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三年（一）

志维

坐在当年住过的学生宿舍楼前

这是西军电的一个餐厅门口

前一时期，西安突发了疫情，我在西安的很多老同学发来一些抗疫过程的感受和相关消息。让我不由为哪座城市担忧，同时也为他们祈福。西安是除北京之外，我曾在哪里学习生活过的地方，有很多值得怀念和记录的人和事。 1974年至1977年，我由当时的七机部二院下属工厂选送到西安“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上大学。也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可惜时间过去久远，很多日记、学习笔记和相关资料都散失掉了，我想凭借留存的记忆将那段历史时期的学习和生活，尽可能准确和真实的记录下来。

一、当时的教育环境

1974年国庆节刚过完，我独自一人乘火车从北京前往西安。当时我年仅19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离开北京，离开父母及家人，独自到千里之外的城市生活。我的三个姐姐和几位要好的中学同学到车站送我，当时我的心情既有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的憧憬，又有对远离家庭面对陌生未来的忐忑。我一个七尺男儿，竟面对送行的家人和同学，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哇哇的痛哭流涕。真是丢尽了人。

火车票是从单位财务处借公款自己购买的，那时人老老实实，谨慎地买了张硬座票，剩下几十元到校后，买了几本笔记本为上课做笔记用，再余下的钱，有整有零，与来时火车票的票根，用一封平信（按理应该用挂号信邮寄）一并寄回给我原单位的人事部门，我还附了一封简短的信。那个年代，从北京到西安乘火车要21个小时左右。路上我不敢跟陌生人说话，也几乎没有睡觉。第二天大约将近10点多，到达西安。按照学校录取通知书上的乘公交车路线，正午刚过我赶到学校学生宿舍楼，这是一座三层的筒子楼房，新生男生住在一楼。每个房间门上都贴有名单，一间房住四个人。我进房间发现，已有三位同学入住，他们都在午睡。虽是上下铺，只下铺睡人，上铺留着摆放个人的行李箱和杂物。我在门后空着的床铺上休息了一会。我的行李是托运的，没有随车同时到，要下午才能提取。而学校下午安排车辆到车站为同学运行李。学校为每张床配发一张类似“榻榻米”样的厚草垫子。我想今后要在这里住几年了。

中国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停止了高等学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招生和教学工作，把文革前17年的高等教育体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一直在进行声讨和批判。大约到了1970年左右，毛主席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请示做出批示。大概意思是要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中选拔人，到高等学校里学习理论，学成后，再回到生产工作实践中去，大有好处。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精神，各大学（学院）着手开始从工农兵当中招收新大学生。并形成当时大学招生的16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1970年，就招收了四万名大学生，史上称为“工农兵大学生”。而且工农兵大学生当时被称为“天之骄子”，不仅如此，还赋予他们很大的责任，就是“上、管、改”的责任，工农兵大学生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我入学班主任给我们开的第一次班会，就谈到了我们要肩负起“上、管、改”的历史重任。1970年至1972年，这几年的工农兵大学生入学都不需要任何考试，只要符合16字方针就可入学了。在1973年，有人提出还是要入学考试好，考题难不难不说，但还是要考一下，也便于摸清大家的“文化程度底细”。因此在1973年的工农兵大学入学招生时，在16字方针之外，又附加了数学和语文考试（我印象中就考了两门）。也就是在这一年，考试中发生了“张铁生交白卷”事件。辽宁省考生张铁生在数学考试中基本上没有答出几道题，而是在考卷背面给教育部门写了一封信。信中讲到，他平时每天都要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所以答不出题来。他不愿意因为要考试就放弃生产劳动，有些人不劳动了，一门心思复习功课，他（她）们的成绩自然会好，这就不公平，也违背了当前大学办学的初衷。信中还讲了一些其他的话，我现在记不清了，大体意思是这样的。总之，这封信起了大作用，虽然他考试成绩不好，当年张铁生还是被辽宁省的一所农学院录取为新生，学习兽医专业。这件事轰动一时，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宣传，张铁生成为正面的敢于讲真话，向不合理的考试制度说“不”，坚决斗争的勇士。从此以后，工农兵大学生入学就不再采取考试录取的办法了。1977年末，中国“拨乱反正”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实际上那年原本决定还是招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文件已经印发出去了。但中央高层认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不能再托了。把先发出的招生文件追了回来。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所以1977级的大学生是冬天入学的（一般都是秋季入学），这是一个特例。在那样的情况下，人们重提当年的张铁生事件，戏称其为“白卷先生”，还编成相声讽刺。近些年来，我注意到媒体也偶有对张铁生其人的报道，他在农牧领域里经商，自己开创实体公司，还在努力奋斗中。

入学通知规定到校报道时间是在国庆节前，我是在北京过完节后才到校报道的。没想到在我之后还有很多人陆续珊珊来迟，更有一位女同学，我们已经开课一二个月了才得见芳容。我们的班主任是位冯姓的男老师，50来岁，一副朴实憨厚的农民模样。一天下午，冯老师在我们日后上大课的阶梯教室，召开了第一次班会。他刚从篮球场打完球回来，浑身是汗，帔着一件洗的发白的旧军装，一边擦汗一边给我们介绍今后三年的学习和生活安排和学校的规矩。我对这位班主任的印象还不错，语言简练，还有点幽默感。大家彼此认识后，我知道我们班里最大的同学是34岁，与我一样来自七级部二院一个研究所，老高中生。我暂时是班里年纪最小的19岁，这只是暂时最小，因为据说那位还没有报道露面的女同学年龄更小，只有18岁芳龄。

二、关于我的母校

现在来谈谈我就读的学校。这所学校当时全称是: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电）。它的前身是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先后经历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1958年迁至西安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1959年被中央确定为20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西军电的第一任院长是王峥将军（1955年授中将军衔，后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由孙道临扮演的主人公李侠（真实名字叫李白），就是我的校友和前辈。1965年西军电从解放军军事院校序列退出，转而归到第四机械工业部管辖的部署学院，仍属于军工类院校。现如今学校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军电位于西安市太白路。我入学时，学院共设五个系，我还模模糊糊记得二系是雷达专业、三系是计算机专业总体设计、五系是半导体器件。一系和四系记不清是什么专业了。我是三系七四一班的学生，指74级一班。但实际上，那一年三系只招了一个班，再没有其他班级了。后来知道，我们系之前的72级73级两届和我们系之后的75级都只招一个班。我们班入学时共62人，分5个学习小组。后来因各自不同原因有三位同学退学。尽管如此，这也算是一个大班。学生的来源自然是来自工农兵，但我们学校是军校，所以军人学员占大比例，工人也是来自军工厂的多，农民学员一般都是“农村高干子弟”（当时的戏称）。

学校虽然已退出军校序列，但学校里的一切还保持着军校的传统，到处还留着军校的痕迹。学校的大门上是五角星标志，一切作息都是军号提示，如起床号、熄灯号、集合号、上、下课号等等。学校里到处是黄军装的颜色，学员很多都是现役军人，自然都穿军装。而当时现役陆军军装是国防绿（草绿色）、空军军装是草绿色上衣，藏蓝色军裤、海军则是全身浅灰色军装。学校里的教员也是清一色的黄军装的打扮，只是没有领章帽徽而已。只不过教员们的军装是早年的黄色。系院领导穿的军装是黄呢子布料的，显示着不同的等级。不仅如此，上课下课时，同学们要起立向老师问好，老师则向学生致军礼回应，那正规的军礼姿态，让人感到即严肃又威武。

我们初入学时，每天早上6点半就会被广播喇叭播放的起床号，从睡梦中唤醒，按要求迅速跑到宿舍楼前排队集合，在值班班长的引领下出早操，全班男女同学到操场上跑步。我们班有的女生个头很小，一会就被大部队甩在后面，那她们也要坚持跑完规定的圈数才算罢休。跑步结束后才回到宿舍洗漱，再到食堂吃早饭。早饭后还要集体列队一起到教室上课。中午下课也是集体列队回宿舍。完全按照军校的制度执行。但这个习惯的执行，大学一年级是全体同学认真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的，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大打折扣了，到三年级时就无人问津了。

（未完待续）

后续:

三、学习和教育

四、日常生活

五、学工学农

六、学军

七、毕业实习

八、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