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丽人

                      

1977年，是我在延安农村插队的第四个年头。我从一个手不能拿，肩不能扛的中学生，变成一个皮肤黝黑粗糙，身板强壮的铁姑娘。以至于我春节回家过年，家人竟认不出我了。锄地、割谷、收麦、拿粪（手抓拌了粪的种子播撒）、上山背庄稼、拉架子车修梯田、出民工修水坝、打镰枷，除了没喂过牲口放过羊，陕北的大部分农活我都干得非常熟练。真正是滚了一身泥巴，练了一颗红心。然而，那颗红心里着实带着些苍白。激情澎湃地来到延安的广阔天地，除了与农民一样下地劳动，还能做些什么呢？没有北京知青孙立哲为百姓治病的医术和张革修建水电站的本事，拒绝了大队书记让我去村小学当老师的美意，我的空空如也的脑袋，如何给孩子们一碗水？正是汲取知识的年纪，却无望读书。一腔热血被脚踩黄土背朝天的现实消磨殆尽。我生长在军人家庭，似乎长大当兵理所应当。但因父亲文革受挫和他的从不徇私，我当兵无望。好笑的是，村里有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女娃，因其父有点背景而被招为女兵。穿了军装没一个月，却因不适应部队而被退回，白白浪费掉一个女兵名额，令人扼腕叹息而又无可奈何。尤其是在一部分知青招工走后，心中更加迷茫。

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山峁上锄地，歇工时一屁股坐在土棱上，望着连绵起伏无边无际的黄土沟壑，心里也翻卷着皱折。身边的婆姨女子们刁空纳着鞋垫，不忘回应着男社员的玩笑。婆姨们提前收工回家做饭，一溜烟不见了身影，卷起的尘埃向我扑打过来。我眯了灰尘的眼睛望向她们离去的沟壑。将来我也是她们中的一个吗？不，不，绝对不可以！算了，啥都别想。收工后，在窑洞里放声唱歌或弹我的秦琴，或埋头写写日记。               

秋冬之季，隐隐约约听说国家要恢复高考，我心里活动起来。可是谁也没有明说，谁也不能不干农活，生产队也不准请假。因为不出工，既挣不到工分，年底可能倒贴粮钱，又可能落得表现不好的印象，影响以后的招工。知青中暗流涌动，白天照样在地里干活，晚上便开始找出以前的书本偷偷摸摸地看。谁也不知道会考什么，谁也不知道怎样考、什么时候考。我心里没一点底，觉得自己基础太差了。正值陕北秋收时节，活多得忙不过来，在川地里刨土豆，上山割荞麦、收谷子和糜子，甚至月夜里背庄稼，整天劳作没有停歇。

10月中旬，广播里传来全国高教会召开的消息，招生是确定无疑了。大家欢呼雀跃。可是兴奋中我们还得出工。又过了十几天，公社召开了知青大会，宣布凡是参加高考的人，给一个月的复习时间。至此，我们才可以明目张胆地复习功课。可是，大家都想抓紧复习，做饭成了我们最头疼的事。谁来做饭呢？没办法只好轮班吧。每天我们都希望有人来替我们做饭，好让我们全力投入复习。终于有一个知青信心不足放弃了复习，成了我们的“火头军”。

延安知青都回家找老师辅导。我们几个西安知青，离家远，既没有回家，也没有老师可找，更没有丰富的参考书。我向村里的一个初中生借了一本数学书，同学寄来几张复习题，学习做题。在杭州读大学的二哥寄给我一本老版本的《语文》书，翻来覆去地看。报考的知青都选择了理科，我数理化是弱项，犹豫了一下便选择文科。于是，唯一一份史地资料就到了我手里。其实那仅仅是一张16开的印着若干史地基本常识的活页纸。这就是我拿到的一点“米”。

有一点总比没有好。翻天覆地地背那一页纸的常识，反反复复地做那一本数学书的题。晚上不知何时睡着，白天不知饭的滋味，还饿得极快。

中学期间，我喜欢语文，每次作文都被当成范文。我还喜欢抄抄写写。一本精美的塑料皮笔记本，抄满名人名言，好词语和好短文，并配上插图。同学间互相传阅互相补充，成为至宝。插队时，延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农村体验生活，住在我们知青窑洞。他们中间的一位也有这样的本子，扉页上写着“写作与乱弹”，只是里面的内容是人家自己写的诗歌和小文。后来我也模仿着给自己弄了一本。时光流转，本子不知去向。

尽管我在农村一直没有停止过看书和写作，但所看之书并不多，除了几本被翻烂了的小说，主要的还是《毛泽东选集》和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文章；而所谓的“写作”，也只是写写日记、笔记和家信。

就凭着这一点点的复习时间和可笑的“家底”，我于1977年12月9日，那个我们都铭记在心的寒风凛冽的日子，走进了位于宝塔山下延安二中的高考考场。 

也许是没有压力吧，我尽其所有地发挥，甚至达到了极至。考的什么题，我现在几乎一点都想不起来，只记得语文作文题二选一。一个是《难忘的一天》，一个是《给科学大会的一封信》。我后来看到有关的回忆，但凡参加了复习班的考生，老师都给押到了《难忘的一天》的作文题。而且，延安的许多考生都写了当年周总理回延安的那一天，即便有的人并不在欢迎周总理的人群里。而我没有这样的幸运。在紧张的考场，脑海里即便开上飞机也追索不出哪一天是难忘的，更不能快速构思成文。于是，我选择了后者。我在那封信里充满忧心地感叹祖国文革十年文化的荒芜，充满激情地展望科学大会将带给国家的振兴，充满渴望地表达我们渴求知识的愿望。然而，交卷走出教室的那一刻，我听到监考老师的议论，说我们考场的某某肯定没问题。这样的议论让我心里一无所底。

回到生产队，依旧去地里干活。村里人那一段时间的中心话题也是高考。田间地头，他们预测分析谁谁谁考得好，谁谁谁最有希望上大学。我那时不善言谈，更不喜欢在人前说话，我不知道自己考得怎样，自然也不好对人说起。听着村人的议论越是没自信。索性不再希望，安心劳动。

谁知没过多久，渺茫中传来我进入初录的（可能是分数线）消息。同时，我还接到被推荐招工预备名额的体检通知。“高考初录”、“招工预备”，招工，还是上学？我的命运有太多的不确定。只有等待。

等待的日子，我回西安过春节。那一年，在外地当兵的三哥也回家过年。不记得年节的哪一天，我接到大院传达室打来的电话，让我去取信。是我的延安知青同学帮我把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延安转寄给我。我一度很懵，这是真的么？我的家人相信是真的，尤其是我的哥哥们比我还高兴。

我从来没有当老师的理想，我害怕在人前讲话，我不惜被大队书记说我不去当老师是“瓜娃”。所以填报的志愿根本没有师范院校。然而，我却被陕西师大录取了。

于是，我返回延安，办理一切手续。然后，我就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了陕西师大中文系七七级二班。

走进陕西师大学府，如久旱逢雨，鱼儿游进了大海。4年寒暑冬夏，8个开学又放假，1000多个日日夜夜，年轻的我在知识的海洋里汲取精华。

那些曾经被轻慢坐冷板凳的老师，那些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教授，像遇到了久旱渴雨秧苗的老农，攒足了劲，用心地精心地培育着我们这些幸运儿。他们不注重外貌，衣着朴素，却挺着智慧的头颅侃侃而谈。须眉白发的辛介夫老师教我们《古代汉语》，典故、成语信手拈来；慈眉善目不笑不说话的吴士勋老师教我们《现代汉语》，循循善诱分析句子结构；口若悬河的畅广元老师教我们《文艺理论》，冷不丁地点我的名提问，闹我个大红脸；身体羸弱的黎风老师教我们《鲁迅专题》，镜片后闪着倔强不屈的光；还有激情澎湃的韩玉珠老师教我们《现当代文学》，曾自编自唱“二班的同学……”。

刚开始，我们的《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等课程还没有教材，是学校里油印的讲义，A4纸大小，二三寸厚，沉甸甸的一本。我们每天捧着它们，在校园里默读着，背诵着。后来，各种教材陆续下发，一切走上正轨。除了上课，我们就在教室里、图书馆、宿舍里读书。师大图书馆的藏书甚多，每人一次限借5本，隔几日就去换回一摞书，埋头苦读。为了抢到图书馆阅览室的座位，有的同学不惜放弃吃饭休息。为了读书，曾发生过许多“吃辣子、啃铁门”的笑谈。

大学养成了我读书学习的习惯，无论走到那里，但凡空闲手里都要拿本书或报纸杂志读，就像如今人们无法放下手机一样。大学给我铺就了一条认真做事做学问不断进取的精神之路，以至于我退休之后仍朝着这条路上走着；大学也让我与同窗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相互关爱，情同手足。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同，但紧要的一步若走对了，将惠及一生。

写于2023.4.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