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49年5月上海解放,父母亲从苏南根据地出发,随着解放军渡过长江,回到上海工作。</p> <p class="ql-block">直到1951年底,我近四足岁才回到父母亲身边。</p> <p class="ql-block"> 《姓 名 的 由 来》</p><p class="ql-block"> 每当与人聊起姓名,大多数人会说我姓名中的“溢”蕴含了“热情洋溢”或者是“才华横溢”等等的溢美之词,这些都不是十分准确,关于我姓名的真正由来,且听我娓娓道来。</p><p class="ql-block"> 我的父母亲都是长期战斗在上海隐秘战线的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怀孕在身的母亲暂时隐蔽在一位同志家中。为了确保母亲平安分娩,党组织将此任务交给了女中区助产学校分区委书记张光竹同志。经过研究,张光竹决定将我母亲安排进中德医院产科部诊疗所,张光竹是该诊疗所的助产士,所内党员力量比较强,还有不少的医生和护士都是 “益友社”的成员。“益友社”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在市政府合法登记、公开活动的进步外围组织,它以各行业商店、公用事业的学徒、职员和医务界从业人员为主体的群众联谊团体,在上海职工运动史上颇具影响力。</p><p class="ql-block">1947年12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我呱呱落地。时处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环境日渐险恶,在我刚满月时,党组织通知我母亲立即离沪转移,不能随身带着孩子,于是决定委托“益友社”诊疗所抚养我。张光竹同志从我母亲手中接过婴儿时激动地说:“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力抚养好孩子,待上海解放之日,孩子会健康地回到您的身边。”</p><p class="ql-block"> “益友社”诊疗所的同志们为照看革命后代而忙碌着,有的人从家中拿来摇篮,有的人缝制婴儿衣服……他们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毫无怨言地轮流照看着孩子。由于母亲匆匆离去,不曾给孩子取名。经过大家商量,认为孩子是我们集体的儿子,“益友社”的儿子,就取名“益儿”,大家爱抚地称他为“小益”。关于益儿的来历,除了张光竹等几个党员知道真情外,医院里人并不知情,为了防止出现种种非议,诊疗所在1948年3月26日的益友社刊物“益友汇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生活重担下的幸运儿,益友社孕育新一代”的报道。伪称小益是贫苦妇女因物价飞涨、生活所迫而无力抚养的弃婴,助产士小姐心有不忍,将其抱回益友社中,由助产士和护士们共同抚养、轮流照顾。这段报道当时引起广大社友的同情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纷纷赞赏益友社诊疗所的美德。</p><p class="ql-block"> 随着小益的长大,他非常逗人喜爱,已经会牙牙学语爬行了。新的难题又摆在大家面前:阿姨们白天上班,已无法将我放在摇篮中,关在宿舍阁楼内。怎么办?张光竹、潘佩英和屈志清三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阁楼里商量对策。屈志清阿姨自告奋勇,愿将我带回家中,请她母亲照顾。同志们分析了屈阿姨的家庭情况:屈家地处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弄区域,是社会中下层人们的聚集地。哥哥在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家里只有父母亲两人,父亲是走街串巷收取杂物的自由职业人员,母亲做家务。有时同志们借她家开会,老人会自动为大家望风。将我交给这样可敬的老人照料,还有什么不放心呢?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同意后,屈阿姨回家与两位老人商量,得到老人们的满口答应和全力支持。我就这样来到了两位可爱老人的怀抱,成为这个革命家庭的一员。在当时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屈阿姨家尽力保证我的营养,她利用业余时间出门注射和给有钱人家做特别护士来补贴家用。她不仅克服重重的经济困难,还要默默地承受社会上种种世俗偏见的压力。里弄内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免不了会议论:“屈家姑娘还没有结婚怎么就领了一个小男孩?”屈阿婆没有理会非议,抱着我和周围邻居们和谐相处,打成一片。</p><p class="ql-block">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父母亲从苏南根据地出发,随着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回到了上海工作。通过党组织,父母亲找到屈阿姨的家。我望着两个陌生的解放军,怎么也不肯离开屈阿姨家。屈阿婆和屈阿伯早视我为亲外孙,父母亲不忍太伤老人的心,无限激动地说:“你们对益儿的爱抚和照顾,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就让孩子暂时留在你们的身边吧。”屈阿婆十分通情达理地说:“小益是你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生下的孩子,是在虎口中抢下来的孩子,我理应将孩子马上交给你们。孩子一时不习惯,就让他先对你们熟悉一段时间吧。”于是屈家就经常带我到父母家玩,同时把我送到华东保育院全托,让我逐渐熟悉新的环境,直到1951年底,我近四足岁才回到父母亲的身边。从此这两家结成革命的亲戚。</p><p class="ql-block"> 我随父亲姓“张”,名“小益”。从保育院、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我的小名一直是“张小益”,以此纪念“益友社”对我的养育之恩。</p><p class="ql-block"> 1955年我读小学二年级,父母亲给我取了学名。将小名中间的“小”字转个九十度,竖立起来,成为“三点水”的边傍,贴在“益”字的左边,合成一个“溢”。从此我就沿用“张溢”这个姓名至今。以上就是我姓名的由来。</p><p class="ql-block"> 益友社成立于1938年2月,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直到1950年益友社解散,人员和资产全部划归到上海市总工会。在十二年历史中,益友社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建社初期只有两名党员,到解放前夕已经发展到五百多名党员,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去根据地和解放区。</p><p class="ql-block">1985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在上海市召开了益友社史料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四百多位益友社领导和社友们参加了座谈会,我应邀在会上发言。</p><p class="ql-block">会堂坐席济济满堂,白发苍苍的益友社前辈们看到台上当年蹒跚学步的“益儿”,如今已是三十八岁的青壮年,既亲切又感慨。 </p><p class="ql-block">1966年我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历经六年上山下乡的磨练,又历经四年大学深造的奋起直追,现在是工厂里的生产、技术骨干。就在召开座谈会的五个月之前,党组织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我将手握革命先辈们的接力棒,意气风发地走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大道上。</p><p class="ql-block">发言结束,我怀着对前辈们无限崇敬和感恩之情而深深地一鞠躬。</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益友社的史料中,有我的发言稿。上海青运史资料1985年第3辑里面有益友社诊疗所支部的三位党员合写的“孩子的母亲”,详细记载了当时抚养我的情况。</p> <p class="ql-block"> 张溢,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他在同一单位工作,他在技术科,我在劳动工资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们认识了。</p><p class="ql-block">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俩先后都离开了单位,我去了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他调到上海航空公司,断断续续地一直保持联系。</p><p class="ql-block"> 昨天,他在微信里发给我一篇《姓名的由来》的文章,看后对他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张溢一直为人低调,从不喜欢声张,有关身世只有至亲少数人知道,一直沒有与外人、同事、同学中说起过。如今我把他烂在肚子里的这点传奇色彩,供大家欣赏,也是一种正能量,也许会有一定的意义。</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