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行慢记(五) 作者:参山老林

Lin Y D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五)</p><p class="ql-block"> 从十一月开始,“大串联”运动在全国蔓延。打着革命的大旗作免费旅游,观光祖国大好河山,这样千年难得一遇的好事谁肯错过?进京的人最多,此外还有不少人去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及韶山、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大串联”的学生不须通过班级投票选举,谁愿意去都可以。学校早已停课,精力体力都找不到排解处,“大串联”适逢其时。闯车站,爬火车,已成常态。各地都有接待站,可以凭学生证“借”钱“借”棉衣,随走随住随吃。大串联给全国的交通、食品供应及医療卫生防疫都带来巨大压力。没多久,报纸上报道了大连一群在校大学生步行进京的报道,周总理也抓住时机号召大家步行锻炼,为铁路减压。各地掀起一股步行串联风。但胆子大的人还是站照闯,车照爬。</p><p class="ql-block"> 眼看“大串联”正演变成大灾难,中央在关键时刻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迅速停止外出串联,实行“就地闹革命”,号召师生回校搞好本单位“斗批改”。毕竟踩刹车也难以一下子抵消强大的惯性,在外的人回归也需要有个过程,形势变得很严峻。因为寒冬已经到来,如果各地接待能力和铁路运输能力继续超限,一旦出现冻死人,将是严重的政治事件。</p><p class="ql-block"> 学校接待站通知我们:这几天就可以拿到回广州的火车票,是晚上开出的班次,所以要求接下来每天下午四点前回到学校。</p><p class="ql-block"> 接见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了一场足球,北京队对阵马里国家队。接下来那天的上午在故宫神武门外排长龙参观泥塑展览《收租院》,接受阶级教育。中午啃完两只馒头,匆匆绕过故宫东面的筒子河,从太庙(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出天安门广场排队,轮候了两个小时,拍下北京行唯一的纪念照片。接着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回到住地。学校通知:当晚有火车班次。大家匆匆吃过晚饭,带上学校发的一大袋馒头赶往北京站(即现在的东站,首都国庆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p><p class="ql-block"> 夜幕里,广场上已排成十多列队伍等候进站。气温剧降,寒风凛冽,我们又是跺脚,又是跳跃,等了近四个小时,终于登上南下广州的列车。</p><p class="ql-block"> 这照例是一列慢车,路上停站比北上时少。但沿途不断有人上车。座位早填满了,中途上车的只能席地而坐。后来连车厢连接处的通道及行李架都被塞满。窗外不时看见步行的“长征队”,举着红旗,背着背包,抖擞精神。火车停站,站台上人如潮涌。我们吸取了前车之鉴,提前把车窗关紧。外面的人爬不进来,又叫又跳。</p><p class="ql-block"> 我们没办法买站台上的食物,幸好带着馒头,还不敢放开吃,要按照四天的预算作计划分配。饮水思源,十分感谢北京21中学的师生!将近一个月了,一直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我们这些“客人”真的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p><p class="ql-block"> 啃啃馒头,打打瞌睡,胡乱闲聊,第三天上午终于进入广东境内。火车在韶关一停就是三个小时。传来消息:前面车厢发现流行性脑膜炎(简称流脑)患者,所以要停车处置。</p><p class="ql-block"> 这种传染性疾病我们并不陌生。当年6月份学校曾组织过一次农忙劳动,初一年级有两个班中途拉队回校,住进学校礼堂作临时封闭管理,就是因为他们中发现了一例流脑。</p><p class="ql-block"> 其实从1966年底至1967年,流脑疫情曾一度肆虐,夺去不少儿童和少年的生命。但当时资讯不发达,我们可能与死神擦肩而过却浑然不觉。</p><p class="ql-block"> 火车摇了摇,又开动了。大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p><p class="ql-block"> 当晚回到家,首先迎接我的竟然是一位外地中学生。是居委会把外地来穗大串联的学生分配到一些有住宿条件的住户,我家光荣地分到一名。 (全文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后记:</p><p class="ql-block"> 我把文章初稿发给当年参加过大串联的好友,引起他们的回忆。把其中两、三位聊天的内容进行了整理润饰,附在这里,希望可以帮助强化正文描述的立体感。</p><p class="ql-block"> 甲:我在12月拿到车票跟几位同学一起去到广州东站。听说12月是最后一批接见了,人们都耽心迟到错过机会,个个奋勇争先。只见站内外人山人海。冲关卡,爬火车。只见每个车窗都填满爬车人耸动的屁股。神高马大力气足的把优势用尽,个子矮小的只恨娘亲怀孕的日子未有足够的营养投入。</p><p class="ql-block"> 经过屡爬屡败,屡败屡爬,我们在东站滞留了几天才成功爬窗上车。当时是两个男生托举我们三个女生,形同古代战争攻城掠地。上得车来花容未失,然力气全消。摸摸口袋里银两尚在,心稍安。所幸左右的球鞋仍然健在而对称。落座甫定,喘大气,理云鬓,相视而笑,弹冠相庆。望望站台上的人潮,平添几分幸运感。我怀揣28元,一叠全国通用粮票,开启了赴京之旅。</p><p class="ql-block"> 爬车时也没弄清这趟车的目的地,心想只要是北上就是“大方向正确”。车到湖南省省会长沙。站台上同样挤满了学生。车未停定,下面的人就涌上来,车上的人则被往下赶。此地离北京还很远啊,我们几个躲在角落,不想下车。后来听说车要开往贵阳,然后转往北京。学过地理的我们知道是绕远了,但毕竟目的地无错,如果现在下了车,前途不明,吉凶未卜呢!所以死活都要赖着,还果断地占了角落的几个位。</p><p class="ql-block"> 到了贵阳,上来一群大学生,凶神恶煞地要把全部人赶下车。我们几个女中学生,个子矮小文弱秀气,怎么可能是大学生的对手?!刚好我们有个女生发烧了。记起“哀兵必胜”的古训及“以柔克刚”的战术,于是扮可怜相,哭泣抽泣,诉说遭遇,努力发挥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特长,大打阶级感情牌。一个女大学生摸了摸同学的额头,真的有点烫。他们几个嘀嘀咕咕一番研究,遂同意我们继续留在车上。后来几天竟然混熟了,知道那个女大学生名叫丁雁。这番遭遇至今难忘。</p><p class="ql-block"> 几天后,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到达北京,连忙摸到工人体育场。后被负责接待的一队海军叔叔带上公交车,到了东直门红旗小学安顿下来。接待站食宿全包,所以怀揣的银两只用了少量。我们有个同学的父亲在北京一所饭店做厨师,我们还去蹭了一餐。</p><p class="ql-block"> 我们是在12月26日上午见到毛主席的,已经是最后一批(第八批)。毛主席乘坐敞篷车接见。我们就坐在天安门金水桥对开的马路上,离车队很近,所以看得很清楚。这种接见模式不存在鞋被踩掉的问题。我穿着一双很旧的白球鞋,到北京几天就露㡳了,只好找些碎布放鞋里垫脚。</p><p class="ql-block"> 乙:我亦有“大串连”经历。当时我家姐是市一所中学高一学生,10月份作为红卫兵代表赴京。我在另一所中学,读初二,和一同学自己上京串连。我同学是铁路子弟,负责搞票。当时我个子小,背着棉被背包,穿着棉衣,挎着书包,怀揣小钱包一只,于10月底出发。去时火车秩序尚好,有座位。到北京后,在火车站有接待站,我们就凭一个红袖标,用学生证登记,安排住宿。我们住“北京煤气用具厂”,睡是大通铺。初到北京,都是各地中学生,互不相识,共处一室,好玩且有新鲜感。不久发现一件好笑的事 : 同室有些北方人习惯裸睡,不穿裤子的。于是几个刚认识的南方小子,在关灯睡后,突然开灯掀起裸睡者被子,爆发哄堂大笑。11月份在京经历两次接见。第一次由于人太多,根本不能走近天安门。第二次是乘车经过天安门,隐约見到伟人……我们车上人人挥动毛主席语录,尽情欢呼……</p><p class="ql-block"> 接着离京去上海。在北京车站一开闸,人流潮水般涌出,我身背棉被、棉衣,一团痈肿,书包带突然断开,馒头滚到地上,我顾不得捡回,狼狈万状地夹着书包随波逐流。上了火车,已经与同学冲散了。没座位,想站,但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基本是以处于直立而悬垂状态。挨到上海,接待站安排我住南京路的“东海大厦”。可幸第二天在外滩竟巧遇上车时冲散的同学,又一起继续后面的行程。</p><p class="ql-block"> 丙:我班也有同学爬车上京,住某学院课室。同室有外省同学也是习惯裸睡。可能白天梨子吃多了,夜频起,为省时省事,竟全裸奔厕。流程如下:拉门半开,探出脑袋左右窥测,然后百米冲厕。回程亦如法炮制。然日久有变,某次回程竟推门不动,被同室从里面关紧了。此种恶搞非同小可!推不得,更敲不得;踢不得,也喊不得。万一惊动了左右“芳邻”,后果不堪设想!只好爬气窗。有两米高呢!室内全是耸动着的被子,如大海波涛。被子下面是努力压抑着的“吃吃吃”的笑声,算是浪涛声。</p><p class="ql-block"> (全文完。多谢指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