国元谋人、蓝田人等遗址相应地层中也发现了灰烬、炭屑，但是否为人类用火的遗迹尚存在很多的争议。在世界直立人的遗址中，最被人们肯定的、最丰富的用火遗迹当属北京人的用火遗迹。 烧骨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30万年）长4-17厘米，宽2.5-9厘米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这些烧骨是北京人用火的证据之一，上面的烟熏痕迹可能是烧烤兽肉时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兽骨带有油脂，有时被北京人当作燃料造成的。 1929年，在北京人遗址中首先发现了火烧的鹿角，以后陆续发现了大量的烧土、烧石、灰烬和烧过的各种动物骨骼等用火遗迹。 关于周口店的用火遗迹，是做过缜密研究的。早在1930年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 PierreTeilhard de Chardin ）就曾将周口店第一地点的"有色骨骼和鹿角"带到巴黎博物馆，请该馆矿物研究室的人员对标本进行了化学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骨、角标本上的黑色物质并非有色金属的污染，而是燃烧的结果。 采集与狩猎 在北京人遗址中，除发现采集食用的朴树籽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其中肿骨鹿化石有2000多个个体，斑鹿化石有1000多个个体，说明肿骨鹿和斑鹿是北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北京人在夏末秋初时狩猎斑鹿，在秋末冬初时狩猎肿骨鹿。 　　兔子头骨 　　獾头骨 羚羊角 鸵鸟蛋皮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0万年﹣20余万年）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肿骨鹿鹿角及下颌骨化石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50万年）长24.5厘米，宽14厘米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狩猎是北京人为了生存经常从事的一项活动。在龙骨山堆积中，凡是北京人居住在洞穴的时期，这一层位肉食动物的化石就比较稀少，食草类动物的化石则占较大的比例，食草类动物中又以肿骨大角鹿和葛氏斑鹿的数量最多。这种现象恰恰反映出北京人是以狩猎食草动物为主的。除鹿类外，李氏野猪、德氏水牛和三门马等，都可能是北京人狩猎的对象。 葛氏斑鹿鹿角及下颌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50万年）长36.5厘米，宽13厘米长16厘米，宽7厘米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葛氏斑鹿与肿骨鹿、中国搞鬣狗、杨氏虎等动物是华北中更新世特有的类型，其化石一直被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们视为一种标准的地层化石，即凡是在地层中见到这几种动物化石，就基本上可以肯定其时代属于中更新世，所以葛氏斑鹿不仅仅是北京人狩猎的对象，还是划分时代的一个标尺。在北京人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中食肉类很少，肿骨鹿和葛氏斑鹿等食草类动物占多数。这些化石很少是完整无损的，不少被烧过，已经变形变色。从此我们不难推测出北京人的食谱，是以食草食类动物的肉类为主，葛氏斑鹿和肿骨鹿是他们的最爱。一开始他们并非认识到这两种鹿肉的美味，而是发现这两种鹿类相对比较容易捕获，特别是对狩猎者难以形成人身的危害，鹿角还可当挖掘棍，吃剩的鹿骨还可用作烧火的原料。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及其文化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是指距今约20余万年一1万年间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为智人。在中国境内已发现金牛山人、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马坝人、柳江人、许昌人、山顶洞人、左镇人等智人化石。这一阶段，石器技术不断进步，石球更多地被用于狩猎。旧石器时代晚期，标枪、鱼镖、弓箭等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促进了渔猎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还产生了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萌芽。 智人 智人意为"智慧的人"，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20余万年﹣5万年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其身体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晚期智人之间，石器加工技术有所进步。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5万年一1万年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其身体特征已接近现代人，石器加工技术更加进步，已学会人工取火。 金牛山人头骨（复制品）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28万年）长21厘米，宽14厘米，高14厘米 原物1984年辽宁营口大石桥金牛山出土金牛山遗址出土了丰富的人类化石，包括1个头骨、6块脊椎骨、2根肋骨、1根尺骨、1块髋骨、1块膝盖骨、9块手骨和26块脚骨。这些化石全部属于一位30多岁的中年男子个体。金牛山人颅骨低矮，颅骨的最宽处高于北京人，脑量约为1390毫升，比北京人的脑量大。额部明显向后倾斜，眉骨发育，有明显的眉脊上沟，眶后缩窄较明显。从整个形态上来说，金牛山人颅骨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既保留有直立人的原始性状，又有智人的进步特征，与北京人有明显的区别，而与较晚的和县人更为接近。因此，有学者认为金牛山人属于直立人；也有学者认为金牛山人为早期智人。到目前为止，较多的学者主张把金牛山人归入早期智人的范畴。 山顶洞人头骨（复制品）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2万年）长21厘米，宽15厘米，高17厘米 原物1933年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出土，山顶洞发掘出来的人类化石包括完整的颅骨3件、残颅骨片3块、下颌骨4件、下颌残片3块、零星牙齿数十枚、脊椎骨若干件、桡骨1段、股骨1段、髌骨1段、跖骨1根，这些化石材料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丢失。 山顶洞人头骨已经与现代人头骨没有什么区别，其脑量在1300毫升一1500毫升之间，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之中。人类学家把山顶洞人视为早期的黄种人。 20世纪70和80年代,科学家们对山山顶洞下室的文化层、下窖的堆积物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年年代用不同方法进行测定。用碳十四测定的的两个数据分别为10770360年和18870年±420年,但学学者们对这两个数据的解释有所不同,有的约认为后者代表的是下窖中哺乳动物的年代,前前者才是山顶洞文化的年代,有的认为后者代表了整整个山顶洞文化的年代,有的解释这两个数据可丁作为山顶洞人的上下限,还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数据据都代表不了山顶洞文化的年代。1989年陈铁梅梅等从五个山顶洞动物化石中抽取样品,用加速速器质普法测定碳十四年代,其最大数据为距今326000±2000年,最小数据为13200±160年,其余三三个数据均为距今2万年以上,因此陈铁梅等认为“山山顶洞文化属晚更新世的晚期,上限定在3万多多年,下限定为2万年左右比较合适”。 石器技术的改进 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制作技术有所提高，石器形态更加规整，精品不断增加。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技术有更大的突破，开始出现用特殊工艺技术制作的细石器。 石球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2万年）长7.5厘米，宽7.5厘米长9.5厘米，宽9.5厘米1976年山西阳高许家窑出土 考古工作者在许家窑遗址发现了大量马的化石材料，仅上下颊齿就有4300多枚，大约代表了300匹野马的个体。同时在这个遗址还发现了1000余件的石球。这些石球根据重量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型的重1501-2500克，中型的为501一1500克，小型的只有50-500克。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石球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些遗址，如北京人遗址等。这一阶段的石球还不太成熟，加工十分粗糙，一件石球往往有一小半保留了砾石面，因此这些石球通常被学者称为"球形石"，它们是后来石球的雏形，可能主要用于砸击坚果。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球大量出现，制作也比较规整、精致，在形态上由大变小，在功能上可能更主要是用于狩猎。许家窑遗址大量石球和野马化石的集中发现，使考古学家们坚信石球是作为投掷用的狩猎工具，除了用手直接投掷外，据民族学资料分析，它还有两种使用方法。一是作为绊兽索，用一长木杆将其一端用绳系住石球，另一端拴系一段绳索。用时把这一复合工具向野兽猛甩过去，杆与球合成巨大的冲力，打中野兽的要害，野兽自然倒下，即使未击中要害也可将兽足绊住。二是作为飞索石，即用兽皮或植物纤维做一兜，兜的两头各栓一根绳子，兜里放石球。使用时将两根绳子用力甩起，把石球抡起来，而后松开一根绳索，使兜中的石球飞出，有效射程有时可达50一60米之远。小型石球可能更适于用作飞索石。 大三棱尖状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7万年）长15厘米，宽4厘米1954年山西襄汾丁村出土 大三棱尖状器比较粗大，是用巨大的角页岩厚石片制成，横断面呈三角形。由于其形状和制作技术都非常独特，被学者们视为丁村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器物，可能是用以挖掘根茎类植物的工具。这两件器物出自丁村遗址，是典型的大三棱尖状器。 丁村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城南约5公里处的汾河东岸，曾于1954年和1976年两度被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和人类头顶骨及牙齿化石。石制品共有2000多件，包括砍砸器、大尖状器、大三棱尖状器、石球、小尖状器和刮削器等。其原料以角页岩为主，占总数的95％以上，其次是燧石、石灰岩、玄武岩、石英砂岩等。石料来源于遗址附近的河滩或冲沟的砾石。 丁村的旧石器特色鲜明，但学者们对其文化传统却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丁村是华北旧石器文化两大系统中大石器系统的典型代表；另一种则认为丁村只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中期突然出现的一种大石器文化，其来龙去脉尚不清楚。 弓箭、鱼镖的发明与骨、角器的使用 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磨制和穿孔技术。标枪、鱼镖和弓箭等复合生产工具的发明，提高了狩猎和捕鱼的效率。用骨、角制作的锥、针和铲等工具，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骨针（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2万年）长8.2厘米，宽0.2厘米原物1933-1934年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出土这枚骨针的针身稍稍弯曲，针孔部分有残缺。骨针作为一种古老的缝纫工具，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了。除山顶洞遗址出土的骨针外，1983年在我国辽宁海城的小孤山遗址又发现了3枚保存完好的骨针，这3枚骨针的针孔圆滑，针身较直，通体保留了纵向的刮削痕迹。这些骨针集割、刮、磨和钻孔等技术一身，较好地反映出这一时期骨角器制作的水平。 有学者用实验的方法对小孤山出土骨针的制作与使用加以研究，认为小孤山骨针经过选材、截料、刮磨成型和加工针眼四道工序，具体讲，先从选出的骨片上截取窄长的骨料，然后用刮和磨的方法将长条形骨料加工成圆柱状针身，最后对针的尾部细磨，使之扁薄，再用对钻方法制成针眼。而山顶洞出土骨针的针眼是采用刮挖方法制成的，实验者认为刮挖比对钻费时，效率较低。但山顶洞遗址出土的一件鱼骨是采用两面对钻的方法制成的，可见不同的钻孔技术可以并存于一个遗址。有了骨针，人们可以用兽筋作线，穿针引线，把几块兽皮连缀起来，制作成皮衣，皮衣成为人们御寒的最好装备。披上皮衣，人们便增强了战胜寒冷天气的能力，可向着北方较寒冷的地带追赶猎物，并获取成功。 骨鱼镖(复制品)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万年)长18.2厘米,宽2.7厘米原物1983年辽宁海城小孤山出土 这件骨鱼镖保存基本完好,分为头部、主干部和根部。头部为扁锥体。主干为棱柱柱体,断面呈不等边五角形,一侧有一个倒钩,另一一侧有两个钩,上下排列。其中部一侧有一凸缓坡的突起,中间有一小切口。根部与主干连接部部位有一与倒钩相对的叉,根部削薄,纵剖面呈楔状状。这是中国发现的这个时期第一件较为完整整的骨鱼镖、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捕鱼技术的改进和骨鱼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般来说,骨鱼镖分为死柄鱼镖和脱柄鱼镖两种。根据民族学资料分析,死柄鱼鱼镖是将鱼镖固定在木柄上使用。脱柄鱼镖一般是将鱼镖镖插在木柄或竹柄的夹銎中、用时将镖刺入入动物体内、猎物的挣扎导致镖与柄的分离,猎物勿越挣扎,倒钩刺得越深,使猎物越难以挣脱。有学者对这件鱼镖进行观察,发现其根部的磨光与与倒钩的磨光程度相当,认为这种痕迹是在使用时经常摩摩擦所致,所以这件鱼镖应该是脱柄鱼镖票。另外,这件鱼镖的根部与主千连接部位有一与倒钩相对的叉,可能是为拴系绳子时防止滑脱而设置置的,这也进一步说明它是脱柄鱼镖。 鹿角铲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4千年）长8厘米，宽3.5厘米1975年贵州兴义猫猫洞出土 这件骨角铲是用截断的鹿角制成的，其制作过程首先是在截断鹿角的一端刮出一个约45度的刃口，然后再加以磨制。如今铲面仍可见清晰的磨制痕迹，这是当时人们熟练掌握磨制技术的一个物证。 动物的骨头、石头和木头都曾是远古人类用来制作工具的原料。骨头具有一定的韧度和锐度，适于制作锥、针、鱼镖等细小的工具，这是石器所无法代替的。现有资料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就已经利用和加工骨头，到旧石器时代中期，骨、角制品的制作已初具规模，器型规范，加工精细。旧石器时代晚期是骨、角器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表现在锯割、刮制、磨制和钻孔等新的骨、角加工技术已出现。一些特殊用途的骨、角器，诸如骨鱼镖、骨锥、骨标枪、骨铲、骨针、骨矛等标志着骨、角器加工技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萌芽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开始将死者按照一定的葬俗进行埋葬。山顶洞人在死者周围撒上赤铁矿粉末，用石器和装饰品随葬，表明了原始信仰及原始艺术的萌芽。 赤铁矿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5千年）长1-2厘米，宽1厘米1972-1974年河北阳原虎头梁出土 两块赤铁矿除反映了埋葬习俗外，也是作为装饰品染色的一种天然原料，传达出古人对色彩和形态的审美情趣。类似这样的装饰品和赤铁矿在我国其他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比如在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过三枚穿孔兽牙和一枚穿孔蚌壳，蚌壳的凸面有一圈放射状的刻道，道内残留红色染料。 饰珠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5千年）长0.5厘米，宽0.5厘米1972-1974年河北阳原虎头梁出土 这两枚饰珠，一枚是用鸵鸟蛋皮制成，另一枚是用鸟的腿骨骨管制成，它们可能都是作为穿绳佩戴的饰物。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类似的饰珠。 穿孔兽牙（复制品）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2万年）长1-4、宽0.7-3.5厘米原物1933-1934年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出土 山顶洞人遗址中共出土了百余枚穿孔兽牙，这些穿孔兽牙以獾的犬齿为最多，狐狸犬齿次之。每枚兽牙的牙根均有一穿孔，用尖状器刮削而成。除去穿孔兽牙外，在山顶洞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穿孔石珠和海蚶壳。其中七枚有孔石珠均发现于青年女性头骨外的土里，其大小基本相等，是将白色石灰岩加工后，用石器两面对刮成孔，最后用赤铁矿粉染成红色而成。在一个老年头骨的左侧有穿孔的海蚶壳和兽牙，尸骨上发现了一块赤铁矿，骨盆和股骨周围撒有赤铁矿粉。这些穿孔兽牙和石珠应是串连起来后挂在身体的某些部位。类似的装饰品在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和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也发现过，说明这种风俗在华北地区曾经流行，代表了原始人的一种审美观念，是他们不可缺少的日常装饰用品。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生产与生活 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历史进入到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聚落，过着定居生活。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渐从攫取型过渡到生产型。 农业的发生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业起源地区之一。距今约1万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开始种植水稻，黄河流域已开始种植栗，并逐渐形成了南方稻作农业和北方栗作农业两大传统经济区。这一时期耕作方式不断改进，农业工具的制作与加工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炭化稻谷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前4200年）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水稻是由野生稻经过培育改良而产生出来的人工品种。这些炭化稻谷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由于堆积层位浸没在水位线以下，与空气隔绝，水稻出土时，谷粒尚呈金黄色，外形完好，芒刺清晰，稻杆碧绿挺直。稻粒近椭圆形，与野生稻区别较大。 河姆渡人居住的房子是一种所谓干栏式的建筑，地上埋桩，上面辅木地板，再在上面盖房子。在干栏式建筑的地板下面，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包括大量稻谷、稻壳、稻秆、稻叶和芦苇在内的堆积物，其厚度约为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米。堆积中的稻类遗存如果换算成新鲜稻米，可达数万斤。 除上述堆积物外，考古工作者还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用于平整水田和修治沟渠的骨耜，在河姆渡附近的田螺山遗址还发现了一块古稻田遗迹。这些证据都表明，河姆渡已将稻米作为主食，稻作农业已经进入到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河姆渡遗址发现如此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水稻遗存，充分证明了中国是水稻的故乡。 骨耜（ si )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前4200年）长16厘米，宽10厘米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这两件骨耜由牛肩胛骨制成。肩胛骨的臼部锉削平整，骨板正中部凿一道纵向浅凹槽，凹槽下端左右各凿一孔，用来绑缚木柄。 耜是一种铲状工具，一般是木制的，由于木质容易腐朽，木耜的实物资料罕有发现，河姆渡遗址中保存比较完好的木耜仅发现了1件，而骨耜却发现了170多件。这些骨耜边缘磨蚀得都很厉害，农业专家认定它们是河姆渡人在水田中使用的农具，主要用于平地、挖沟、引水、排水等。近年来，考古学者还发现，骨耜可能同时被用来深掘灰坑和柱洞，与干栏式建筑也有密切关系。大量骨耜的发现表明，河姆渡遗址稻作农业已经十分成熟，完全脱离了刀耕火种的最初阶段。虽然骨耜不同于后来的锄，但它具备有平整水田、修治沟渠等功用，因此人们又将以耜为主要工具的农业称为"耜耕农业"，它是早期锄耕农业的一种形式。 石磨盘、石磨棒石磨棒长47.8厘米，直径4.8厘米1978年河南新郑裴李岗出土 这件石磨盘用整块砂岩石料琢制而成，磨盘侧边平直，两端呈圆弧形，盘面呈鞋底状，有磨蚀形成的明显凹陷，盘底有四个柱状矮足。与石磨盘配套的石磨棒磨制而成，形式规整，大体呈细长的圆柱状，贴近盘面的一侧稍作磨平处理，以防其四下滚动。 石磨盘、石磨棒是远古时期人们给谷物脱皮的工具。使用时将谷物摊开在磨盘上，用磨棒在上面反复滚动，采用碾压的方法，把谷物的皮壳脱掉。除了谷物，采集的坚果类食物也可以在磨盘上进行脱壳。石磨盘、石磨棒不但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是反映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重要证物。墓葬中多见用石磨盘、石磨棒进行随葬，有的位于墓主人的身体附近，有的位于墓室一旁，还有的平放在墓室中部等，带有明显的祭祀性质。 石磨盘、石磨棒在各地的新石器文化中均有发现，表明这一古老的加工工具使用非常广泛深入。其中磁山文化有与裴李岗文化相似的石磨盘、石磨棒实物。它的石磨盘盘底也有三或四个小足，除了盘面一端略尖以外，在形式上与裴李岗文化大同小异，是此类器物的另一个典型代表。 家畜饲养 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驯养家畜，并逐渐使之成为生活中重要的食物来源。家畜种类也逐渐增加，主要有狗、猪、黄牛、绵羊和山羊等。 陶猪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前4200年）长6.7厘米，高4.2厘米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这件陶猪头部肥大，鬃毛突起，长嘴前伸，腹部下垂，四足交替似作奔走状。整件作品造型生动传神、憨态可掬，为一件难得的原始艺术佳作。 陶猪的体型健硕有力，虽然与野猪仍有些近似，但猪头已经明显变短，应是人工饲养驯化的结果。除了陶塑猪以外，在河姆渡遗址内破碎的猪骨和牙齿随处可见，有些陶器上也绘有猪的纹样，显示出当时人工饲养的猪数量较多，猪肉已成为人们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中国北方的大汶口文化，猪同样已经成为主要家畜，当地流行以猪随葬的习俗，墓中随葬数量不等的猪头以显示墓主人生前拥有财富的差别。此外，在东北地区的赵宝沟文化"鸟兽图"尊形器上也有作奔跑状的猪的形象。这些情况表明，猪在新石器时代各地人们的生活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制陶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一。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由简单的手工捏塑、模制、泥片贴塑，再到泥条盘筑、慢轮修整，进而产生了快轮制陶技术。中国各地区的陶器在器形、质地、纹饰及器类组合等方面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陶罐距今约2万年﹣1万年高18厘米，口径20厘米1962年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 这件红陶罐用手工捏制而成。直口，深腹，圆底，外饰绳纹，胎质粗陋，器形简单，制作技术原始。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陶器，也是世界上较早出现的陶器。陶器是用泥土塑成陶坯晾干后，在800-900℃左右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是人类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几处有农业发生迹象的遗址都发现有陶器，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等，表明陶器的发明与人类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密不可分。 陶釜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前4200年）口径12厘米，高25.5厘米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釜是一种蒸煮用的炊器。这件陶釜用手工贴塑而成，广口，鼓腹，圆底，翻唇下折，颈腹连接处有肩脊相隔，腹部饰绳纹。胎质为夹炭黑陶，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此类陶釜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 河姆渡人在制作陶釜时，有意在陶泥中掺入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目的是为了减少粘土的粘性和因干燥收缩而导致的开裂，这种夹炭陶在制陶工艺上，比按一定掺和比例制成的夹砂陶更为原始。陶釜在使用时需要用陶支脚支撑起来，在其下部燃火烧饭。已发现的陶支脚颇为粗大，多有使用后留下的烟熏痕迹。陶釜在单独使用时比较适于煮食，后来人们在有些釜的上部放置一个底部带许多孔眼的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笼屉，釜就兼具蒸食的作用了。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件陶釜底部的残片上还附带有烧焦了的米饭锅巴，表明河姆渡人已经将稻米作为主食了。 双格石研磨盘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长17.5厘米，宽14.4厘米，厚4.2厘米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这件研磨盘是加工彩绘颜料的工具。盘身由白色石料雕琢而成，平面近椭圆状。盘面分为大小两个并列的格槽，可以同时研磨和盛放两种不同的颜料。彩陶是原始的绘画艺术，其中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就是调色。彩陶颜料系选用不同色泽的天然矿石，将矿石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再加水调成合适的色彩。在彩陶制作过程中，研磨盘的功能正是将这些颜料块捣碎并进行仔细研磨和充分调配。双格石研磨盘不但能够有效研磨颜料，而且在绘制多色图案时非常实用。北首岭遗址内同时出土有紫、红两种颜料块，可以作为这种研磨盘使用方法的旁证。 彩陶工艺在仰韶文化时期非常普及，因此与研磨盘相关的发现也较多，如临潼姜寨遗址也出土了包括研磨盘在内的一整套彩绘工具。它们位于一座多人合葬墓内，集中摆放于其中一个人的脚边。一般认为此人的身份应是当时从事陶器彩绘的氏族成员，表明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彩陶设计和制作的画师。 黑陶罐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高22厘米，口径13.3厘米，底径6.3厘米1975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这件黑陶罐轮制规整，器壁薄而匀实，打磨光滑，通体黝黑发亮，造型典雅，线条优美，质感细腻，虽然素面无华，却给人一种完美的感受，是龙山文化黑陶中的典型器物。龙山文化之前，制陶工艺一直处于手制阶段，仰韶文化晚期出现了慢轮修治技术，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已普遍使用快轮制陶，即利用陶轮快速旋转中产生的动力拉坯成型。用这种制陶方式制造出来的陶器器形规整，器壁厚薄均匀，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龙山文化陶器选用的泥土土质特别细腻，无沙，且粘性大，过滤后被制成泥坯，拉坯成型后，再经反复打磨，直到陶坯表面光滑如镜。黑陶表面纯静的黑色是以独特的渗碳工艺烧制而成的。陶坏入窑烧制的温度达1000℃，陶坯烧透后，减火降温，并往火门中加湿木柴，使窑内产生大量浓烟，烟中的炭粒粘附在器物的表面。撤火后，窑温冷却，陶器器体遇冷收缩，将碳元素密封在器壁中，形成了通体漆黑发亮的黑陶。这种以渗碳工艺烧制黑陶的方法是龙山文化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袋足陶模客省庄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长19厘米，直径5厘米1955年陕西西安斗门出土 这件陶模是用来制作陶器袋足的模具，一端为较粗的锥柱形，用以制作空足泥坯，另一端为稍细的圆管形，其上有小圆孔，用以连接木制手柄。 用模具制作陶器是一种很古老的制陶工艺，老官台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一前5000年）、汤家岗文化（约公元前4800年一前4300年）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发现有完全或局部使用模具制作的陶器。斗门客省庄文化遗址，则发现有些陶鬲袋足的内壁有"反篮纹"或"反绳纹"印痕。这件光面空心内模的出土说明，袋足与器身是分开制作的。其具体方法是，先用空心锥体形的陶模，或原有的陶器袋足为内模模具，外部敷泥拍打，制作出鬲、斝、鬶、盉等器物袋足部分的泥坯，再将它与器身的其他部分连接起来，放到窑中烧制而成。这种用内模制造陶器袋足的方法，目前只见于客省庄文化。 陶釜、陶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釜高10.9厘米，口径16.2厘米灶高15.8厘米，口径29.7厘米，底长25.2厘米，宽21.5厘米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 这套器具由釜和灶组合而成。上部为釜，广口圆底，有明显的折肩，肩部装饰弦纹。下部为灶，圆口平底，底部有低矮的足钉。侧壁开一个上窄下宽的方形口，直通灶的内部。灶口处按压出波浪状花边装饰。 新石器时代的烹饪技术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后世常用的蒸、煮、烤、烙等手段已经产生。人们还发明了釜灶、鼎、鬲、甗、甑等种类丰富的炊具，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釜灶兼具炊器与灶具的功能，烹饪时可以直接在灶内生火，于釜内烹煮。由于体积不大、搬动自由、使用简便，釜灶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接受和普遍认可，不断得以沿用。龙山时期，出现了将釜、灶连为一体，真正合二为一的造型，是炊器发展进程中的再一次革新。 陶甑（ zeng )三里桥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2000年）高17.4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9.3厘米1957年河南陕县三里桥出土 这件陶甑为泥质灰陶，由快轮制成，器形规整，折沿，深腹，平底带镂孔。 甑是一种蒸食炊器，一般与釜或鬲配合使用。人们以往食用熟食通常只能采取烧烤和水煮两种方式，烧烤比较适用于肉食，而水煮对食材没有什么限制，煮成的食物一般是粥、汤形式。但水煮的方式也有一些弊端，水加多了，粥汤的味道就会变得清淡，水放少了，又容易把食物烧糊。陶甑的出现基本避免了食物烧糊的现象，蒸食也为古人的食谱增加了一类制作美味的新方法。以后，人们又将鬲与甑合二为一，于是出现了一种称为甗的新炊器。 三里桥文化是豫、陕、晋三省交界地区的一类龙山时代遗存，与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及客省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这件陶甑即为三里桥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水波纹陶盘汤家岗文化（约公元前4800年-前4300年）1978年湖南安乡汤家岗出土 涡旋纹彩陶罐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高50厘米，口径18.4厘米，底径15.9厘米1956年甘肃永靖出土 这件彩陶罐呈敛口鼓腹的瓮状。口沿外侧有四个钩状泥突形成四系，腹部两侧有对称的环状耳。器表饰黑彩，上腹部有旋涡纹绕器一周，在2个大旋涡纹之间各再绘出2个小旋涡纹，旋涡纹带以下有一周水波纹带和弦纹带加以承托。整个画面既像水面被雨滴击起的层层涟漪，又仿佛是湍急的河水激流涌动而形成的一个个大小旋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形式非常繁缚，多用黑色等粗的线条，采取平行、弯曲或交叉等组合方式绘制。比较经典的图案为几何形的同心圆和旋涡纹，并有大量鸟纹、鱼纹、蛙纹和蝌蚪纹等动物纹样。人们将自然写实的景象逐渐转化为抽象化的符号图形，再以行云流水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其观赏之美妙不可言。此时的彩陶制作早已专业化，有专门的制陶工匠，在很多遗址中都发现密集的窑场以及研磨颜料用的石板、分格的调色陶碟和颜料等绘画工具。马家窑文化的先民们既继承又创新地发展了仰韶文化的彩陶技艺，从而把中国远古时期彩陶艺术再次推向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高峰。 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彩陶盆呈橙红色。上腹部为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饰弦纹，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人物的头上都有发辫状饰物，身下也有飘动的斜向饰物，头饰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增添了舞蹈的动感。每一组中最外侧两人的外侧手臂均画出两根线条，好像是为了表现臂膀在不断频繁地摆动的样子。 舞蹈者形象以单色平涂手法绘成，造型简练明快。三组舞人绕盆一周形成圆圈，脚下的平行弦纹，像是荡漾的水波，小小陶盆宛如平静的池塘。欢乐的人群簇拥在池边载歌载舞，情绪欢快热烈，场面也很壮观。 一般认为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群舞的热烈场面，但在舞蹈内容的具体阐释上说法较多。有认为是远古时期氏族成员在举行狩猎归来的庆功会，跳着狩猎舞；也有认为是氏族成员装扮成氏族的图腾兽在进行图腾舞蹈，舞蹈者头上及身下的饰物，是人们为象征某种动物而戴的头饰和尾饰；更有认为是在进行祈求人口生殖繁盛和作物丰收的仪礼舞等。 陶壶崧泽文化（约公元前3900年一前3300年）通高12.8厘米，口径7.5厘米，足径7.3厘米1961年上海青浦崧泽出土 这件陶壶直口，鼓腹，花瓣形圈足，上配尖钮器盖。泥质黑陶，外施黄红彩，是崧泽文化的典型器物。 崧泽文化是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太湖流域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其陶器制造处于一种变革阶段，早期以红陶为主，普遍采用泥条盘筑加慢轮整修的方法，晚期已开始运用快轮成型技术，并已开始使用还原焰烧制陶器。这件泥质黑陶便是用这种还原焰在缺氧的状态下烧制出来的。 崧泽文化陶器在制作中充分运用弧线、折线的适当处理，造型有球形、葫芦形、塔形、动物形等等，种类繁多，各不相同。陶器的装饰性也十分突出，圈足往往剔刻成花瓣形，器盖的捉手多有类似小兽的凸起装饰，器耳则制成各式鸡冠形或是鸟首形。器表装饰盛行堆纹、压划纹、彩绘和镂孔等。讲究造型和装饰是崧泽文化陶器的显著特征。 小口尖底陶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高46.2厘米，口径5.7厘米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此小口尖底瓶呈纺锤状。顶部为一圆形杯状小口，颈部略细于口部。圆肩鼓腹，尖锥形底部，器身中部有对称的双环形耳。颈部以下饰黑彩，上腹部饰细密的斜线纹，其余器表素面磨光。小口尖底瓶器身大多带环状耳，可以穿缀绳索，便于携带或搬动。在不同的地域或不同的时期，瓶体会呈现地域区别和分期演变的特征，尤其是瓶口、腹部、底部的形态变化最为显著。从仰韶文化早期至晚期，尖底瓶的口部历经杯形口、双唇口、喇叭口等形状变化，腹部也呈现流线形、球形、折肩等不同形式，时代特征非常突出。 小口尖底陶瓶的用途说法较多。一般认为它是一种汲水器，利用重心转换原理来调节平衡，可以方便地从河流中取水。也有看法认为可能与原始宗教和礼仪有关，是仰韶文化时期神职人员使用的祭器等。 双鼻陶壶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高12.3厘米，口径6.2厘米，底径7.4厘米1955年浙江余杭良渚出土 这件陶壶为泥质灰胎黑皮陶，长颈，扁腹，圈足，口沿外侧附一对鼻形环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据同类器形推断，陶壶还应附有一个喇叭形捉手的器盖，已佚。 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太湖至杭州湾一带。良渚文化的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器型精致规整，器壁较薄。圈足器、三足器盛行。陶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并有一些砂质红陶与泥质灰陶。泥质灰胎黑皮陶器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它们制作精致，器表磨光，入窑烧制采用还原焰和渗碳的方法，因此陶色乌黑光亮，外表类似金属光泽。有的陶器刻满细密的花纹和镂孔，应为重要场合使用的礼器。良渚文化黑陶在许多方面与山东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黑陶很相似，反映出两地文化交流方面可能存在着的密切联系。 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 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结构简洁，威武雄壮，彰显出一种强大的张力。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鼎形器物的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鹰形陶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该鼎周身光洁不加纹饰，粗大的鹰腿与宽厚的尾羽巧妙地分为三个支点，成鼎足之势。既强化了雄鹰固有的形神特征，又与陶器的工艺造型取得了和谐统一。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称，鹰形陶鼎的问世则表明，此时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鹰形陶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十多件骨匕、数件石圭、石斧及一批生活器皿。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式与众不同，可能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化进程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异彩纷呈。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文字的萌芽、礼器的出现、大型礼仪建筑与城堡的兴建，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形态也由简单的平等社会发展为复杂的分层社会。文明之光灿若繁星，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演变趋势。在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过程中，中原地区率先步入文明。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剧烈的社会变革相对应，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许多有关炎帝、黄帝，直至尧、舜、禹的古史传说。 玉琮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高49.7厘米1958年征集 这件玉琮由墨玉制成，内圆外方，上大下小，中有对钻的穿孔。共19节，是目前国内所见最高的玉琮。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的一则阴刻有日月纹图案，器身局部残留有制作时的切割痕迹。 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典型的玉琮往往在四角雕刻兽面纹，在四边正中刻神人兽面纹。规整的造型、细腻的雕琢与威严的神像，使得玉琮具有一种庄重、神秘、肃穆之气。对玉琮用途的猜测目前不下20多种。一些学者认为，琮是一种沟通天地的法器，上部较大和内圆的结构象征天，下部较小和外方的造型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则体现了当时巫术活动情况。 这件玉琮阴刻的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两个区域文化的象征性因素融为一体，最直观地体现了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987年和1989年发掘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发现了原生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与受良渚文化影响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共存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两种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玉龙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高26厘米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新石器时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如蛇、鳄鱼、蜥蜴、鱼、鲵、马、牛、猪、鹿、熊、虎、蚕、螃蜡、松树、云、闪电等等。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北天门肖家屋脊也都有类似的玉龙形象，它们有可能是龙的原始形态。 编织与纺织 编织工艺的进步促成了纺织技术的发明，人们开始用纺织物改善自身的穿着。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广泛发现有纺轮、锥、针等工具，部分陶器上还印有布纹痕迹。纺织原料主要是葛、麻等植物的纤维。 陶纺轮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前4200年）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纺轮是捻线的工具。使用时，在纺轮中间安有一根木杆，纺线者捻动纺轮，利用其转动时产生的惯性力量，使纤维捻合并续接成线。 骨梭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长16.6厘米，宽1.7厘米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此骨梭采用宽扁的动物肢骨磨制而成。中部略粗，两端较细，侧面有凹槽。它是原始织机的组件之一。 骨梭在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有发现。其主要功能是牵引一根纬线从交错的经线之间穿过，使经、纬线快速地完成一次编织过程，从而加快织机的变换速度，提高编织的准确性。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织机部件有定经杆、综、杆、绞纱棒、机刀、布轴等，在遗址内还出土了葛布和麻布残片以及底部印有细密布纹的陶器等，这些都是当时纺织技术发展的实物见证。 裸体浮雕彩陶壶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高34.4厘米，口径9.3厘米，底径9.9厘米1974年青海乐都柳湾出土 这件彩陶壶呈小口鼓腹造型，腹部两侧有对称的双环形耳。上腹部装饰黑彩图案纹饰，特征和同时期常见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壶装饰差别不大。与众不同的是，它的颈部略高，口沿外侈，在壶身彩绘之间还捏塑出一个裸体人像。人像站立，头位于壶的颈部，五官俱备，身躯和四肢位于壶的腹部。双手置腹前，乳头用黑彩加以点绘，在人像下腹处夸张地塑造出生殖器的形象。此外，在壶的颈部背面绘有长发，长发下绘出一只大蛙，在人像两腿的外侧也绘着蛙纹。 裸体浮雕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在数以万计的彩陶器皿中脱颖而出，被誉为稀世艺术珍品。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一般认为这是一个集男、女为一体的两性人，是一种男女同体的崇拜物，与远古时期的萨满有关。在萨满教信仰中，两性人往往是天和地、神与人的中介，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此外，关于人像也有单一女性或男性的不同说法，分别寓意女性崇拜、生殖崇拜或父权制度下男性崇拜的象征。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1978年河南临汝阎村出土 彩绘陶缸外表呈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接近口沿的外壁上等距分布着四个向下的凸钮。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鹳鸟，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身形微微后仰，头颈高扬。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彩绘陶缸属于仰韶文化瓮棺葬具，因在河南伊川附近出土较多，故又被称为"伊川缸"。它主要作为成人葬具来使用。普通伊川缸大多造型简单，素朴无彩。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不但施彩，而且构图复杂，在题材选择与画面构思上都强调了图案自身的独立性。陶缸出土时，缸内尚留有部分遗骨，一般认为它应该是氏族首领的葬具。白鹳应是首领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鱼则是敌对氏族的图腾。石斧是权力的标志，是首领所用实物的写真。首领生前曾经率领白鹳氏族同鱼氏族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们将这些事迹寓于图画当中，记录在首领本人的瓮棺上，通过图腾形象与御用武器的顶级组合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以纪念首领的英雄业绩。 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人类往往借助神灵观念解释生命和自然现象，以神灵崇拜为特征的原始信仰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加深，原始信仰逐步规范化、礼仪化，出现了祭坛、神庙等高等级宗教场所。认识领域的拓展，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日益丰富多彩，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等艺术，反映了先民朴素的审美意识。 筒形彩陶器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1988年辽宁凌源牛河梁出土 孕妇陶塑像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残高7.8厘米1982年辽宁喀左东山嘴出土孕妇陶塑像 这件孕妇陶塑像头部缺失，手足也有残缺。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女性特征鲜明。通体打磨光滑，外涂一层红陶衣。 1982年，考古学家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发掘出一处红山文化时期与原始宗教有关的石砌建筑群落，主要由北侧的方形台基及南侧的圆形台基组成。在南侧圆形台基附近出土有数个大型坐式人物泥塑像残片及一群小型裸体孕妇陶塑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初期，小型孕妇塑像在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地均有发现。这些塑像多为石质，裸体，乳房高耸，腹部隆起，突出地表现了女性作为生育者的形象。在中国，除喀左东山嘴外，小型孕妇塑像还在河北滦平后台子赵宝沟文化遗址、内蒙古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陕西扶风案板仰韶文化遗址等有所发现。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东山嘴遗址出土的小型孕妇陶塑像代表了生育、繁殖的理念，大型坐式人物泥塑像或许是祖先崇拜的偶像，方形和圆形祭坛则可能象征了天与地。该遗址应是一处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及丰产巫术为一体的祭祀活动中心。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此彩陶盆呈红色，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 T "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有大量的动物形纹饰，如鱼、鹿、蛙等，以鱼纹最为典型。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公认的彩陶艺术精品。类似内容的彩陶盆在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很像一种特制的葬具。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彩陶盉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鱼鸟纹彩陶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高21.6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8.5厘米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此彩陶壶呈橙黄色。口部形如蒜头，顶部中央有圆孔直通壶内，圆孔周围绘黑彩四出扇形。壶身上腹部绘鱼鸟纹装饰，首尾相逐环绕壶身一周。一只水鸟向右侧立，长颈长喙，头顶生翎，身披条状羽毛，眼睛瞪得很大，鸟嘴衔住面前一条大鱼的尾巴。鱼又粗又长，身披大片的鳞甲，头部两侧还有突出的鳍状物，正在拼命挣扎反抗，头部和身子都翘了起来，鱼身也弯成了弧形，一副被动挨打的模样。 鱼鸟纹彩陶壶属于仰韶文化的水器。陶壶上的图画虽然只有数笔，并多用简单的线条进行构图，却非常传神。为了突出反差，画面中故意夸张了鱼的形象，它的个头与鸟相差不多，但还是被鸟制住。水鸟大睁的眼睛、大鱼扭动的躯体等设计突显了两者进攻与反攻时的力度，将鱼、鸟之间的争斗之势表现得生动形象，成为艺术创作的典范。除了艺术上的感染力以外，水鸟衔鱼图的内容还有强烈的图腾观念。一般认为画面中隐寓着远古社会并存的两个群体一鸟氏族与鱼氏族之间的斗争状况。因为鱼为水鸟所控制，表明此时鸟氏族暂居上风，而鱼氏族可能正处于相对低落的阶段。 文字的萌芽与铜器的产生 新石器时代遗物上常见一些刻画符号，它们可能是文字萌芽阶段的产物。新石器时代晚期，冶铜技术出现，人们已能够制造小件铜器，质地多为青铜和红铜，部分遗址中还发现了铜炼渣等遗物。 青铜刀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1978年甘肃东乡林家出土 这件保存完整的青铜刀由单范铸成，铜刀所在的文化层属于马家窑文化早期的马家窑类型，经碳十四年代测定约在公元前3280年至公元前2740年之间，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青铜是铜与锡、砷、铅等金属的合金，具有质地坚硬、熔点较低、容易铸造等特性，它的出现常常被认为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刻画符号陶尊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高59厘米，口径38厘米，底径8.5厘米1979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 这件大口陶尊形体较大，夹砂陶，筒形深腹，厚壁，尖底，器表饰篮纹和一道凸弦纹。外壁上部靠近口沿处有一个刻画符号，仿佛是在一座山上矗立一株大树，具有抽象与写实的双重特点。 石器时代晚期，黄河及江淮流域的许多文化遗址都发现有大量的象形类刻画符号。其中，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陶尊分别出自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及诸城前寨等遗址，另外在安徽蒙城尉迟寺等遗址也发现有相同或相似的刻画符号。刻画符号陶尊多竖立于墓主人的脚端，从造型看，它在使用时可能是有一半埋是在地面以下的，刻画符号朝向墓主人，部分符号还有涂朱痕迹。这些刻画符号目前已发现30余个，可分为8类，其象形元素主要包括日、月、山、树、钺、锈、王冠等。由于这些刻画符号一般只是单独出现，无法体现刻画符号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与文字的关系尚待讨论，多数古文字学家认为，它们至少可以被视作为文字的萌芽。 礼仪制度与权贵阶层 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分化加剧，具有特定含义的礼仪制度已经产生。一些遗址中出现了具有礼仪功能的大型公共建筑。公共墓地中贫富分化严重，还出现了专门的贵族墓地。贵族墓中出土了大量象征权力与身份的玉器，标志着凌驾于公共群体之上的权贵阶层已经形成。 白陶鴛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高14.8厘米高14.9厘米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这件陶鬶呈灰白色。颈部粗短似漏斗状，顶部有斜向的流伸向器身前部。圆环形提梁，上联颈部，下接器身，表面按压成绞索状。腹部略呈球状，腰部有一周横向附加堆纹，表面压印成花边形的装饰。三个肥大的空袋足，呈鼎立形式均匀分布于腹部下方。 陶鬶是远古时期人们用来烧水或温酒的容器，白陶鬶则是这类器形中的稀有品种。它们以高岭土制作，经1200℃左右的窑温烧造而成，胎壁轻薄，质地坚硬。白陶鬶并非实用器，它可能被置于比较重要的场合，具有礼器的功能。中国古代把中原以东的众部族统称为东夷，其活动范围大体在今天的山东、江苏一带。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开始，这里的地域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东夷族以鸟为图腾，其文化遗存中有不少鸟的形象。陶鬶被公认是由各种各样的禽鸟形象演化而来，尤其是鬶颈、鬶口完全模仿鸟首的形神，灵活伸展、昂首向上，融写实与抽象于一体，以艺术的手法将理想中图腾的形象表现得完美而雅致。 彩陶背壶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高16.9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6厘米；高17厘米，口径7.1厘米，底径6.2厘米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彩陶背壶呈红色，高领、圆腹、平底。壶的腹部很有特色，一面鼓腹，另一面扁平，两侧各有一个对称的环状耳，鼓腹中部与扁平面相对的部位还有一个带横向穿孔的鼻形小钮。壶面施彩，图案绚丽。先以黑彩描绘出基本的图案花纹，再用白彩在黑彩上勾勒轮廓或以圆点纹饰等进行点缀。图案由上至下分为几个部分，分别形成不同的纹饰带。最顶部位于口沿外侧，绘三个等距离的黑白彩同心圆。肩部由两条平行线构成一个图框，内填多个黑地白彩涡纹。腹部饰大块的三角纹，一正一反交错排列，构成连续的纹饰带。底部绘两道横向平行排列的联珠纹，均为在黑地上添加的白色亮点，对比非常鲜明。背壶是大汶口文化特有的水器，可以盛水或用来汲水，固定在背上，行走时不用担心壶内的水溅出或倾覆。背壶腹部的一侧面加工成扁平造型，扩大了壶身与人体接触的面积，既增加了稳定性，又避免了鼓腹对人体的压迫，在实用性与舒适度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大汶口文化的背壶多为红陶，一般素面不加修饰。这件彩陶背壶被发现于墓中，体积小巧，外观华丽，显然非实用器，可能是一件专门制作的明器。 薄胎黑陶高柄杯1975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前2500年﹣前2000年）高18.5厘米，口径14.5厘米，足径6.3厘米 薄胎黑陶高柄杯由杯身和杯柄两部分套接而成。上半部为直壁圆底的筒状杯身，顶部有宽平的盘状杯口。杯身外壁饰有刻划平行弦纹。下半部为杯柄，直径比杯身略粗，呈筒状，末端与喇叭状的圈足相接。杯柄表面饰镂孔与斜线纹。 高柄杯是龙山文化的标志型器物。陶杯通体轮制而成，并经过细致的打磨，因此非常精巧规整。色泽漆黑光亮，器壁均匀，薄如蛋壳，最薄处仅为0.2-0.3毫米，被习称为"蛋壳陶"。研究表明，加工这样的陶器应是用刃口极锋利的刮刀类工具，边旋转边刮修坯泥，使器壁达到极薄，待晾干后再进行磨光，并在杯身上加刻镂孔和纤细的刻划纹作为装饰。薄胎黑陶之所以光亮无比，是因为用磨光石对胎体表面做长时间打磨，导致胎体中的石英、云母、绢云母等反光物质的颗粒顺着一个方向排列，对光线由漫反射变为平行反射，才使得器表熠熠发光。它的制作工艺达到了中国古代制陶史的顶峰。虽然陶杯胎体极薄，但质地却极为细腻坚硬，被赞为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种高柄杯仅出土于龙山文化少数大、中型墓葬之中，显然是一种高品级用品，应是一种标志身份高贵的礼器。 镂孔陶器座王湾三期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1900年）高32.5厘米，肩径41.8厘米，口径23厘米，足径35.4厘米1960年河南洛阳王湾出土 这件陶器座为泥质灰陶，由快轮制成，口沿内折，亚腰，肩部下方对穿二圆孔，器身中部饰凸环纹，上、下环刻碎格及方折镂空，以衬托圆点宽带纹。造型规整，镂饰美观。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陶器大多朴实无华，而这件镂孔灰陶器座运用磨光、镂雕、分割、戳印、线刻等多种加工手法，凸显器座的精致与贵重，加之体量宽大，造型稳重，颇具王者风范，可以想象其上放置的器物也一定不同凡俗，这样的陶器很可能用于远古时期的礼仪活动。王湾三期文化是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文化，而镂孔陶器座所属的王湾类型则是中原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之一，这件陶器座的式样风格和装饰效果与后代的青铜礼器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文化上的传承关系。 玉钺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出土 九孔石刀薛家岗文化（约公元前3500年﹣前2600年）长47厘米，宽13.3厘米1979年安徽潜山薛家岗出土 这件石刀呈长方形，背厚刃薄，造型规整，棱角分明，通体精磨。刃端略宽，较平直，略有磨损痕迹，背部近顶端一侧穿9个圆孔，呈一字排列，分布均匀，孔径大小相似，有明显的对钻痕迹。 薛家岗文化因1979年发现于安徽潜山的薛家岗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的江淮之间，扩展至鄂东和赣北部分地区。薛家岗文化的石器工具一般通体磨制，除常见的斧、钺、锈、凿、镞等器具之外，长方形穿孔石刀最具特色。穿孔石刀的穿孔数目基本为单数，除9孔外，还有1孔、3孔、5孔、7孔和13孔之分，偶数穿孔石刀仅发现一件。这些孔可能是用来穿系捆柄的。一些大型石刀的穿孔附近绘有花果纹或红彩带饰，构图规矩整齐。 薛家岗穿孔石刀的用途众说不一，有人根据石刀刃部的使用痕迹，认为是农作物的收割工具；有人根据石刀的精美程度，认为是一种礼器；也有人根据石刀修长庞大的外形，认为是专门用于作战砍杀用的长兵器；更有人认为是织布用的打纬刀。 箍形玉器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高14.8厘米1986年征集 这件箍形玉器以青色玉料制成，呈椭圆中空的筒状。顶部较大，作斜口形式。底部略小，口部平直。器壁较薄，口部边缘尤显锋利。 箍形玉器过去多为传世品，因用途不明一度被称为"玉护臂"或"马蹄形器"等。考古发现证明，此类玉器只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大墓或高等级墓葬中存在。它们多位于男性墓主的头部下方，有的器物口部还有两个小孔可以系绳或插发笄，由此确认是人们用来固定发式的发箍。箍形玉器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使用时可将头发束在一起套在筒状的箍内并挽成发髻，再戴在头上作为玉冠。 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纷纷显露出一批以代表王权、神权等特殊用途为特征的玉质礼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更以数量惊人的玉器被称为"远古玉器中心"。遗址的大型积石家内，通常以一座大墓为中心，周围附葬小墓。大墓随葬众多精美的玉器，上部封土积石成坛。墓地附近还有专门用于祭祀的女神庙建筑等，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与森严等级特权的礼仪场所。精美的玉石礼器诞生在这个阶段，其拥有者必然是这个群体中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权贵阶层，而造型精美的箍形玉器等饰物正是证明他们身份地位的最明显标志。 玉琮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出土 玉璧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直径20.5厘米，厚0.9厘米1988年浙江余杭长命出土 这件玉璧造型圆整，纹理斑斓，中心穿孔较小，器身残留切割痕迹。 玉璧是良渚文化礼器中的代表性玉器。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璧可分为两类：一类玉质细密，色彩纯净，制作工整，通体抛光，工艺十分考究，随葬时置于墓主人胸部，应该属于礼玉之列。另一类玉质稍逊，多数纹彩斑斓，制作粗糙，璧形不圆整，甚至有破损，加工时打磨不彻底，玉璧表面留有明显的切割痕迹，也没做抛光处理，随葬时置于墓主人脚下方，有学者认为此类玉璧是财富的象征。 玉钺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1958年山东日照出土 聚落、城堡与战争 新石器时代的聚落一般由居址、墓地、手工业作坊等不同功能的区域组成，有些聚落还有壕沟围护。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的分化，并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涌现出了众多城堡，社会形态开始向早期国家过渡。 女性墓随葬品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72年陕西临潼姜寨出土 此墓埋葬一位年轻女性，陪葬丰富的工具、陶器和装饰品等。对女性成员实行厚葬，表明当时女性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家庭合葬墓随葬品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此墓埋葬一对成年男女和一个儿童，应属家庭合葬墓。墓内随葬较多的陶、石、骨器，和象征财富的猪头。 石钺石峡文化（约公元前2900年一前2700年）长15.2厘米，宽10.7厘米1978年广东曲江石峡出土 这件石钺为扁平长方形，双面刃略宽，刃缘微呈弧形，背端中部穿单孔。器形规整，磨制精细。 钺是一种大斧，由实用工具石斧演变而来。斧、钺在形制上相似，区别在于钺的刃部比斧宽阔，弧曲度更大，刃端两角微微上翘，有的还接近半月形的样式。由于石钺器身扁平，刃部宽阔，显然不太适合砍伐林木或用于农作，事实上，它已经作为一种专用兵器从一般工具中分离出来，在古代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钺与斧相比，更显威猛刚烈，因此经常被视为力量与霸主地位的象征。良渚文化贵族墓葬中曾经出土了一件比较完整的漆绘精美的木柄石钺，石钺置于墓主身旁，是以实物的形式展示了这种兵器的真实用途。 骨笛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100年一前5000年）长20.4厘米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出土 这件骨笛用涉水禽类的长骨制成。笛身略弯，两端稍粗，中部略细。两端骨管部分都经过切割，磨制规整，加工精致。骨笛侧面7个圆孔，孔径基本相同，间距大体相等，呈一字形纵向排列。 这支骨笛出土于裴李岗文化遗址内，同类笛子共有20多支，除了较多的七孔笛以外，还有5孔、6孔和8孔等多种形式。其中，最早的骨笛开有5-6个孔，只能奏出四声音阶和完备的五声音阶。中期的骨笛开有7孔，能奏出六声和七声音阶。晚期阶段的骨笛能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音阶以外的一些变化音。有的骨笛音孔旁还钻有调音的小孔、刻有等分符号等，显示出此时期的骨笛制作与演奏技法应该已经非常成熟。这些骨笛是中国最早的乐器实物，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了音乐方面的早期实践并成功地制作了乐器。 彩陶鼓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1986年甘肃永登乐山坪出土 这件彩陶鼓近鼓面处有若干乳钉围成一圈，以便于蒙包兽皮。 陶埙（ xun )（复制品）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前4200年）原物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镂雕旋纹象牙梳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长16.2厘米，宽6.1-8厘米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这件象牙梳略呈长方形，上端钻3个圆孔，边缘还刻有沟槽，似为镶嵌之用。主体部分镂雕出由3行条孔组成的旋纹图案，并内填" T "形花纹。下端共有17个细密的梳齿。象牙梳造型美观，工艺精致，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 大汶口文化后期，社会财富日益丰富，出现了财产及社会阶层的分化，这种分化在大汶口墓葬中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在大汶口100余座墓葬中，有些墓空无所有，多数墓葬只有几件简单的陶器或石器，而少数大墓的随葬品却多达100多件。这些大墓不仅拥有大量制作规整、器类繁多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品和工具，更有贵重的象牙器、玉器、镶嵌松绿石的骨雕工艺品。这件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锥形玉饰(5件）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长3.3厘米﹣9.9厘米1975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这组锥形玉饰造型大体接近，尖部均呈较钝的锥状，尾部磨成细铤状的短榫，榫端多带小孔。 锥形玉饰可能由早期锥形骨器演化而来。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中普遍存在锥形骨器成束随葬的现象，最多的一片墓地内有200余件。在晚于大汶口文化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里则发现了大量的锥形玉饰，有的墓内可达10多件，大部分成集束状位于墓主头部，成为良渚文化规格较高的墓葬特有的现象。 关于锥形玉饰的用途，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那些器身修长如针，尖端锋利，末端有圆孔的器形，在墓中多出自人的头骨部位，可能为笄、簪类玉饰。形式粗短，尖端略钝，末端带孔的小件可能是项饰、坠饰或腰饰的组件。而器形较大，表面刻有特殊纹饰的样品多被认为与原始宗教或祭祀活动有关，是生殖崇拜的产物，或者作为首领的权杖重器。 玉鸟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牙雕凤鸟匕形器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长15.8厘米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这件匕形器用象牙圆雕成鸟形，圆眼勾喙，双翅收拢，腹背部钻一孔，并刻弦纹和斜线纹，尾部延展为扁舌形。质地细密、外表光润、形象生动，制作精巧，是河姆渡文化造型艺术中的精华。 匕是古代的一种取食器具，长柄浅斗，形状像羹匙。牙雕凤鸟匕形器在外观上与匕很相似，却不是匕，扁舌形的鸟尾无论是盛汤还是盛饭都不大实用。从其腹背的钻孔看，它应该是穿系起来使用的，很可能是在原始信仰活动中使用的仪式用具或装饰品。 鸟类凌空飞翔，能穿梭于天地之间，能发出各种悦耳的鸣叫声，有的还能啼鸣报晓，这些现象都很容易令古人意识到鸟类就是上天的使者，从而产生对神鸟的崇拜。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都发现有各种艺术化的鸟形图案，表明这一传统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十分盛行。《左传》昭公十七年也曾记载：东夷先祖少昊继任为部族首领的时候，有凤鸟飞临的吉兆。于是，少昊便以不同的鸟作为纪年标志，并以鸟名设立官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形饰物，除牙雕凤鸟匕形器外，还有牙雕双鸟朝阳蝶形器，器上刻画了两只神鸟对称地面向一轮火球，它所表现的或许就是神鸟负日飞行的形象。 船形彩陶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高15.6厘米，宽24.8厘米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属于随身携带的水壶类物品。壶身形似菱角，顶部有杯状壶口，两个圆环形器耳分列于两侧肩部。在壶口下方、器耳之间的壶体侧面以黑彩绘制网格纹，网格的两侧还有鱼鳍状的三角形纹饰等。陶壶造型由仰韶文化常见的小口尖底瓶转化而来，基本是将纵向的瓶身压缩为横向的船身式样，瓶口位置不变，再将本位于瓶身两侧的对称双耳移到壶身的肩部。陶壶两端如舟船首尾，尤其是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者捕鱼结束将网搭在船边晾晒的情景，从造型设计到装饰纹样，都让人联想到渔船、渔网、捕鱼活动等水上生活场面。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捕鱼的能力已经显著增强，大量鱼镖、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些地区还修造了存储鱼类的窖穴等。从事这些复杂的活动离不开舟船的协助。远古时期舟船均为木质材料，容易腐烂，很难看到完好的实物。长江下游地区出土过独木舟及少量船桨等，资料多不完整。船形彩陶壶是一个独木舟的模型，是人们制造原始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