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课闹革命

清雅竹韵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正式上课，我早早背着书包来到了学校。

热闹嘈杂的校园里，没有了昔日里朗朗的读书声，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已经刮进了学校，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长们捷足先登，正在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猛烈开火。中院里用芦蓆和木桩搭建的大字报墙上，横七竖八的贴满了“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揪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代言人”之类的大字报。校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红卫兵司令部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把有问题的老师赶下了讲台，罚他们打扫卫生接受劳动改造。

六六、六七、六八届的学生都在搞革命，我们初秋六九届的学生开始按部就班的上课。给我们代语文的是班主任王三才老师，代数学的是赵连成老师，代俄语的是张洪涛老师，代物理的是张翘老师，代化学的是李振良老师。他们不顾自身的安危，在“反对智育挂帅，批判白专道路”的口号声中，兢兢业业的为我们传授着科学文化知识。我和同学们在“造反有理”的歌声中，如饥似渴的学习着建设祖国的本领。

可惜好景不长，仅仅上了两个多星期的课，学校的红卫兵司令部就收走了课本，让我们停课参加大批判。

班主任老师在教室里组织我们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对“三家村”的公开批判，是从六六年四月份《北京日报》就开始的，批判他们撰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当时我们还在小学上课，哪里知道这些？如今老师让我们批判，我们就得批判。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报纸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抄。至于《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写的是什么，我们读都没读过，所以谁也写不出什么实际内容来。

批判了几天“三家村”后，红卫兵司令部就派人来到我们班，挑选了一批出身于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的“红五类”学生，填写加入红卫兵申请表，还教我们唱《红卫兵战歌》。歌词是：“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练红心。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刀山火海都敢闯。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踏着先辈革命的路，时代重任来承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文化革命打先锋。团结群众齐上阵，横扫一切害人虫。”

要知道当时的红卫兵组织不但合法，而且比党团组织还红火。加入红卫兵组织的先决条件就是“红五类”，除此还要参加运动表现积极。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不准参加红卫兵，不准唱语录歌，招工、参军受歧视，有的竟然成了批斗对象。我庆幸出身在贫民家庭，父亲是革命干部，才被批准光荣地当上了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成为时髦的革命小将。

接下来红卫兵司令部命令我们六九届学生走出教室，跟着他们杀向社会去“破四旧”，革“牛鬼蛇神”的命，造“封资修”的反，夺“走资派”的权。我们这些年龄最小的学生没有主见，只能唯马首是瞻，稀里糊涂地卷入了那场革命。

“停课闹革命”，荒芜了我们的青春时光，剥夺了我们受教育的权利，造成了全国教育事业的大倒退、大破坏。

《苦蔓》第四章困惑时代连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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