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吉氏起源与始祖的最新考据

吉人天相

吉利/摘文《中华吉氏历史文化探研》

中华吉氏起源与始祖的最新考据

一、古代姓与氏的区别和后来的姓氏合一

如今姓与氏并称，姓亦是氏、氏亦是姓，二者同义。但在古代中国，姓与氏是有区别的。

按《说文解字》之意，姓从女生，即女子所生为姓。因此，上古之姓多从女，如“姬、姜、姞、妊、姒、嬴、妘、婤、嫪、妫、嫣、媛、姚、媿、娲、婢、妃、好、媙”等姓。这些古老的从女之姓，大约起源于距今五六千年的母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族人都随母姓，如古代帝舜的母亲为姚姓，舜也随之而姓姚；大禹的母亲为姒姓，禹也随之而姓姒等。

与姓源于母系氏族不同，氏却与男性有关，基于男性血统。随着母系氏族人口的自然蕃衍，就有了氏族分家的需要。当母系氏族需要分家时，往往是由一个强有力的男性率领一部分氏族成员搬迁到新的地方安营扎寨，他还保留着原氏族的姓，但为了将这一新氏族与与原来的同姓氏族区别开来，就需要为这一新氏族重新命名，这就是氏。因此，《左传》中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由于古老氏族的不断分化，新诞生的氏也就逐渐增多起来。从时间上估计，氏的诞生要比姓的产生迟一两千年。在夏商、周三代时，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

三代之后，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郡县制取代周朝的裂土分封制，原先周天子所分封的氏就丧失了作为地位和权力象征的作用，而成为单纯的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这样一来，氏就转变成了姓，从而出现了以氏为姓、姓氏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上古姞姓的起源与始祖

按《左传》《国语》《史记》等古籍文献记载，上古之时（公元前 2700 年左右），黄帝族曾与蚩尤族争霸中原，结果是黄帝族联合炎帝族打败了蚩尤族，并在中原地区建立了黄帝部族联盟。黄帝入主中原后，便通过赐姓封地来犒赏有功德的部下和自己的儿子们。

《国语·晋语四》：“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韦昭注曰：“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赐之姓谓十四人，而内二人为姬、二人为己，故十二姓。”这就是说黄帝有 25 个儿子，其中有功德的 14 个，这 14 个儿子得到了 12 个姓，其中的“姞”就是黄帝赐给他一个儿子的姓。若按詹招琳《中华姓氏源流通谱》之说，黄帝有四个妻子，其中第三个妻子叫彤鱼氏，彤鱼氏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其中就有一个辰字辈的姞姓儿子，我们可尊称其为姞辰公。

鉴于中华儿女一致公认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们吉氏儿女也可将姞辰公视为姞姓一族的人文始祖。

三、以姞为姓的方国和氏族

随着姞辰公后代子孙的蕃衍，其后裔在先秦时就已建立了不少以姞为姓的方国，并分家成若干以姞为姓的氏族。按古籍文献和出土文物之二重证据，这些以姞为姓的方国有：姞姓雍国（黄帝时在陕西凤翔西北雍水边，尧舜时东迁至河南洛阳东北，夏初时部分族人迁居河南杞县，商初又北迁至河南浚县）、姞姓南燕国（今河南延津东北——汲县西）、姞姓鄂国（先在河南沁阳，西周之初时迁徙至湖北鄂城）、姞姓密须国（今甘肃灵台西一带泾水上游）、姞姓阚国（今山东嘉祥北）、姞姓光国（先在河南东部，后迁河南光山）、姞姓杞国（今河南杞县）、姞姓杨国（今山西洪洞坊堆——永凝堡一带）、姞姓偪国、姞姓郅国等；这些以姞为姓的氏族有：

雍氏、燕氏、鄂氏、密氏、须氏、阚氏、监氏、严氏、光氏、羊氏、杨氏、孔氏、蔡氏、鲁氏、允氏、断氏、敦氏、偪氏、郅氏、虽氏、兮氏、尹氏和我们吉氏等。待到姓氏合一后，这些姞姓族人均以其氏为姓了，古老的姞姓也因此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宋代初年《百家姓》一书（即“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中虽然没有姞姓了，但却有了从姞姓中分出来的“雍、燕、鄂、须、阚、严、羊、杨、孔、蔡、鲁、尹、吉”诸姓，其中含我们吉姓的文句为“包诸左石，崔吉钮龚”。

四、吉姓之传的“两个由来”之说

早在南宋时，我族先贤中就有人开始研究吉姓氏的起源和始祖了。按江苏江阴暨武进惇裕堂《吉氏宗谱》之记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祖籍山东兖州的吉与忠公官谏议大夫兼国史馆编修，他利用为朝廷编写国史能看到大量史料的优越条件，精心修辑了南宋以前的《吉氏宗谱》。按此宗谱《吉姓考》一文：“吉姓之传有。

二，其一为黄帝之裔伯鯈之后，封于南燕，赐姓姞，后改为吉；其二为周宣王时尹吉甫，后子孙以字为氏，此吉姓所由来也。”

关于吉姓之传的这“两个由来”之说，后来在各地吉氏族谱中广为通用，因此我们有必要知晓这“两个由来”的最初出处和最新考证。

第一个由来出自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吉氏出自姞姓。黄帝裔孙伯儵封于南燕，赐姓曰姞，其地东郡燕县是也。后改为吉。”

第二个由来出自中唐宪宗元和七年（812）林宝《元和姓纂》：“吉姓氏，一云周卿士尹吉甫之后，以王父字为氏。汉有汉中太守吉恪。”还有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广韵·入声

五质》：“吉下云姓，出冯翊，尹吉甫之后。”从最初出现的时间上来看，第二个由来要比第一个由来早；从古籍文献记载的内容上来看，伯鯈和尹吉甫各有出处，二者互不相干。正因如此，我们当初也就认为吉姓氏的源头是多元并存的，其源头至少有两个（不含上古姓氏诞生以前的吉夷氏部族和吉光部族，也不含后来少数民族改为吉姓的），其一是“姞改为吉”的一宗，其二是“以字为氏”的一宗，这两宗互不搭界。然而，当我们想起老祖宗们常常念叨的“吉氏是一家，天下无二吉”（指的是汉族吉氏，不含后来少数民族改姓吉的）之口头禅时，又觉得此言与“两个由来”之说有矛盾之处，因而产生了困惑。

经过最近几年的不断研究和深入探讨，我们坚持“有源有流，传承有序”的原则，发现了“两个由来”之说中所存在的问题。在第一个由来中，“有源”不是问题，伯鯈虽然不是上古姞姓的始祖，但他是黄帝的裔孙，因而是传承有序的；问题是“有流”，即到底是谁“改姞为吉”的？“姞改为吉”的这宗吉氏究竟到哪里去了？其后代子孙现在何方？在第二个由来中，“有流”不是问题，尹吉甫有子孙，子孙中有以王父字为氏的，以王父字为氏的这宗吉氏到冯翊去了，冯翊吉氏的子孙后代现遍布全国各地，大多传承有序；问题乃是“有源”，即尹吉甫其人究竟为何姓何氏？他的祖先是谁？

他的祖籍何地。

五、对吉姓之传“两个由来”的考证与认知针对“两个由来”之说中存在的六个问题，我们查遍了已知的各地吉氏族谱及各种古籍文献，且对相关出土文物作了充分的调研考证，还参阅了许多研究《诗经》和姓氏学专家学者的论著，从而有了新的认知。现将我们的反复考证和最新认知阐述如下：

（一）对吉姓之传“两个由来”的考证

1、先来说“姞改为吉”。介绍“姞改为吉”较为详细的《吉氏族谱》有：【清】四川内江《吉氏族谱》：“黄帝裔孙伯鯈封南燕伯，姓姞。及商，有姞女为后稷元妃。及周，姞蹶父尚夷王公主，徙居梁山。后去女为吉，此冯翊吉氏之所由来矣。”

【清】粤赣湘《吉氏族谱》：“考吉氏系出姞姓伯鯈之后，封南燕伯，赐姓姞，《大雅》所称蹶父是其裔也，后遂去女为吉。”

【民国】重庆合川《吉氏族谱》：“思吉氏系出黄帝孙伯鯈之裔，赐姓姞，封南燕伯，世为伯爵。至周，姞蹶父为卿士，其后去女为吉，以姓为氏。”

从上述族谱之说中可以看出，“姞改为吉”的不是伯鯈，而是蹶父，是蹶父之后“去女为吉、以姓为氏”的，且蹶父后来“徙居梁山”了。

蹶父何许人也？按《诗经·大雅·韩奕》诗篇之描述：蹶父是伯鯈的裔孙，乃西周宣王时姞姓南燕国的君主，同时又兼任周王室的卿士。蹶父其人步履矫健、勇武有力，周宣王就任命他为特使而出使各国。因此，周王朝的各诸侯国没有蹶父不到之地。但他认为，在所有诸侯国中当数韩国最称乐土。当时的韩国是周王朝的一个侯爵国，其封地在梁山（今陕西韩城）。蹶父有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故他为女儿选择宜嫁之所时，就选定了韩国。于是，在周宣王四年（前 824），韩侯用四马大车前来南燕国迎娶蹶父的女儿，其场面十分壮观。蹶父的女儿嫁到韩国梁山后即称之为韩姞。蹶父与韩侯结亲后，又从姞姓南燕国派师动众，协助韩侯扩大韩国都城梁山的建设，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南燕国与韩国的关系。

由此可见，是姞蹶父的女儿嫁到韩国梁山去了，故而称之为韩姞，而蹶父本人并未“徙居梁山”，也未曾“改姞为吉”。那么，究竟是谁“改姞为吉”的？“姞改为吉”的这宗吉氏到哪里去了？

其后代子孙现在何方？这些问题仍然未有答案。

2、再来讲“以字为氏”。介绍“以字为氏”的《吉氏族谱》较多，现选摘如下：

【南宋】绍兴四年（1134）七月，时任朝廷观文殿学士兼枢密院事的陈康伯为我族吉与忠公修辑的《吉氏宗谱》作了题辞：“吉氏系出周卿士尹吉甫，子孙以字为氏。”

【元】至正十六年（1356），福建绥南（今建宁）《吉氏族谱·冯翊谱牒始修序》中记述：“余吉氏，其先世肇自周尹吉甫，赞勷宣王中兴。诗曰：文武吉甫，万邦维宪，盖美其有功也。因功封有采邑，锡郡冯翊。其子以王父字为氏，厥后，子孙皆称吉姓，绳绳相

继。”

【明】正德十二年（1517），江苏丹阳《云阳吉氏家乘·初修谱序》中记述：“吉氏始自尹吉甫之后，以王父字为氏。”其后，《云阳吉氏家乘·四修谱序》中又说：“吉氏为尹吉甫后裔，考据

典籍，以字称姓由来最古。”

【明】崇祯二年（1629），江苏泰州延令环溪《吉氏族谱·统宗世谱序》中记述：“粤考吾家之姓，起于周尹吉甫，后之子孙以王父字为氏。”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广东长乐（今五华）暨永安（今紫金）《吉氏族谱·谱序》中记述：“周宣王时大将尹吉甫者，北伐有功，其子后以父字易姓，甫公是鼻祖也。

【清】康熙五年（1666），江苏江都《吉氏族谱·吉氏源流序》中记述：“今考吉氏发祥，承承继继，递传至周有尹吉甫者，佐命中兴，倚为磐石。后子孙因念世功，复以王父字为姓，此吉氏一族所由起也。”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江苏宝应《吉氏家乘·族谱渊源》中记述：“吾族本自周宣王时尹吉甫其人，取王父字为氏。”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湖南安化《吉氏宗谱·续修宗谱总序》中记述：“粤稽我族自周卿吉甫而后以字为姓，派演冯翊”。在该谱《远祖源流图》中则记述：“伯奇，甫子，居冯翊；事后母至孝，被谗放野，后尊王父字为氏，此吉所自始也。”在该谱《吉氏世系源流歌》中也记述：“粤自周卿尹吉甫，其子伯奇居冯翊，后尊王父字为氏，子孙世世乃姓吉。”

【清】同治七年（1868），四川蓬溪（今重庆潼南）《吉氏族谱·续修族谱序》中记述：“溯我祖赐姓始于周卿，衍于冯翊，其间人文蔚起，哲士挺生，而历代之孝子忠臣载在典籍，班班可考。”

【清】同治八年（1869），江西石城睦富《吉氏族谱·谱序》中记述：“阅吉氏家乘，自兴周吉甫赞勷宣王盛业，其功绩之隆，于周（周公旦）召（召公奭）匹休焉。是以宣王嘉其功绩，锡郡冯翊，而子孙因以为氏。其由来不既可征乎？故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清】光绪四年（1878），云南镇雄《吉氏家谱·谱序》中记述：“周宣王时吉甫在朝为尹，文武全才，时猃狁部族多次侵袭周地，宣王命吉甫带兵讨伐，把猃狁赶到了北部地区，纪载篇章。”

【清】光绪七年（1881），江苏金湖冯翊山居《吉氏家乘·族谱渊源》中记述：“忆吾族由周而来，自宣王时有尹吉甫焉，匡扶王室，克笃忠贞，功昭简册，载在诗篇。其生子讳伯奇，事亲至孝。一日母死，甫公复娶后母，生子曰伯邽，屡谮伯奇。甫公偏听后母之言，放伯奇于野，不得于亲。号泣自伤，无辜见逐，故作《履霜操》以歌之。”

【民国】八年（1919），重庆合川《吉氏族谱·谱序》中记述：“尹吉甫为周卿士，受封冯翊，其子伯奇尊王父字为姓，此吉所由始。”其《远祖源流考》中也记述：“远祖吉公讳舟，字济川，南楚辰溆籍，周卿士尹吉甫之远裔也，派演冯翊，望出洛阳。”

【民国】八年（1919），海南崖州《吉氏族谱·谱原》中记述：“考祖宗之世系，追维我祖文武吉甫，固周室之忠臣，宣王之良佐也。六月出车，勋著长驱之效；万邦为宪，风推作诵之体。与尹氏共此来源，彼以官系，我以字姓。然尹氏之支流固不暇计，而我姓之枝叶大可考也。我先人周之吉伯奇者，操作履霜，周之孝子。”

海南崖州乐东镜湖村《吉氏支谱·谱序》中也记述：“忆自吉甫受姓，而冯翊实为肇基。”上述吉氏族谱之说的细节虽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是相同的。

即西周宣王时有个文武双全的忠臣吉甫公，他在朝为官，任职卿士；他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儿子，前妻所生的儿子曰伯奇，后妻所生的儿子曰伯邽；伯奇因后母所谮（诬陷）而被放野，居于冯翊，后来就“以字为吉氏”了，而伯奇的同父异母之弟伯邽则“以官为尹氏了”。

至于“冯翊为吉甫公封地”之说，史书、方志和古籍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目前得到公认的说法是“吉甫公的采邑在房陵”。至于究竟是谁“以字为吉氏”的，各谱的说法不完全一致，共有四种说法：一是“后尊王父字为氏”，二是“后以父字易姓”，三是“子孙以字为氏”，四是直接称呼“吉伯奇”。王父一般指祖父，若按“以王父字为氏”说，当指伯奇的儿子尊其祖父吉甫公的“吉”字为氏的；若按“以父字易姓”说，即指伯奇本人“以字为氏”的；至于“子孙以字为氏”说，则既可是子（伯奇本人）、也可是孙（伯奇的儿子）“以字为氏”的；至于直接称呼“吉伯奇”，那就肯定了是伯奇本人“以字为氏”的。对于上述四种说法，我们倾向于是伯奇本人“以字为氏”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诗经·小雅·都人士》中有“彼君子女，谓之尹吉”之说。考证下来，这首诗亦为吉甫公所作，说的是他的子女不是姓尹就是姓吉。既然吉甫公自己说的是“子女”、而不是“子孙”，那必然是伯奇本人、而不是伯奇的儿子“以字为氏”的了。这样说来，吉氏一世祖就应是居冯翊的伯奇公啰，其实不然。

因为伯奇公是个孝子，虽被放野到冯翊并“以字为氏”，却仍然尊其父吉甫公为吉氏一世祖，自己只称二世，这和中国历史上一些开国君主往往尊其父亲或祖父为“太祖”是同样的道理。按照史实：吉甫公既是冯翊吉氏的一世祖（在南宋吉与忠公编辑的《吉氏大宗世系图》中也是将吉甫公排在一世、伯奇公排为二世的），同时也是房陵尹氏的一世祖。也就是说，吉甫公乃冯翊吉氏和房陵尹氏的共祖。

就上所述，我们终于解决了冯翊吉氏及其始祖的问题，但仍然不知吉甫公为何姓何氏？他的祖先是谁？他的祖籍何地？

（二）对吉姓之传“两个由来”的认知

费了这么大的精力来考证，却还是解答不了“两个由来”之说中的六个问题，对此我们心中一直很纠结，难道这些问题真的无解吗？直到近年来，我们才发觉原先的思维是单向的，而考据则是单重的，因而必须纠正。于是，我们立即采用“双向思维法”和“二重证据法”来考证“两个由来”之说，结果六个问题全都有了最新答案。

所谓“双向思维法”，即第一个由来中缺的是“流”，而第二个由来中缺的是“源”，倘若将“两个由来”合二而一，将前者的

“流”视为后者的“源”，那就什么也不缺了。所谓“二重证据法”，即将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而不是单纯地引用古籍来考证古史。“双向思维”真的能将“两个由来”

合二而一吗？“二重证据”真的能使前者之“流”成为后者之“源”吗？答案是“真的能”！不信请看下面的阐述：

1、先来论《诗经》。《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台湾学者李辰冬和重庆学者吴戈都对《诗经》进行了与众不同的论述。

李辰冬在《诗经通释》中认为“整部《诗经》305 篇都是吉甫公一人所作”，此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至今也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不过，李辰冬的论证也不是一无可取的，虽然《诗经》305

篇并非吉甫公一人所作，但《诗经》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六月》《都人士》等篇，现已被众多学者认可是吉甫公所作。而李辰冬恰恰是从《韩奕》诗篇中论证出：吉甫公本姓姞，他的老祖宗就是上古南燕国的开国君主伯鯈，他的祖籍就在南燕。

正因为吉甫公和南燕国的蹶父是同时代的姞姓宗亲，又同在西周王室任卿士，所以在西周宣王四年（前 824）蹶父嫁女儿到韩国梁山之际，吉甫公为表祝贺而写下了《韩奕》之贺诗。

对于李辰冬此说，我们也已从《吉氏族谱》中找到了依据。湖南临澧《吉氏族谱·创修家乘总序》中说：“粤稽吾姓，系始姬周，发源冯翊，为尹公吉甫之后，其子伯奇以氏为姓，又曰其先本姓姞，系出黄帝之孙伯鯈之后，封南燕伯，至周为吉甫。”该谱之说十分明显，吉姓之传的“两个由来”实为“一个由来”（见图）。

湖南临澧《吉氏族谱·创修家乘总序》

至于抄袭李辰冬《诗经通释》原本而剥下来的《尹吉甫年表》，其依据是建立在“《诗经》305 篇都是吉甫公一人所作”之基础上的，鉴于《诗经》并非吉甫公一人所作，因此《尹吉甫年表》中虽

然有一些合理成分，但总体上是不可靠、不准确的。

吴戈在《诗经新释》中认为：除了学者们认可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六月》《都人士》等诗篇外，《诗经》中的《鹿鸣》《车攻》《彤弓》《沔水》《白驹》《瞻彼洛矣》《采芑》等诗篇也是吉甫公所作，而《诗经》中其它诗篇的作者则另有

其人。按吴戈之释：《诗经》的作者很多，决非吉甫公一人所作，但吉甫公不愧为“小雅之父”，他一人就作了 10 多篇；在西周宣王时，吉甫公起初的官职是周王室的卿士，后因南征北战、屡建奇功而升任为太师的；到了周幽王三年（前 779），老太师吉甫公致仕（退休），其子尹氏（即尹伯邽）袭位；吉甫公垂老时思子心切（主要是思念放野在冯翊的吉伯奇），因而有了《都人士》“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我不见兮，我心苑结……”之作。

2、再来看“兮甲盘”。“兮甲盘”是吉甫公在西周末年精心制作的青铜器皿，此盘于宋代出土，上有铭文 133 字，记述了吉甫公随从周宣王征伐猃狁，并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对“兮甲盘”的识读，验证了《诗经·小雅·六月》的真实性。为了让大家了解并认清此“二重证据”，现将《诗经·小雅·六月》的原文和“兮甲盘”的照片、“兮甲盘”铭文的释文及译文公布如下：

《诗经·小雅·六月》：“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猃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比物四骊，闲之为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广，其大有颙。薄伐猃狁，于奏肤功。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煲鳖烩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兮甲盘”铭文之释文（133 字）：“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略伐猃狁于彭衙。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泯。王赐兮甲马四匹、驹车。王令甲征治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唯我诸侯、百姓，厥贾无不即市，毋敢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

永宝用！”（吉家林点校并释文）

“兮甲盘”铭文之译文：“周宣王五年三月，月晦庚寅日，宣王最初下令讨伐猃狁于彭衙。兮甲遵从王命，克敌斩首执俘，泯灭，从而结束了这场战争。宣王赏赐兮甲良马四匹、驹车一辆。

将其宣王又令兮甲东去成周征收和治理四方贡赋。至于南淮夷、淮夷原向我周朝交纳田亩贡赋的农人，不得欠缴其贡帛和粮赋，其商贸交易必须按次序就市。若胆敢不执行周王命令，则予以刑罚、扑杀或征伐。唯其提请各地的诸侯、百姓注意，在从事商贸时要在规定的市肆进行，不得到荒蛮犯上作乱的地方去做生意，否则也要刑罚。

兮伯吉父特此作盘记载这些事情。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吉世芳译文）通过对《诗经》和“兮甲盘”的研究，我们的见解是：《诗经》中的“吉甫”就是“兮甲盘”中的“兮甲”和“兮伯吉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吉甫公”，而不是其他文献资料中所称的“尹吉甫”。“吉甫”实为“甲父”，“吉甫”与“甲父”二者之音近而字误。甲父为兮氏，名甲，人称兮甲父，父为缀字，周人以其人名缀父字，以示尊重。“兮甲盘”直到宋代才出土，汉代文人自然未曾见过，所以误称其为“尹吉甫”。

我们的见解与《辞海》条目中的记载是一致的，《辞海》“尹吉甫”条目中说：“即兮伯吉父。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遗物有兮甲盘。”由此可见，我们应为吉甫公正名为

“兮甲父（兮吉甫）”或“兮伯吉父”，而不可继续误称为“尹吉甫”。

综上所述，我们有如下最新认知：

1、远古的吉夷氏与后来黄帝子孙中姞姓一族所分出的吉氏没有传承关系。【南朝·齐】王俭在《姓谱》中说“古帝中有吉夷氏”。

按詹招琳《中华姓氏源流通谱》之释，远古之时（前 8000—前 4170）在中华大地上分布着很多以氏相称的先民原始部族，在公元前 5071年—公元前 4170 年期间的部族有：浑沌氏（共七代）、葛天氏（共四代）、女娲氏、伏羲氏、赫胥氏、东户氏（共十七代）、皇覃氏（共七代）、启统氏（共三代）、吉夷氏（共四代）等。由此我们。认为，吉夷氏是中国远古时的大部族之一，这与后来黄帝子孙中姞姓一族所分出的吉氏不是一回事，所以说此二者之间是没有传承关系的。

2、上古的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人文始祖，姞是黄帝赐封给他一个儿子的姓，上古姞姓一族后分为若干氏族。从姞姓中分出的氏族较多，其中就有燕氏和兮氏，而兮氏后又分为吉氏和尹氏。姓氏合一后，燕氏、尹氏和我们的吉氏均以氏为姓了。

3、轩辕黄帝的裔孙伯鯈姓姞，他是上古南燕国的开国君主。到西周宣王时（前 827—前 782），南燕国的君主是蹶父，蹶父是伯鯈的裔孙。到春秋时（前 770—前 476），南燕国的姞姓族人改

称燕氏，《左传·庄公二十年（前 674）》中说“南燕国的君主曰燕仲父”，《左传·宣公三年（前 606）》中说“南燕国的女子曰燕姞”，皆其证。到姓氏合一后，燕氏即以氏为姓了。

4、吉甫公本姓姞，其祖籍在姞姓南燕国，他也是南燕国开国君主伯鯈的裔孙。西周末年时，吉甫公随从周宣王（前 827—前 782）南征北战，打败了侵犯西周王朝的猃狁部族（经考证，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又奉宣王之命前往南淮夷（经考证，南淮夷即荆楚之地）征收赋贡。吉甫公入荆楚之地后即从楚风改称兮氏，从而成为以姞为姓的兮氏；周宣王也因吉甫公累建功勋，封其官职为师尹（太师），并将荆楚之地的房陵（今湖北十堰市房县）赐为其采邑（封地）。

吉甫公的长子伯奇被放野而迁居冯翊，后以父“字”为吉氏，伯奇公的后代皆为以姞为姓的吉氏；吉甫公的次子伯邽留居房陵，后以父“官”为尹氏，伯邽公的后代皆为以姞为姓的尹氏。到姓氏合一后，吉氏和尹氏也都以氏为姓了。

5、将吉甫公的封地说成是河北南皮（西周封钜）、山西平遥（西周中都邑）、四川泸州（古蜀国江阳）等地的说法是不确切的，确切的说法是湖北房陵。因为吉甫公是姞姓兮氏，这是他入荆楚之地后从楚风的结果，而上述各地中只有房陵才是荆楚之地。目前，研究《诗经》和姓氏的学者们也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吉甫公的封地是房陵，而不是古蜀国的江阳，至于河北南皮、山西平遥的吉甫公之墓都是纪念墓（衣冠冢），因吉甫公征战时曾去过这些地方。

6、最近有人在吉氏宗亲联谊群上放话，说吉甫公有九个儿子，这是毫无根据的。现将东汉熹平六年（177）四月所立的《汉豫州从事尹宙碑》之碑文摘录如下：“吉甫相周宣，勋力有章，文则作颂，武襄猃狁。二子著诗，列于《风雅》。及其玄孙言多，世事景王，载在史典……。”

《尹宙碑》碑拓（局部）见下图：

看上图后即知，分明是“二子”，何来“九子”？为此我们再次申明：吉甫公就两个儿子，长子吉伯奇，次子尹伯邽。吉甫公是中华诗祖、小雅之父，其二子也皆能著诗，且列于《风雅》。伯奇公著诗之说载于《辞海》“履霜”条目：“《履霜操》者，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因此，吉甫公“九子”之说是莫须有的。

7、吉姓之传的“两个由来”之说都是正确的，也是可以合二而一的。“改姞为吉”的人并非姞蹶父之后，而是吉甫公的这支姞姓族人先改称兮氏，再由伯奇公改称吉氏的。因此说“姞改为吉”是有个过程的，即姞先改为兮，再由兮改为吉的。

8、追溯现有各地、各支、各堂汉族吉氏的祖根，大多可指向冯翊，冯翊实为中华吉氏（指汉族）的起源地和发祥地。以前我们曾经认为中华吉氏是多源并存的，并且认为吉氏的郡望有陕西冯翊郡、河南洛阳郡、山西平阳郡等。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和反复考证后，我们发现中华吉氏（指汉族）的源头其实只有一个冯翊，冯翊郡从汉代起就成为全国唯一的吉氏郡望了。至于河南洛阳郡和山西平阳郡等，则是到唐代时才成为吉氏郡望的，且这里的吉氏族人大多都是从冯翊郡迁徙过来的。事实证明，老祖先“吉氏是一家，天下无二吉”之说并非虚言。这些详情，我们将在本书《历史上吉氏族人迁徙大观》、《历代吉氏老墓志的研究》、《存世吉氏老族谱的研究》等文中另作介绍，此处就不再赘言了。

9、找不出上古吉光部族与后来冯翊吉氏之间的源流与传承关系。《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由此可见，“吉光”是上古姓与氏产生之前的一个部族，这个部族的称谓先后叫做“禺号、淫梁、番禺、奚仲、吉光”等，至于这个部族后来又改作何名了，不得而知。虽经我们多方努力，至今仍未能找出上古吉光部族与后来冯翊吉氏之间的源流与传承关系，这也是非常遗憾的。

10、我们吉氏和尹氏都是吉甫公的传人，吉甫公及其二子皆能著诗而列于《风雅》，我们这些传人也一定要传承老祖宗之风雅，

故有诗赞曰：

轩辕大德肇南燕，开国伯鯈姞在前；吉甫本是南燕胄，卜居荆楚举家迁。楚风改姞为兮氏，二子开基尹吉传；昭穆由此共一脉，伯奇伯邽各千年。诗心偏爱兮尹吉，留得诗经风雅篇；天下吉氏出冯翊，中华诗祖我祖先。

清源正本系吉甫，祖武宗文伯奇贤；

四海同怀履霜操，孝亲睦族福延绵。

吉家林、吉正祥撰于 2015 年 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