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堆“拾故”（一）

杏坛花雨

　　现居也住了十五年以上了。一是日久年深，墙壁泛黄，墙皮脱落；二是前几年两个“捣蛋包”拿墙当做自由“创作”的地方，工具有蜡笔、铅笔、粉笔、毛笔等等，颜色则赤橙黄绿青蓝紫，应有尽有，内容则是我看不懂的花鸟鱼虫，日月山河，五花八门。现在都上学了，对“自由墙创作”也就不感兴趣了。所以，我打算刷刷新，自然免不了再清理一遍那些“故纸堆”。

不过故物虽旧，真要扔掉的时候总有些翻翻这个，看看那个 ——都有些舍不得的情感，而且，从教学第一线、从农村小院调出——搬家到城里来也四十多年了，先后搬了五次家，每搬一次就整一次，清一次，却总清不净。有些东西虽然久藏不见，但翻出来再看时，却依依不舍——那上面有许多尘封的记忆和故事，让你思绪万千，也不会完全丢弃。

　 就像这两张照片，是从一本书里抖搂出来的。重新“自我欣赏”反倒觉得——三十多年前俾人既不算歪瓜裂枣的丑男，也不是凶神恶煞的歹徒，为什么有些人，特别是那些“领导”们总不太待见我？可能是我太愚钝吧。但是老了后自我反思一下便常常会问，你什么时候待见过他们呢？于是也就释然。

审视一下从衣服判断，前者大约在1992年秋，后者大约在1993年初夏。到底在干什么也记不清了；谁拍的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可以肯定一定是工作的公共场合，因为私拍多是摆拍，而且不会忘记拍照的人。

　 这张照片保存的比较好，倒不是因为照片有名人。

2000年“五一”，“全国中小学影视交育现场会”在开封举办，我们淄博一行五人与会。次日下午，在开封实验小学进行“中小学“影视文化课现场教学观摩”，由我市两位女教师执教。下课后，她俩对我提出能不能与于蓝老师合个影。

我在教室前的小操场四下望望，看到《中国教育报》与会采访的记者陈小蓓和于老从卫生间方向走过来，我只得趋前几步，打算先向陈说明一下，但于老却已站好位置等待。我连忙对身后挥挥手，同时举起了相机。“咔嚓”两声后，于老还站在原地未动，我一手收相机，一手向她致意。两个小女孩突然明白什么似的，和陈小蓓一块把于老送到车上。

晚餐时，陈来到我们餐桌前解释道:于老今年八十岁了，又患糖尿病，为了听你们的课早早地就到教室去了，前后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下课后裤子都渗湿了。两个女生听了后，脸色红红的。

会议第三天则是开放性游园（清明上河园，因“清明上河图”命名重建)。约上午十点左右，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约三十步外，陈记者正向我招手，于蓝老师站在一边。我赶忙走近前去。陈说“快，于老师要和你合个影。”闻此，我很激动，但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到她身边站好。陈记着走到我们正面举起相机，于是有了这张照片。

拍照后我礼貌性的陪同于老走了一小段路。她告诉我说:昨天座谈会后，我与几个教育方面的专家进行了交谈，他们都认为你的发言很好，建议可以进一步整理细化一下，写成一本书。

想不到两年后——2002年“六一”期间，“第六届国际儿童电影节暨中小学影视交育研讨会”在淄博举行。《淄博声屏报》向我约稿，写一篇与“江姐”有关的文章，我慨然应允。这张照片，也许就是这时候，被无意夹在了印装格外精美的四开对折，册页式《淄博声屏报》中。另外，我也在会议前一个月内，完成了我的专著《中小学影视教育论纲》，并在会议前一天由印刷厂运到会场，分发到与会代表手中。

　　需补充的几句话是:“论纲”交印前，我曾打电话给于老，问她是否可以将这张照片插在书中出版。她的回答实在而含蓄:你认为有益就发，但（书）好坏不在照片，而在于内容。所以这本书没有把这张照片插入。

于蓝先生享天年白寿，是名副其实的“在烈火中永生”的人民电影表演艺术家。这篇文字也算我对她的天堂祝福和缅怀吧。

（同时找到的旧物还有几件，一次“亮相”恐文字太长。为愿意读的美友着想，只好在下一篇再摆活——故纸堆拾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