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变迁中的平凡人生——喜读刘向东长篇小说《山里人家》

徐长玉

　　《山里人家》是刘向东老师历时多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艺术地再现了陕北地区庙台村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长达50多年的历史变迁。本人数读书稿，深感这是一部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堪称史诗般的小说。

　　首先，这是一部中国农村变迁史的缩影。小说通过对陕北地区庙台村三代人曲折命运的描写，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给陕北地区庙台村广大农民个人命运带来的巨大影响。其中，既有对新中国成立给广大农民带来翻身得解放的巨大喜悦的由衷赞颂，也有对某些政治运动给广大农民带来物质贫困与精神创伤的“实话实说”，还有对改革开放给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带来可喜变化的热情讴歌。不仅如此，小说还对同一时代背景下，陕北地区庙台村不同人所持的不同态度、所作的不同抉择和所采取的不同行为作了详尽的描写，从而使陕北地区庙台村的村史更加饱满，人物更加鲜活和充满多样性。无疑，小说用艺术化手法叙写的陕北地区庙台村的历史变迁，正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我国农村变迁史的一个缩影。

　　其次，这是一部意涵丰富的正能量小说。与多数小说对历史敏感话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同。《山里人家》用大量篇幅正面描写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十年文革等政治运动给陕北地区庙台村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无疑，这种敢于直面历史的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是令人由衷钦佩的。毕竟，历史不容忘却。但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上述运动的描写和所持立场，不仅是客观的，也是完全符合党的《历史决议》的，不存在丑化历史、离经叛道的问题。不仅如此，作者借用主人翁的话，对上述运动存在的主要弊端所作的剖析，特别发人深思，令人折服。比如，关于初级社并高级社，小说写道:“一搭里干活，干多干少都是十个工分，谁还肯多干。”“就像人家大力士李兆良一次背二十多捆麦子，有的人连十捆都不背，凭啥和人家挣一样的工分。”“这样混在一搭里干活，把勤快人也混成懒汉了。”再比如关于“吃食堂”，小说写道：“干部说办大食堂是为了多快好省，解放劳动力，现在把咱这么多人缠在一起，一整天光做饭了，还咋劳动？”“现在吃一顿饭比过个红白喜事都费事，真浪费时间！”“关键是饭也难做，人多嘴杂，口味不一。”“老话说‘一家十来口，七嘴八舌头，你要吃猪肉，他要喝烧酒。’何况这全村二百多人在一搭里吃饭口味咋能得满意。”“有的人晌午从山上回来吃得饱饱的，回家睡一觉又来吃。”“照这个吃法，这粮食恐怕也吃不了多长时间。”至于文革期间频繁开展的政治运动，给生产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小说更是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诸如此类的描写，充分说明了世道必须与人心相适应、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政策必须与国情相适应的深刻道理。而这些道理不仅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至今也具有着极强的警示意义。这就是，我国决不能重走封闭僵化的传统计划经济老路。此外，小说对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等给陕北地区庙台村人民群众带来的可喜变化的描写同样符合实际，且富有正能量。比如，在提及新中国成立时，小说写道：“不久全国大解放，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也给山村带来新气象。人们在和平、民主、平等、自由的环境下过自己的日子，欣然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积极参与和支援国家的各项建设，全国上下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至于改革开放给陕北地区庙台村带来的可喜变化，小说同样娓娓道来：比如，高考恢复，农村改革，地主成份取消，李兆良等冤假错案平反，农民脱贫，解决温饱；李俊良等有手艺的，外出做活，发家致富；头脑灵活的赵万军、王永强当了企业家；李学东考上了医科大学，到市医院工作，等等。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

　　再次，这是一部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文学作品。一是作者较好地使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不言而喻，一名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者，但作家毕竟不同于史学家，虚构应该是作家的基本功。而作为一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即使虚构，也要虚构得实事求是。对此，该书作者无疑做到了。小说中，作者不仅对长达数十年的历史脉络叙述得十分清晰和准确，而且所虚构的一个个故事让人读后有一种真人真事的感觉，这点着实不易。二是小说塑造了众多色彩鲜明、性格各异、命运不同的农村人物和乡镇干部形象。比如追随刘志丹闹革命、受伤回家后不辞辛劳养儿育女、望子成龙的老红军李培富，拥有木匠手艺、当过大队会计、为人正直、勤劳肯干、有家庭责任感和良好社会口碑的优秀农民代表李俊良，聪明、贤惠、善良、多病、英年早逝的好媳妇闫玉莲，英俊潇洒、聪明伶俐、多才多艺、参加过武斗、当过民办教师、因被定性为“蜕化变质分子”而丧失大好前程的农村知识青年李万良，有上进心、爱学习、不负众望考取大学生并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医生的新一代农村青年李学东，极左路线的执行者、逛鬼、当过高级社社长、大队主任和文革造反司令的反面农民代表王延军，以及李兆良、张忠文、赵万军、桂花、小红鞋、红艳艳、王永强、李三宝、胡社长、周国盛、王典、马部长等。这些人物形象对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陕北农村的我，颇有似曾相识、倍感亲切、如在眼前的感觉。限于篇幅，恕不逐一介绍了。三是小说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道出了世事的多变、人性的复杂和人情的冷暖，赞扬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四是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比如在内容上，小说对陕北农村长期盛行的弟兄分家、赌咒、抬神楼、算命、赌博、叫魂、过红白喜事等都有十分细致的描写；在语言上，小说在尽量避免使用外地读者听不懂的陕北方言的前提下，比较多地使用了陕北民歌、顺口溜和陕北俗语，从而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比如，小说开始和结尾分别使用了歌颂红军和刘志丹的陕北民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和《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小说人物链子嘴李宝子编的顺口溜“人民公社就是好，食堂顿顿吃得饱。早起白馍晌午糕，晚上还用剁面刀”，等等；以及俗语“荞麦三棱麦子尖，十里乡俗不一般”、“偏大向小，刚苦了二小”“会怨的怨自己，不会怨的怨别人”等。五是小说文风朴实，文字优美，极富画面感。仅举作者对陕北初冬天气的描写为例：“农历十月的阳光无精打采地洒落在光秃秃、白晃晃的山头上。黄尘夹杂着草木的枯叶随风在天空漂荡，羊群在刚收割过的庄稼地里窜来窜去地寻找着可吃的残枝败叶。村子周围的树木已经被砍光了，没有多少草木的沟壑里到处裸露着高低不等、新旧不同的大树茬子。”六是倒叙手法使用得特别巧妙。比如作者在描写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庙台村时，直接从大跃进和吃食堂开始，而对该村开展的合作化运动则采取了回忆的方式加以叙述；另外，对李赵两大家族、赵王两大家族的历史渊源，统统采取了倒叙的方式，而没有按照历史顺序与逻辑顺序一致的原则进行描写。七是小说做到了首尾呼应。小说从李培富年轻时追随刘志丹闹革命受伤回村开始写起，到政府给晚年的李培富落实老红军待遇、李培富经常在村头给群众讲刘志丹的故事结束。

　　毋庸讳言，像大部分文学作品一样，这部小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体量还可以更大一些，因为写一个村庄数十年的历史变迁，没有数十万字的支撑，是很难达到最佳效果的；再如：有些重要人物比如李兆良、好驻村干部王典的形象塑造着笔过少，难以立起来；此外，女性角色小红鞋、红艳艳、齐小兰等，过于注重生活作风的描写，而对其复杂的性格、多彩的生活、不同的命运刻画得不多，致使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等。但瑕不掩瑜，上述不足，绝不影响这部小说独特的魅力和自带的光芒。

　　该书作者刘向东老师长期在延安大学附属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后调入延安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馆员，5年前光荣退休。作为一名退休的老同志，刘老师本可以像大多数老年人一样，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但刘老师没有这样，而是继续坚持读书写作，终于创作了这部凝结着自己大量心血和深厚情感的长篇小说，实数难能可贵，确实可喜可贺！值此之际，本人作为一名迟到的文学爱好者，特写上如上的话，以表达本人对刘老师的由衷敬意之情。希望刘老师再接再厉，继续在文学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徐长玉，陕西省志丹县人，延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该文2023年6月8日写于延安新区为民中心政协楼325室，9日修改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