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子——童年时光

竹韵

　　这张照片是未成年的父亲和姑妈在南京的合影，那时的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可想在一个重男轻女的老河南家庭中，父亲被重视宠爱的程度。父亲经常回忆说：姑妈们的成绩爷爷从不过问，唯独要盯着父亲，每当学期结束，父亲悄悄将成绩报告单放在爷爷的办公桌抽屉里，总是被爷爷叫去吃一顿“毛栗子炒鸡”（打小孩的一种戏称）

　　老年的父亲，总是生活在回忆中，也只有我依顺着他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这张照片是有年国庆节回家，父亲让我带他去离老屋子二十多公里的曾经是他家的几百亩田地间拍照留念，并走进村里和年长的老人们谈起爷爷的往事，父亲自豪地拍着胸脯说：你看看，人家都记得你爷爷呢！

　　这张照片是在老屋子里，临终父亲时躺在北头屋他的床上，用从舌根发出的声音对我说想抽一支烟，他知道我一直反对他抽烟，他接着说：这是最后一支了。我含泪给他点燃了烟，他深深地吸着，慢慢地吐着烟雾，此时他忘记了病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完全沉浸在烟味的享受中，或者在随着烟雾，他的灵魂暂时飘离了病痛的肉体，慢慢他他有点昏沉，烟火落下烧破了我给他新买的羽绒衣，他才回过神来并歉意地说：怎么搞的？我说：没事，我再给你买一件新的。

一座农村的老屋子，传承着家风，记载着家史，亲情，也记载着时代的变迁史。

我家的老屋子，是我奶奶在家道中落后，在原本一个几十人吃饭的大家庭，一夜之间东奔西跑，四分五裂后，只剩下她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老太太带着未成年的父亲，从南京投奔一个从河南到江南乡下做山芋粉丝的本家，花了几担稻子买了村里一个富农家的地，盖了三间草房。当地人(我们称他们为蛮子）是很排外的，外地人进不了当地人的“村”或“庄”，现在如果你们发现有以姓氏第一字，后面跟着“棚子、凹、边…”比如，杨家边、张家棚子…是外来的河南、湖北人，蛮子称我们为“客民人、湖北囊子”。我父亲能在这这个庄扎根，一是有本家已经立住脚；第二爷爷当年在当地也是知名人士，做了很多善事也为后人积福了吧。虽然进了村，但是他是小姓人家，父亲还戴着“帽子”，一生被大姓人家欺凌。他犹如一棵温室的小苗被移栽到大自然中，一年四季冬有严寒夏有酷暑，任凭日晒雨淋、风吹雨打，父亲还是坚强地在此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一座七十几年的老屋子，几担稻子换来的住宅基地，为我们几代人遮风挡雨。我从出生到离开乡下都是生活在这里，尽管那时物质是贫乏的，生活是苦的，可是越是因为童年的苦难，越是懂得父母养育我们的不易，每每想起老屋子，心里总是充满对奶奶和父母的感恩之情。

听父亲说，最早是三间草屋，无院墙，契纸上标明的地皮北至火路，南至邻居周家山墙线，西面以我家墙基为界，和那富人家为邻，三间草房面向东，门前除了有条全村人都可以来来往往的大路，也称“火路”，还有一条流水潺潺的河坝，在河坝的对岸就是一片一年四季变换颜色的田地。

我家住在大路头上，没有任何隐私，好地段人家也不会卖给我们一个外来户，好在那个年代也没有隐私，家家无院墙、出门不锁门，有的门根本无锁，在门内有个门拴子，晚上睡觉从里面栓一下门就可以。

奶奶带着父亲，在他床底下挖个深洞，将被没收的几百亩土地的地契装进一个腌菜坛子，将坛子密封好埋进去，带着父亲到外村挨家挨户讨饭…

父亲经不住各种泡蘑菇，将天大的秘密告诉了大队主任，父亲以为他态度好了会被“从宽”，地契被挖出，奶奶跛着小脚，被拉出去开会…

在乡下，父亲不想一直被人孤立和歧视，很快他和同龄的伙伴们熟络了，他们一起学舞狮子，一起学抽烟。烟是不花钱的，每逢春节，他们就披着用麻丝染色做的狮子皮，挨村挨户舞狮子拜年，每户人家会给点香烟，以表谢意。

在父亲18岁时，小脚奶奶去了县城姑姑家带孩子，姑父是转业的，在粮食局工作，从此奶奶不用乞讨，不用开会…父亲一个人顶着世袭的帽子生活在乡下，农忙时干农活，农闲被派出去义务挑水库，逢年过节时除了舞狮子，还给全村人写对联、写信，请他帮忙的人在拿到满意的对联或者书信时，总会递上两支烟，以表谢意。父亲也因为一年只有这么一天被人尊敬、被人看得起，而乐此不彼。

有一天晚上，舞完狮子回来，喊了同村周家七兄弟中的老四和他作伴，两个人躺在床上边抽着不花钱的烟边聊天，聊着聊着睡过去了，叼着的烟从嘴上滑落到枕头上，父亲被烫醒了，发现垫的棉花胎被烟燃着了，两个愣头青也不愿意去水缸里舀水浇灭火，因为那样在大冬天他们就得睡湿被子，于是两个人开始用手一点点想揉灭棉花胎的火种，没有想到那板结的棉花胎被父亲他们越揉越蓬松，火头越来越大，直至烧着了蚊帐、然后蚊帐上的火苗舔到了低矮的茅草屋，很快三间草房被熊熊大火吞灭，父亲和小伙伴两人裹一床盖被在门外呜呜大哭。

估计是亲戚们支助父亲又盖了两间草屋，父亲的亲姑姑，我的姑奶奶在父亲结婚后，想在娘家伴着父亲长住在我们村，她挨着父亲的房子盖了一小间草屋，最终被大队主任“赶”走了，理由之一是姑爷爷的问题，那时姑爷爷被发配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这里容不得她；理由二她是个外嫁的女，不能回娘家常住。临走，她卖了她自己养的一头猪，钱留下来给我看病，当时我得了白喉在县医院治病。

姑奶奶留下的钱不够父母交医药费，外公说，一个小丫头，看什么看，带回来丢小鬼滩吧（专门丢夭折婴儿的山洼叫小鬼滩）。于是母亲在夜深人静时，抱着我悄悄逃离县医院，生死由命吧，欠费也没付。

回到茅草屋，我并没死，母亲不能将我丢小鬼滩，不是因为父母多舍不得我，而是乡里有个迷信说法：我母亲头胎生的男孩夭折了，我是老二，如果再夭折了后面的孩子都难成活……

命大的我，居然一天天好起来，一天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发现我臀部有个黑洞，父亲说，里面黑乎乎的可能是医生上的好药，母亲不信，从头上取下铁丝夹，伸进那洞里拨弄几下，扒拉出来的全是死苍蝇（我得感谢这些为我而牺牲的苍蝇，没有它们可能我这个针眼溃烂发炎，早就去小鬼滩了）

我这条小命在老屋子的槐树下，慢慢从摇篮里爬出来，蹒跚着…当母亲出工干活时，就和隔壁周家大妈打个招呼帮忙照看一下，因为周家大妈在生了十几个女儿后终于最末生了个宝贝儿子，从此她不下田干农活就在家带儿子做家务。

我后面接着两个弟弟在老屋子出生了，他们都健康平安成长着。

两个弟弟出生时我没有一点记忆，我的最小的妹妹出生，我七岁，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闷热的夏夜，母亲跪在床头通向粪桶的过道，父亲从外面拿了木盆进去，一边在灶间点火烧水，一边吩咐我去喊隔壁的大妈过来，我小跑步去喊大妈，我并不知道喊她来干嘛，大妈一听我说我爹让她去我家一趟，她丢下手边的活，自言自语说：估计你妈要生了。

他们在房间太久了，也听不到母亲的喊叫声，只见父亲和大妈进进出出，我尿急了，我隔着竹帘房门对父亲说：我要撒尿…父亲说，现在还不行，你就撒在堂屋地上吧。清楚地记得，我真的就蹲下尿在堂屋地上了，好在那时都是泥巴地，很快尿液滲透到泥巴里。

周大妈一辈子生十三个孩子，都是她自己接生，有的生在割麦的麦田里；有的在家粪桶边生的，拎起来一看是女孩，就手丢进粪桶…人说“久病成医”，她多生自然成了村里的接生婆。大妈接生了我的小妹，在泥巴地的 草房里，在老屋子的粪桶边，母亲跪生了她最后一个孩子，一年后，29岁的母亲第一批报名去公社医院结扎了。

我的小妹，比我小七岁。

从此这个用泥巴夯起来的土墙、用稻草盖着屋顶的三间老屋子里，充满了四个孩子的哭闹声、相互打架声；鸡屎、鹅粪的熏臭味；母亲每天咒骂我们“讨债鬼、短阳寿”的叫骂声；父母为一毛钱是买烟还是买盐的争吵、砸猪水缸的声音；日子过的鸡飞狗跳，心惊胆战。

江南草房的屋顶是用稻草盖的，每年的雨水和雪水总会让部分稻草腐烂，到了雨季，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所有盆、罐都放在滴水的地方接着雨水…父亲学会了用秋天新收的稻草，去修补屋顶：用一个长方型的木结构撑子，撑起一块要修补的屋顶，插进去新的稻草，我们乡下也叫“插房子”；父亲还会用稻草和着泥巴，让它们充分融合后糊在墙上，这样的墙牢固又保暖；父亲还用这些稻草泥巴做了储藏山芋干和稻子的泥缸，现在想来父亲是聪明的。

因为我是老大，因为家里无老人带孩子做家务，我从六岁开始帮母亲做家务、带孩子，成了村里的“失学”儿童，父母终究耐不住老师的经常来家里“游说”和我终天的哭泣和哀求，在我十岁那年，母亲答应让我背着最小的妹妹去了学校读书。瘦骨如柴的我，每天背上驮着小妹，不管课堂上还是课外，不管是上学的路上还是回家的路上，她好像粘在我身上一样，终于有一天母亲歇工在家，我可以不背妹妹去课堂了，一个人奔跳着去了学校，可是一堂课没有上完，周大妈的女儿在窗外喊我：快回家，你妹妹淹死了……

我一路哭回去，只看见我天天背的小妹躺在老屋子北面的火路边，身上盖着芦席，一张床一样大的旧芦席盖着瘦小的小妹，根本看不见她的脸，我也不敢掀开芦席看她最后一眼，母亲在一旁哭天抢地，父亲被派在外地做水利义工，也匆匆赶回来，外公将芦席卷起，背了小妹送去了小鬼滩……后来听一个发现小妹的常州知青说：她看见我门前的河坝里飘着一件孩子衣服，便用竹竿去捞，钩住衣服后才发现是个孩子。

小妹淹死后，父亲请村里的几个人帮忙，用泥巴夯了一个院墙，抬高了院子里的基地，装了简易的院门，一是给我们剩下的三个孩子关水，每当发大水的季节，父母出工干活就将我们锁家里；二是每年黄梅雨季，河坝的水漫到家里，我们都得齐心协力往屋外舀水，防止以后再水漫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