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的由来》——张溢

胡兆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父母亲从苏南根据地出发，随着解放军渡过长江，回到上海工作。

直到1951年底，我近四足岁才回到父母亲身边。

《姓 名 的 由 来》

每当与人聊起姓名，大多数人会说我姓名中的“溢”蕴含了“热情洋溢”或者是“才华横溢”等等的溢美之词，这些都不是十分准确，关于我姓名的真正由来，且听我娓娓道来。

我的父母亲都是长期战斗在上海隐秘战线的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怀孕在身的母亲暂时隐蔽在一位同志家中。为了确保母亲平安分娩，党组织将此任务交给了女中区助产学校分区委书记张光竹同志。经过研究，张光竹决定将我母亲安排进中德医院产科部诊疗所，张光竹是该诊疗所的助产士，所内党员力量比较强，还有不少的医生和护士都是 “益友社”的成员。“益友社”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在市政府合法登记、公开活动的进步外围组织，它以各行业商店、公用事业的学徒、职员和医务界从业人员为主体的群众联谊团体，在上海职工运动史上颇具影响力。

1947年12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我呱呱落地。时处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环境日渐险恶，在我刚满月时，党组织通知我母亲立即离沪转移，不能随身带着孩子，于是决定委托“益友社”诊疗所抚养我。张光竹同志从我母亲手中接过婴儿时激动地说：“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力抚养好孩子，待上海解放之日，孩子会健康地回到您的身边。”

“益友社”诊疗所的同志们为照看革命后代而忙碌着，有的人从家中拿来摇篮，有的人缝制婴儿衣服……他们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毫无怨言地轮流照看着孩子。由于母亲匆匆离去，不曾给孩子取名。经过大家商量，认为孩子是我们集体的儿子，“益友社”的儿子，就取名“益儿”，大家爱抚地称他为“小益”。关于益儿的来历，除了张光竹等几个党员知道真情外，医院里人并不知情，为了防止出现种种非议，诊疗所在1948年3月26日的益友社刊物“益友汇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生活重担下的幸运儿，益友社孕育新一代”的报道。伪称小益是贫苦妇女因物价飞涨、生活所迫而无力抚养的弃婴，助产士小姐心有不忍，将其抱回益友社中，由助产士和护士们共同抚养、轮流照顾。这段报道当时引起广大社友的同情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纷纷赞赏益友社诊疗所的美德。

随着小益的长大，他非常逗人喜爱，已经会牙牙学语爬行了。新的难题又摆在大家面前：阿姨们白天上班，已无法将我放在摇篮中，关在宿舍阁楼内。怎么办？张光竹、潘佩英和屈志清三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阁楼里商量对策。屈志清阿姨自告奋勇，愿将我带回家中，请她母亲照顾。同志们分析了屈阿姨的家庭情况：屈家地处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弄区域，是社会中下层人们的聚集地。哥哥在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家里只有父母亲两人，父亲是走街串巷收取杂物的自由职业人员，母亲做家务。有时同志们借她家开会，老人会自动为大家望风。将我交给这样可敬的老人照料，还有什么不放心呢？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同意后，屈阿姨回家与两位老人商量，得到老人们的满口答应和全力支持。我就这样来到了两位可爱老人的怀抱，成为这个革命家庭的一员。在当时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屈阿姨家尽力保证我的营养，她利用业余时间出门注射和给有钱人家做特别护士来补贴家用。她不仅克服重重的经济困难，还要默默地承受社会上种种世俗偏见的压力。里弄内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免不了会议论：“屈家姑娘还没有结婚怎么就领了一个小男孩？”屈阿婆没有理会非议，抱着我和周围邻居们和谐相处，打成一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父母亲从苏南根据地出发，随着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回到了上海工作。通过党组织，父母亲找到屈阿姨的家。我望着两个陌生的解放军，怎么也不肯离开屈阿姨家。屈阿婆和屈阿伯早视我为亲外孙，父母亲不忍太伤老人的心，无限激动地说：“你们对益儿的爱抚和照顾，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就让孩子暂时留在你们的身边吧。”屈阿婆十分通情达理地说：“小益是你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生下的孩子，是在虎口中抢下来的孩子，我理应将孩子马上交给你们。孩子一时不习惯，就让他先对你们熟悉一段时间吧。”于是屈家就经常带我到父母家玩，同时把我送到华东保育院全托，让我逐渐熟悉新的环境，直到1951年底，我近四足岁才回到父母亲的身边。从此这两家结成革命的亲戚。

我随父亲姓“张”，名“小益”。从保育院、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我的小名一直是“张小益”，以此纪念“益友社”对我的养育之恩。

1955年我读小学二年级，父母亲给我取了学名。将小名中间的“小”字转个九十度，竖立起来，成为“三点水”的边傍，贴在“益”字的左边，合成一个“溢”。从此我就沿用“张溢”这个姓名至今。以上就是我姓名的由来。

益友社成立于1938年2月，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直到1950年益友社解散，人员和资产全部划归到上海市总工会。在十二年历史中，益友社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建社初期只有两名党员，到解放前夕已经发展到五百多名党员，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去根据地和解放区。

1985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在上海市召开了益友社史料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四百多位益友社领导和社友们参加了座谈会，我应邀在会上发言。

会堂坐席济济满堂，白发苍苍的益友社前辈们看到台上当年蹒跚学步的“益儿”，如今已是三十八岁的青壮年，既亲切又感慨。

1966年我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历经六年上山下乡的磨练，又历经四年大学深造的奋起直追，现在是工厂里的生产、技术骨干。就在召开座谈会的五个月之前，党组织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我将手握革命先辈们的接力棒，意气风发地走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大道上。

发言结束，我怀着对前辈们无限崇敬和感恩之情而深深地一鞠躬。

益友社的史料中，有我的发言稿。上海青运史资料1985年第3辑里面有益友社诊疗所支部的三位党员合写的“孩子的母亲”，详细记载了当时抚养我的情况。

　　张溢，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他在同一单位工作，他在技术科，我在劳动工资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们认识了。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俩先后都离开了单位，我去了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他调到上海航空公司，断断续续地一直保持联系。

昨天，他在微信里发给我一篇《姓名的由来》的文章，看后对他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张溢一直为人低调，从不喜欢声张，有关身世只有至亲少数人知道，一直沒有与外人、同事、同学中说起过。如今我把他烂在肚子里的这点传奇色彩，供大家欣赏，也是一种正能量，也许会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