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四）</p><p class="ql-block"> “晃啷！”一声总结性晃动，给这趟北上列车旅程写上了句号。我们来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p><p class="ql-block"> 一路上天气逐渐变冷，早就把棉衣穿上，旅行袋里只剩下几件替换的单衣，空空荡荡，像瘪了气的气球。但人的心情正好相反，离北京越近，越感到充实、兴奋，浑身有力量。</p><p class="ql-block"> 首都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按照报纸上的语言，我们是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p><p class="ql-block"> 汽车司机似乎猜到了我们的想法，特意绕道把大客车开往天安门广场。汽车沿长安街从东往西行驶。夜幕降临，路两旁白玉兰造型的华灯刹那间同时亮起。天安门在右前方映入眼帘，只见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悬挂在天安门大门上方，车厢内响起阵阵欢呼声。</p><p class="ql-block"> 汽车环绕广场一周，然后驶向我们入住的北京市第21中学。这是一所初级中学，与我们学校相比，场地和规模都差得多了。不知是因为校内揪斗高潮已过，还是由于担负接待外地师生的任务，学校显得很平静。</p><p class="ql-block"> 学校接待站的同学把我们带上教学楼二楼课室。靠窗一边用书桌拼成长铺，靠走廊一边拼的全是双人凳。中间是通道。附近居民送来的棉被已摆放得整整齐齐。屋角生着一个煤炉，算是暖气。虽然简单，但比这更简单的地方我们也住过。每学期去农村参加农忙劳动，竹棚的地上铺点禾草或蔗叶，就是半个班同学的大通铺。这里也是通铺，但楼房里通风、干燥，舒服多了。</p><p class="ql-block"> 吃过晚饭，倒头便睡。已经连续三个晚上没这样躺着休息。闭上眼睛，耳畔仍然是火车不停的“轰隆轰隆”声。</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到饭堂吃早饭，带队的同学传达通知：毛主席前两天刚接见了一批师生，下一批估计要等十多天，在10月下旬。今天起大家可以自由安排，到各校去看大字报。自由安排，就是自行结伴，自选地点，自定行程。</p><p class="ql-block"> 由于到京的人越来越多，10月下旬的那次接见，我们挤了半天也没能挤到广场，当天接见未能按计划完成，只好再等下一批。我们在京的活动时间延长至差不多一个月。此是后话。</p><p class="ql-block"> 再说当天早饭后，饭堂给每人发两个馒头、两片咸菜带走作中午饭。傍晚再回学校吃饭。以后每天都是这样。</p><p class="ql-block"> 学校位于安定门内交道口的方家胡同，离天安门约5公里。</p><p class="ql-block"> 走出校门，往西，不到100米就是马路。往北望去，青灰色的安定门巍然屹立。城门苍凉古朴，一丛丛枯黄的杂草在城楼上砖缝间随风摇摆。阵阵寒风从门洞刮来，扬起漫天沙尘。与城门的清冷形成强烈对照，南面交道口公交汽车站已挤满人，非常热闹。很多是赶早上班的工人，更多的是来京的外地师生。一辆公交车驶来，人们一拥而上，拼命往上挤。门没关上，车就开走。又来一辆，又是一轮猛挤。我们几个同学看看形势不对，又想起带队同学的“多看大字报，以参观单位的运动为主”的叮嘱，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在附近走走。</p><p class="ql-block"> 北京的马路大多是横平竖直，不是东西走向就是南北通贯，辨认方向很容易。问路更方便，人们都十分热情，指引也很规范，都是用“往东拐”、“往南拐”这样明晰的语言。我们按路人指引，七拐八拐，来到了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办公楼。这里的文学艺术家已被赶走，他们已被打成“牛鬼蛇神”。楼道、走廊贴满了大字报，也挤满了外地师生。大字报上尽是熟悉的名字：老舍、曹禺、傅雷、赵树理……还有属于“死老虎”的胡风、丁玲、俞平伯、冯雪峰……有的名字打上红色大叉叉，血淋淋的感觉。在文联与作协大楼附近的煤炭工业部，大门口挂满了“打倒张霖之”的大标语。张霖之当时是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央候补委员。多年以后，文革大批冤案平反，被打倒的人恢复了名誉。但是有些人已永远看不到这一天了。我后来阅读有关报刋资料，才知道老舍先生已于当年8 月 24 日在北京郊区太平湖投湖自尽。张霖之部长于1967年1月22日被“革命造反派活活打死。那个年头，寃魂真多！</p><p class="ql-block"> 后来我们又去了清华、北大、北师大、人民大学等地方。大学已经不是原来印象里的大学。到处都是用竹子和芦席搭起来的大字报墙，上面龙飞凤舞，笔墨淋漓，写满令人吃惊的“铁的事实”和火药味十足的口号。“是可忍，孰不可忍”，“罄竹难书”之类的文言词汇与“誓死”、“砸烂”之类的时髦用语高度融合，实现了“古为今用”的标准。高音喇叭不停地播音，那个时代的“流行曲”与校门外小贩的“冰棍冰棍，三分、五分”的叫卖声混成一片。校园内外，我们这些外地赴京的师生，如同随风涌动的海潮，成为这场“大革命”闹剧中群众演员的A、B、C、D。当时人人头上都有“革命小将”、“伟大领袖请来的客人”这样的光环，自以为“胸有朝阳，重任在肩”，其实大多数都是浑浑沌沌，迷失自我而不自知。</p><p class="ql-block"> 事隔多年，当年看过的大字报具体内容已模糊不清，但参观过的展览馆及风景名胜还印象清晰。与多年后再次赴京旧地重游的细节作个对比还是很有意思。</p><p class="ql-block"> 天安门后面是故宫。当年北京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刚起，为了防止文物遭破坏，周总理一声令下，让故宫所有大门紧闭，这座明清两代的宫殿及珍贵文物才躲过一劫。当时我们只能从门缝往里窥望。</p><p class="ql-block"> 天安门是人流最密集的地方。每天五个门洞全部打开，金水桥上人来人往。有些人翻开《毛主席语录》扉页往红墙上用力擦，擦下一片红色作纪念，真是莫名其妙。不知是否为了“辟邪”。1997年再去天安门，可以排队登上城楼，在限定的范围内参观拍照，但金水桥及门洞都只能按指定路线从一侧通过，不准停留。因为参观的人更多了，不得不增加保护措施。如果有谁再去擦红墙，民警可能会抓人兼处罚。</p><p class="ql-block"> 广场南面是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的题字和周总理题写的碑文，还有碑座四周的那组浮雕，组成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近代史陈列的浓缩版。那时我们可以环绕纪念碑细细地欣赏从“虎门销烟”到“渡江战役”的精美浮雕艺术。而后来出于保护珍贵艺术品的考虑，纪念碑碑座一般不对外开放，游客只能在警戒线外远距离观望。</p><p class="ql-block"> 此外，颐和园的石舫可以登上二楼，天坛迴音壁可以实地验证迴音效果。</p><p class="ql-block"> 我们晚上还去过一次天坛公园，因为有同学住在公园里临时搭起的棚子里。当晚没有月色。站在祈年殿前仰望，只见巨大的殿宇剪影，深沉并充满神秘感。猛见有流星划过天幕，一颗，又一颗……</p><p class="ql-block"> 这些细节现在都成为宝贵的回忆。</p><p class="ql-block"> 终于等到接见安排了。</p><p class="ql-block"> 由于步行走过天安门这种模式速度太慢，后来改为行车模式。这次接见分两天。11月10日是群众分乘解放军的大卡车从东往西经过天安门。我们守在学校饭堂的14寸黑白电视前收看。毛主席穿着臃肿的军装站在城楼上，以“人民万岁”的呼号回应广场上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11月11日，我们早早起床，早饭后每人领到了一袋点心，然后列队出发。缓缓走了1个多小时，也是七拐八拐，来到天安门东面约4公里的东长安街东段。大路两边早已有几排担负警戒任务的解放军席地而坐。我们坐北向南，坐在解放军后面。目测了一下，我的位置离马路中间约有20米。也就是说，毛主席的车经过时，我可以在20米的距离见到他老人家。这是一个很好的距离。听上两批的同学说，他们从队伍里向天安门仰望，人的面貌根本看不清楚，太小了。再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改变“远小近大”这种透视原理。</p><p class="ql-block"> 接下来就是读语录，唱歌，再读语录，再唱歌……不知过了多久，有点累，也有点饿了。人们借小休时间纷纷拿出点心。旁边有个小同学说：“不舍得吃，这是毛主席送的礼物，要带回家。”我的观点是：放到肚子里也可以作纪念，放书包里反而不保险。</p><p class="ql-block"> 突然从西面天安门广场方向传来一阵异样的声音，似海潮奔涌，由远而近。正准备爆发激动情和欢呼声，岂料只是吉普一辆。走下一位穿军装的首长，气宇轩昂地指点了一番，又上车开走了。有人说那是谢富治，也有人说是杨成武。无从考证。</p><p class="ql-block"> 正当大家稍为放松了心中紧绷的那根弦，异样的人潮声再次涌来 。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让视线越过眼前的语录本红海洋，只见几辆满载解放军的卡车驶过。前排的同学纷纷站起来，我这朵红海洋里的小小浪花也一跃而起，只见身穿绿军装的毛主席站在敞篷车上，向前方伸出右手，正是“大海航行”，“指引方向”那种雄姿！汽车快速驶过，后面是长长的车队，都是陪同接见的首长，也分不清哪位是哪位。</p><p class="ql-block"> 大家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之中，但我旁边的小个子同学却在哭泣，右手拿着语录本，左手还拿着那袋点心。他说他看不见，被挡住了。大家都很同情他：回家可怎么交待？（未完，请继续看五。多谢指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