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良临《郑文公上碑》

张兆日

序

我曾在美丽的大泽山镇工作过13年，期间得益于大泽山的人文与自然景观，经常穿行于大泽山的山山水水之间，每每被大泽山的自然风光及文化底蕴所震撼，特别是大泽山的书法，为之倾倒，尤其是接触徐秀良先生，感动于他对大泽山魏碑书法的无限热爱及深厚的艺术功底。
徐秀良，号泽山农夫，一九六六年出生于青岛平度大泽山镇团石子村，九岁随母亲练习写仿，初学柳公权，再习史晨碑。他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服役于济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先后受教于著名书法家左齐将军、朱学达先生、欧阳中石先生，始临张黑女墓志、元略墓志，后勤习郑文公碑。九十年代退役后扎根于大泽山镇文化站工作至今，致力于大泽山文化的挖掘整理以及摩崖、碑刻书法的研究。遍访大泽山镇境内群山，求教于山民村夫，搜寻发现摩崖刻石十余处，多为秦汉古迹，丰富了大泽山刻石文化。他先后参与大泽山风景名胜区建设、大泽山摩崖刻石研究、大泽山功德碑林研究、《美丽中华行》大泽山拍摄等专题活动，为当地文化发掘尽其所能。他醉心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不随流俗，笔耕不辍，对大泽山境内的摩崖石刻，心摹手追，尤其是他对刻石、拓片工艺也有深入研究，在探究复原摩崖刻石笔法原貌方面颇有建树。位于平度市大泽山镇天柱山的郑文公碑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绮丽瑰宝，被称为“楷隶之极则”，为著名书法家包世臣、叶昌炽、康有为等所推重。

徐秀良作为大泽山人，以碑为荣、拜碑为师，多年来对郑文公碑及天柱山中的“石室铭”“上游下息”等汉、魏刻石潜心临摹、探究，在魏体书法精进的同时，对于郑文公碑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论体系。本书《郑文公碑书法赏析》即为徐秀良临写。
为总结他的艺术贡献，同时也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倡导更多的人了解魏碑书法、热爱书法，应邀编撰该书，以飨读者。

张兆日 于2017年8月

郑文公上碑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则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了解书法，学习书法，作为一名爱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著艺术的魅力。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以不同的风貌反映出时代的精神，艺术青春常在。流览历代书法，"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追寻三千年书法发展的轨迹,我们清淅地看到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步,强烈的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书法艺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瑰宝，是中华文化的灿烂之花。

书法艺术最典型的体现了东方艺术之美和东方文化的优秀，是我们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瑰宝。它具有世界上任何艺术都无与伦比的深厚群众基础和艺术特徵。 书法艺术愈加受到大家的青睐。
自魏晋以来，书法自成一格，其笔力之健，浑逸朗润，而游刃于虚，全以神韵。尤以《郑文公上碑》为典型的碑刻，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郑文公上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位于平度市天柱山之阳，碑身由一块天然碑状石稍加琢磨而成，属摩崖类刻石。碑高350厘米，宽150厘米。碑文正书19行，行多50字，计881字，是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为其父郑羲主持刊造的功德碑，镌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同年，他在莱州云峰山之阴觅得一块更为理想的摩崖巨石，又刊造了另一通功德碑，碑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字数增加到1244字，字体也略大。为便于区分，先刊者称《上碑》，后刊者称《下碑》。二碑从风格上看出于一人之手，但均不署书丹人姓名。
《郑文公上碑》的内容是为荥阳郑氏家族歌功颂德，重点记述了郑羲的生平和事迹。据《魏书》本传，郑羲，字幼麟，北魏荥阳人，出身名门望族，仕至中书令、秘书监，封南阳公。曾出任安东将军、兖州刺史。晚年，因其女为孝文帝妃嫔，而一跃成为官高位显的皇帝国戚。郑羲为人贪鄙，“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甚至还干出了“东门收羊酒，西门酤卖之”的勾当，为人所不齿。碑文中“德政宽明，化先仁惠。不严之治，穆如清风”之句全是颠倒黑白的谀墓之词。郑羲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卒于西兖州刺史任上，次年葬于荥阳三皇山之阳。在议定谥号时，尚书奏谥曰“宣”，孝文帝以“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秉公而改谥为“文灵”，依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灵”非美谥，且微有贬义，这对作为名门望族的郑氏家族来说，颇不光彩，成了郑道昭的一块心病。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第二年便在州治内的天柱山和云峰山接连为其父主持刊造了两通摩崖功德碑，碑文中公然地把朝廷赐谥的“灵”字删去，称为“郑文公”。为先人颂德的墓碑不立在墓前，而刻在千里之外的摩崖上，这种情况极为罕见，郑道昭用心良苦。此时郑羲故去已19年，北魏政权江河日下，郑道昭封疆在外，远离京师，便在辖区内摩崖刻碑，删改其父谥号，涂饰劣迹，炫耀家庭荣光。郑道昭的这个目的其实并未达到，北齐修《魏书》时还是如实记下了郑羲及其族人的种种恶行。而留下的两通碑刻却以其书法之精绝成了艺术瑰宝，大概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天柱山在平度城北25公里，孤峰秀峙，山势峻峭，《郑文公上碑》僻处丛山深处的峭崖上，镌成之后曾有五六百年之久寂然不为人知。北宋末年，金石学家赵明诚在其所著《金石录》里首次予以收录，也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清代中后期，一批杰出的书法艺术家，如阮元、包世臣、叶昌炽、康有为等，因不满流于庸俗的“馆阁”书体和萎靡柔弱的帖学书风，大力倡导粗狂雄浑、豪逸疏宕的魏碑书法，于是隐藏了千年之久的魏碑珍品《郑文公碑》终被世人所知。阮元以金石学家身份，精研书学，著《南北书派伦》，崇北抑南，并亲自登云峰山访碑，收入《山左金石志》。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大力提倡北碑，评论《郑文公碑》时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处，乃以摩崖石泐，让字均行，并非剥损，真文苑奇珍也”。对《郑文公碑》的书法艺术给予极高评价。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在包世臣《艺舟双楫》基础上，进一步构筑了“尊碑、备魏、取隋、卑唐”的书学理论体系。他认为，“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园笔之极轨。”在《碑品》中将《郑文公四十二种》列为妙品上，称赞其“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浓姿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至叶昌炽《语石》，更把《郑文公碑》推崇到最高峰：“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韵。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下。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序》为一波一磔，盱衡赞叹，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刘海粟先生曾随康有为学习《郑文公碑》，对此有深刻体会。乃师曾对他说：“不识云峰、天柱佳作之浑逸朗润者，不可以与之论书。”足见评价之高。
《郑文公碑》未署书丹人姓名，近人每认为即郑道昭所书。笔者则认为，云峰四山40余处北朝刻石中有一部分出自郑道昭之手，但《郑文公碑》既非郑道昭撰文，亦非郑道昭所书。史书中从未有郑道昭工书的记载，云峰四山刻石中也均未言及郑道昭善书，距郑道昭任光州刺史50余年之后，其子郑述祖复任光州，所有诗文题记中，也未说《郑文公碑》是由郑道昭书丹。

最早将《郑文公碑》收入《金石录》，曾任莱州太守的赵明诚，仅指出郑道昭“为其父摩崖石刻二碑焉。”亦未明确提出是由郑道昭书写。最早是包世臣“以《中明坛》题名、《云峰山五言》验之，为中岳先生书无疑”。大胆提出《郑文公碑》为郑道昭书，嗣后大部分人先入为主，可能认为云峰四山刻石与郑道昭关系密切，也就认同了这一说法。其实包世臣的大胆假设毫无根据。倘这一说法成立，则有许多地方与情理相悖：上碑中郑羲的字为“幼麐”，而在下碑中却写作“幼麟”。二字虽音义一致，但写法迥异，古人名字用字极为讲究，不可随意改易。上、下碑刊刻于同一年，且出自一人之手，若是郑道昭书丹，写错了先父的名字，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此其一；子为父书写碑文，有违世俗，南北朝时的碑刻，至今未见到这样的例子，此其二；南北朝时避家讳之风甚盛，如属儿子为父亲写碑文并为书丹上石，直呼父名而一点不避家讳，有悖常理，出身名门，自幼饱读诗书的郑道昭断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此其三；在碑文中公然篡改朝廷钦定的谥号，作为朝廷命官，熟悉本朝典章制度的郑道昭，未必敢冒欺君之罪而亲自为文书丹，他只能作为幕后指挥，此其四；对已近花甲垂暮之年，统领3郡14县16余万人口的胶东地区最高行政、军事长官郑道昭来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一年之内完成如此高质量、高难度的煌煌巨制，此其五。《郑文公碑》的撰文者究竟是谁？碑文中交待得很清楚：“于是故吏主薄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邈，悲鸿休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是程天赐等郑羲的门生故吏撰写了碑文。19年之后，郑羲的门生故吏已垂垂老矣，为文尚可，书丹恐已无能为力了。书丹人只能是郑道昭的僚佐或朋友。
尽管《郑文公碑》的作者不会是郑道昭，但丝毫无损《郑文公碑》的艺术价值，作为文化瑰宝，它将永远光照史册；也丝毫无损郑道昭在书法史上的历史地位，它在光州、青州刺史上，主持刊刻了如此众多而又集中的艺术精品，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的名字将随着云峰诸山刻石书法艺术的存在而永远流传下去。

　　郑文公上碑碑文
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公讳羲，字幼麐司州荥阳开封人也。肇洪源于有周，胙母弟以命氏。桓以亲贤司徒，武以善职并歌。《缁衣》之作，诵乎奕世。逮郑君当时，播节让以振高风；大夫司农，创解诂以开经义。扬州渊谋，以“十策”匡时；豫州司空，以勋德著称。高祖略，恢亮儒素，味道居真。赵石之兴，徵给事黄门侍郎，迁侍中、尚书，赠扬州刺史。赠祖豁，以明哲佐世，后燕中山尹、太常卿、济南贞公。祖温，道协储端，燕太子瞻事。父晔，仁结义徒，绩著宁边，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绵荣修载，联光千世。
公禀三灵之纯气，应五百之恒期。乘和载诞，文明冠世。笃信乐道，据德依仁，孝弟端雅，寡言愍行。六籍孔精，百氏备究。阴阳律历，尤所留心。常慕平仲、子产之为人也，蕴斯文于衡泌，延德声乎州闾。举秀才，答策高第，擢补中书博士。任清务简，遂乘闲述作，注诸经论，撰《话林》及诸文赋诏策，辞清雅博。迁中书侍郎，假员外散骑常侍，南使宋国，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设会，酒行乐作，均谓公曰：“乐其何如？”公答曰：“哀楚有馀而雅正不足，其细已甚，而能久乎？”均嘿然而罢，移年而萧氏灭宋。虽延陵之观昔诗，郑公之听宋乐，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协皇华，原隰斯光，迁给事中、中书令。总司文史，敷奏惟允，国之律令，是所议定。
公长子懿，邕容和令，器望兼资。早综铨衡，能声徽著。敦诗悦礼，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学经书，才冠秘颖。研注图史，文侍紫幄。每在朝堂，公行于前，吏部、秘书随其后，凡厥庶寮，莫不钦其人也。于时有识，比之三陈。后年不盈纪，懿：给事黄门侍郎、太常卿、使持节平东将军、齐州刺史；道昭：中书侍郎、国子祭酒、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州大中正、使持节平东将军、光州刺史。父官子宠，才德相承，海内敬其荣也。
太和初，除公使持节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公。德政宽明，化先仁惠。不严之治，穆如清风。太和中，徽秘书监。春秋年六十有七，寝疾薨乎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国秀之永沉，哀道宗之长没。皇上震悼，痛百常往。遣使賵襚，策赠有加，谥曰“文”，祭以大牢。葬乎荥阳石门东南十三里皇山之阳。于是故吏主薄、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邈，悲鸿休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而作颂曰：
爰鉴往纪 历览前徽
有贤有圣 靡弗应时
鲧实契姒 旦以协姬
于穆郑公 诞睿应期
伊昔桓武 并美司徒
恭惟我君 世监秘书
三坟克阐 五典允敷
文为辞首 学实宗儒
德秀时哲 望高世族
灼灼独明 亭亭孤邈
式胄三雍 邹风再烛
作岳河兖 泽移草木
庆灵长发 继业传光
君既挺发 胤亦含章
文义袭轨 朱绂相望
刊石铭德 与日永扬
魏永平四年 岁在辛卯刊
　　郑 文 公 碑 简 介

郑文公碑有上下两碑，上碑在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驻地东南二点五公里之天柱山上，下碑在山东省莱州市云峰山上。郑文公上碑系由矗立于鸾峰直上鹤岭横悬的一块天然碑状石镌成，碑高三米二十公分，宽一米五十公分，文十九行，行曰五十字，共计八百一十一字，是郑道昭在任光州刺史时于永平四年(公元五一一年)主持刊立。
郑道昭（公元四五五---公元五一六年）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河南荥阳开封（今河南荥阳）人，《魏书》称其“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凡数十篇”。他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郎，历官至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国子祭酒、秘书监、青光二州刺史，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文恭”
郑文公碑点画圆融饱满，藏锋敛错，劲气内敛，浑厚蕴藉。其字势或附或仰、或收或放、奇正开合。转折波发之际，变化多端，葩之不穷，味之喻课。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穷。结字稳健，捺脚较长，方圆兼施，体势广博，给人一种端庄浑穆、槎容自如的风度。
郑文公碑书法的风格特征为，篆法隶韵，以圆笔为主，用篆书笔法，隶书韵味，方圆结合，行草点画，行笔间带有浓厚的行草笔意，通篇的点、横、竖、撇、捺的书写用笔，在粗细方面都比较匀称。转折多用圆笔，给人挺拔雄奇、宽绰开张的感觉。平均舒朗，结体平整宽松。其横画虽曲，但却是扁平状，这是郑文公碑书法较为特殊的特点。总之，学习要注意笔圆体方，画曲势直，用笔时切忌抖擞，作剥蚀状，而当认迟涩顿挫书之。

《郑文公上碑》的章法
《郑文公上碑》显得雍容古厚，博大逸宕。通篇章法气象更具有恢宏斑斓、苍雄古朴、圆融烂漫之质，看似随意刻写平淡无奇，但“不求异而人自不能同之，不求工而世自不能过之”，天趣自在，随意生发，人力、天工各臻神妙。全碑的行间字距基本均整而无一处呆板，康有为形容如依山而筑的阿房宫，虽延绵数里，楼阁亭台条理起伏而一丝不乱。是为中和型章法的典范之一。
在全碑的空白排置上，四周与碑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形成一种自然的内擫之感，与结字、笔法的外拓之势相冲和，为整碑的“质实厚重，宕逸神隽”奠定了平稳的基调。依据书仪规范，第16行完成正文内容，在中上部自然形成一行长条形空白；跋文继书三行，形成与正文大块面相应的小块，在章法节奏上开始向结尾过渡；落款部分较简，呈点线状，与正文的大块面、跋文的小块面形成由实到虚的空间关系。碑上部有因碑石自身裂缝形成的不规则的钩形线。从行文内容来看，碑裂是在书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与后世常见的人为毁坏或时间剥损不同。而因为书刻材料的局限或书碑者并未以摩崖石泐为意，碑刻仍书刻上石，在遇泐损处则让字均行，随形以应。古人论摩崖类作品每有所谓“奇姿谲热，靡有常制”之语，指的多是这类情形。
章法的恢宏、斑斓、苍古同样也离不开书刻时的笔致之功，凿镌造成字口的破损或点画的毛糙、自然分化形成斑烂剥浊的纹理，蕴雅劲美的字形，宽博宕逸的结体造就了《郑文公上碑》雄浑开张、苍茫凄迷的章法气势。
《郑文公上碑》的结体
从结构上来看，《郑文公上碑》的结体宽博整饬，气魄雄伟，骨肉匀适，通篇透露着“荡荡乎君子、穆穆乎仁人”的大儒风范。单字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合篆势、分韵、草情于一体，集端稳、刚劲、姿媚于一身，于端庄雄强中复含秀丽疏朗，稳健浑厚中蕴蓄奇肆飞扬，浑浑千余言，笔笔舒畅，字字安适，行行流动。笔画的走向在字体的形态转侧翻舞中轻柔舒展，姿态多变又顺手拈来，“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因此，包世臣称此碑有“云鹤海鸥”之态，康有为则称“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仰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不尽”。
通碑的笔调凝炼，笔划舒徐，形曲而神全，正如古松蟠屈，神采奕奕，又如微风拂波，川流不息。

郑文公碑基本笔法 　　
魏碑完整版碑刻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