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知青岁月二三事

以小见大

　　五十年前，即1973年的7月，我历时两年的高中学业结束了。走出学校，到何处去？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读大学，根本不可能，那是一个读书无用的年代。当时官方宣传上虽然提出了四个面向的口号，但在实际上大多城市青年只能有一个选择，即去农村插队落户。 与高中毕业时作文题目＂必由之路＂不谋而合，带着朦朦胧胧的想法，年底，我的户口被迁移到了广汉县三水公社。

　　初到生产队的头一个月，队长安排我与妇女体弱者一起做些较轻松的农活，但仅仅一个月后，我就同队上的全劳力一样挣满分的工分了。 刚到农村，的确是肩不能挑。记得第一次去离生产队有七八里路远的三水街上买分配的口粮，回来时，我和另一知青各自挑着两个箩筐，重约80斤左右，感觉十分吃力，一路上多次歇息。顺着广汉去金堂的公路，在要左拐到去易家河坝的机耕道时，实在担不动了，两人便放下扁担，抬起箩筐一个接一个个地往前挪动。这个场景引来当时正在田里干活的九大队的老乡们一阵善意的哄笑。 艰苦的环境最能锻练人，这话一点不假。很快，我就几乎能干所有的农活了。大战红五月，清晨5点过队长就喊出早工，收菜籽、小麦入库，犁田插秧等农活都要抢时完成。农业学大寨，时不我待，披星戴月也要干。

　　三水公社的五、六大队位于鸭子河畔的易家河坝，每年公社都有修河的任务。1 9 7 4年的夏天，我第一次随队上的10来个老乡参加修河。午饭是自带口粮，我把铝饭盒装了近1斤米，带到工地食堂。中午工地炊事员用小河沟的水，统一蒸熟。几砣蒸土豆拌点豆瓣权且当菜。当时修河堤各生产队各包一段，我还是挺佩服那些老乡，在烈日下，用很少的一点水泥、沙子加上鹅卵石，便能够把河堤修成。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内在质量却不敢恭维。反正我在农村三年，每年都要出工去易家河坝。为给大家鼓劲，我给工地写了不少蹩脚的诗歌，在工地大嗽叭里反复播放，现在看起来十分幼稚可笑。 短短半年多时间，在近乎强制劳动的状态下，我的脸哂黑了，胳膊变粗了，力气也大了。在仓库每天担进担出晒麦子时，每挑一担都要称重，我每次担进仓库的两大箩筐干麦粒都重达350多斤。后来我回到城里，谈起此事，很多人都不太相信。

当年年轻的三水公社副书记向良奎

晩年的向良奎书记

　　农村的生活清苦，但也不乏乐趣。知青们每月有家里给的零钱，虽是简单的生活，仍较农民的吃穿強了不少。那时社员们一年四季很少有肉吃，可能因生活习惯吧！他们大都不食用鳝鱼。我在城市长大，知道鳝鱼美味。夏季的晚上，我用两竹片削好锯齿，中间穿眼插上一钉子或铁丝做成竹夹，再提上一盏煤油灯，去有腿肚子水深的稻田捕捉黄鳝。可能从没被人捉过，秧田里黄鳝十分老实，一动不动，我用竹夹一夹一个准，仅仅一两个小时，便能收获五六斤。回到屋，也不顾夜深，用一头上钉子的木板，剐得干净，切成段，烧热油锅，剥好大蒜，切点姜片，用豆瓣酱油爆炒至熟。有时我们也会邀请队上的同龄人一块品酒朵颐，那满屋飘香的场景让人至今难忘。在生活上难不到我，下乡之前我就会煮饭炒菜，抻面、包饺子、抄手，蒸馒头、花卷、包子、烙饼等。在乡下有次队上分了新麦粉，我想蒸馒头，没有蒸笼，我便把铝锅盖头拧下，把锅盖翻转过来当蒸馒头的蒸格使用，新麦粉蒸出来的馒头尽管不白，但因麦面新鲜而松软香甜。

　　有时太累了，便想着好好休息一下。知青们盼望雨天，因为下雨天可以明正言顺地睡懒觉。每逢下雨天，睡够了。我们会到井台边上洗衣服，顺代擦洗一下身体。有时也会几人聚集在一起，弄点好吃的。没有柴烧时，会将院中喂牛的稻垛抽几把谷草来烧，久而久之，草垛竟然被抽空倒了。但队上无一人责怪我们，乡亲们对知青还是很友好的。

　　我们生产队长叫张德福，腿有残疾，大伙都喊他b a i哥。张姓是队上的大姓。知青们和同龄青年张纪才家关系不错，他们父母一家经常来知青屋里摆谈龙门阵。有时我也会去他家蹭饭，喝点小酒。他母亲有次看我屋里有点糯米，就说帮我们拿去磨了包汤圆。没想到她老人家包的汤圆有拳头大，中间仅有拇指大一点的红糖为馅。至今我仍记得那汤圆的扎实，以及食用后的饱和度。

　　生产队朱务华家外有一不大的水塘。那年抽干水塘捞了些鲤鱼分给大家，知青稍微多分了些，队上有几个同龄好友带了些腊肉、菜疏等食材，来和知青们一起聚餐。我用自己的方法做了红烧鱼上桌，因鱼是野生，鱼肉呈蒜辦状，味道鲜美。所以大家把酒言欢，甚为高兴。

我插队的三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盛行。队上有一个40岁左右唐姓的男子，解放那年是个中学生，家里有几亩地被划为地主。承受着巨大的坏成份压力，唐X X从未主动与人说话。每逢运动来了，开批判会，他还要和其它的黑五类人员站在台上，挨批挨斗。多年下来，忍气吞声，忍辱负重，老婆也讨不到，才四十岁的人背驼腰弯，像个小老头。知青们暗地里很同情他，也明白旧社会的事和他没一点关系，但那时的政治风气就是如此，谁也没办法改变。

为配合形势，当时公社大队办有所谓的政治夜校，知青大都参与其中，以辅导学习。在公社附近的空军14航校也派出两个干部到大队蹲点。岁数大的我们叫老杨，他言语不多。年轻的可能是个干事，叫刘海奇，很健谈。有次空闲，在队上的水塘边，他用120相机给知青拍了一些照片。可惜我一张都末保存下来，很是遗憾。

　　1976年，我已20岁。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促使人们的思想迅速地转变到社会变革轨道上运行。那些年国家坚持倡导知青扎根农村，社会舆论给知青增加了更多的压力。每当大队干部要知青表决心时，知青们心知肚明，谁也不愿违心地表明态度。我是知青的一员，自然和大家有同样的想法。心虽然不安，但事情还是要做好。粉碎四人帮时，公社组织汇演，我创作的作品得到县文化馆的奖励，并为此授与公社奖状，也是我作为知青为农村站好的最后一班岗。 终于，也就在高考恢复的头年，1977年2月，我被大队推荐回城读书，结束了我三年的知青生活。 关于知青运动，虽然是国家的政策。但我们去农村并𣎴是出于自愿，让我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老乡们缺文化，孤陋寡闻，能给知青什么教育？当然我也理解这怪不了老乡们，长期的贫穷生活限制了他们的认知，满足一家的温饱往往是他们最大的愿望。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当年流行的哲学观点让我对问题有了合理的解释。

　　知青生活对我后来的世界观有一定导向，回城后每当不顺利时，我即将此与知青生活比较，随之便较为了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此后社会上也对知青现象有了更多的反思和反省。 虽然知青岁月离我们渐行渐远，但是知青的烙印在心中是永远不会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