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5月20日星期六枇杷山书院“历史文化大讲堂”30期开讲。由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重庆市政协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理事杨宇振教授主讲。</p><p class="ql-block"> 杨教授首先从一张照片说起，什么最“重庆”，“发现重庆”做什么。“发现重庆”持续不断的多维进程，怎样“发现”城市历史，近代重庆城在极动与极静之间。经济学家们用各类数据，地理学家用方位和交通地质构成，敏感的诗人抓住了城市一瞬，小说家，建筑家，小孩，菜农，船夫等眼里的城市各不相同，建筑家发现城里城外精致建筑，用笔直或弯曲线条在纸上刻划下飞檐或石雕的模样，这些都是从不同层面描绘城市。</p><p class="ql-block"> 这里出现了两种城，一种是抽象的城，数据词语故事观念构成的城，一种是具体的城，每一个个人和物和其他人互动共构的城，各种日常生活的城。</p><p class="ql-block"> 杨教授讲重庆僻处西隅，“以物产而论甲于全州，以见识而觇，囿于一隅”。深在内陆的城市，从清末的“重庆府”到民国的“重庆市”是19世纪以来全球格局变化中地方状态改变的显现，是王朝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表征，这座城的气象缭绕在大江大山之间，离不开长江嘉陵江，离不开秦岭云贵高原的滋养。大山隔离了城和山外的世界，大江却联通了这座城和许多布落在山水之间的城，使得重庆府治城成为地区的水路交通枢纽。耕作于山地和丘陵，日常劳作更加辛苦，更加漫长。山地和丘陵也就意味着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孕育着这座古城缕不断的气象。古语有言“巴出将，蜀出相”道出四川这两个地方的典型差异。</p><p class="ql-block"> 清末民初的重庆之于四川可以类比于开埠后的上海之于中国。这样的类比不很恰当，但在陆路机动车交通没有开通之前，重庆始终是长江入川的咽喉之城。极度的静和极速的快形成鲜明对比如白纸上的红线，极静与极动相互拨动作用，重庆城的气象就在这缓缓的运动中孕育和变化。十九世纪末，极动日渐雄起，吸呑了一些极静，破坏了一些极静。重庆城市各省奢华的会馆林立，各级庄严的官衙，各类大小的寺庙遍布，城外江滩竹撑的极度贫苦人家的吊脚楼密布，就是重庆这一矛盾又独特气象的外在显现。上上下下的山地街巷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孕育出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杂乱，杂乱中的现代模样。分裂的静越来越依附着这地区的中心，地区流动性的中心，然而这地区的流动性却不是它自己可以握住的，可以掌控的，它日益陷入国家的事务，更大范围地区的更加频繁的经济往来，它越来越受动越来越失去静时还可能具有的一些稳定性。重庆城的气韵凝滞和萦绕在熊克武的“防区制”设计中，在杨森大刀阔斧的商埠市政建设光影里，在刘湘欲图统一四川的雄心和战争中，在潘文华小心翼翼平衡军政和市政之间建设在捉襟见肘的财政下的苦心经营之中，在刘航琛长袖善舞的金融和产业运作里，在卢作孚沟通川江兢兢业业的实践中和他另类的现代化思考中。</p><p class="ql-block"> 从1850年到1950年一百年间，有两个主要“发现”重庆，包括国外传教士，探险者，商人，外交人员等，比如古伯察，竹添进一郎，布莱克斯顿，立德，莫里循，丁乐梅，伯德，张伯伦等。第二个时期是1930年代中后期“下江人”的重新“发现”重庆，国际与地区格局的变化，推压国民政府内迁，东部媒体向西迁移开始大量报导四川重庆，偏于一隅的重庆终于进入国家和大众的视野。</p> <p class="ql-block">下面是各方外国人士眼里的重庆</p> <p class="ql-block">古时通远门城墙</p> <p class="ql-block">古时朝天门</p> <p class="ql-block">现在朝天门</p> <p class="ql-block">1940年代山城巷，水厂一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