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管理所里的“三怕”

洪泉

人们常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是有仇必报，只不过是时间上有些差别而已。

成年人的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即使嘴上说恩怨两消，心中的恨意却必然难平，即使是身手不凡的少将特务、中将游击司令沈醉，在战犯管理所“他乡遇故知”的时候，也不免心中忐忑。

沈醉遇到的“故知”中有不少“宿敌”，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睡觉都要睁着一只眼睛：周养浩的板凳差点要了他的性命，还有一对超级保镖的铁拳也在等着他，而那一双看不见的小鞋，更是让他寝食难安。

古代的君子和小人的区分，也跟人品无关，那就是两个社会阶层而已，而且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宋江那个郓城县押司，在很多人眼里都是君子大人物，但是见了知县、知府、太尉、枢密使，就只能自称“小人”了。

有仇不报非君子，连孔子也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沈醉在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这样描述：“本来‘他乡遇故知’是件喜事，而我对于这种喜事，正如抗战时与四川朋友摆龙门阵，他们把许多喜事添上两个字那样就完全变了：‘久旱逢甘雨——几滴，他乡遇故知——仇敌，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未必。’我过去由于工作关系很多人受到过我的迫害和监视、盯梢、逮捕、打骂等外，在内部也有不少和我是冤家的。连在战犯管理所内，也有几位和我过去还是仇人。（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沈醉当了十八年军统（保密局）特务，他的少将军衔，也是由无数人的鲜血染成，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后，更是一股脑交出了四个保密局少将特务：西南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周养浩、局本部总务处处长成希超、经理处处长郭旭，都是在沈醉的“挽留”和“交出”之后，成了云南陆军监狱的阶下囚。

沈醉要是不跟李弥余程万等人结为“七兄弟”并密谋反攻昆明，也不会被投进监狱。“大哥”余程万、“三哥”李弥、“五哥”石补天谎称去做旧部的工作，脱身后马上带兵发动更猛烈的进攻，于是沈醉就看见了他害怕的第一件东西——周养浩手中挂着风声砸下来的小板凳。

在监狱中沈醉有吃有喝，但是也有烦心事：“我唯一的苦闷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老是骂我卖友求荣。特别是徐远举，向来脾气暴躁，一见到我便圆眼一瞪，连讽带刺地说：‘你出卖了我们，怎么也关起来了？没给你一官半职当当？’”

“猛子”徐远举脾气暴躁有话就说，而绰号“书生杀手”的周养浩则是咬人的狗不露齿，他一直隐忍到白公馆（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才下手，当时在白公馆的一个大房间（曾关押过叶挺）里，同时住进了王陵基、宋希濂、曾扩情、徐远举、周养浩、沈醉这一个上将两个中将和三个少将，宋希濂整天找人下棋，沈醉不擅长下棋但喜欢看热闹，而周养浩则盯着沈醉的后脑勺找机会下手——要是一对一单挑，周养浩还真不是沈醉的对手。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到，沈醉盯着楚河汉界入迷，周养浩抓住机会抡起了小板凳，却被久经沙场的宋希濂感觉到了杀气，他手臂一抬，就挡住了劈头砸向沈醉脑袋的板凳，一个顺手牵羊夺下，沈醉这才逃过一劫。

徐远举凶相毕露，沈醉心有余悸，为了避免第二次暗算，沈醉使出了看家本领：“这件事一直在折磨着我。我觉得对不起朋友。为了消除徐远举等人对我的愤怒，我常常把别人送给我的衣物和钱转送给他们，想求得谅解，可是，他们并不理解我的心情，见面依然讽刺我。”

沈醉一直不知道周养浩的小板凳何时会再砸下来，所以在那十年的学习生活中，他跟徐远举走得更近，对宋希濂也充满了感激之情，而跟周养浩表面上恢复了平静，但心里的疙瘩一直没有解开，周养浩1975年被特赦后，宁肯漂洋过海客死他乡，也不肯与沈醉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再做同事——当时实际负责文史专员管理工作的是学习小组组长文强和副组长沈醉，周养浩还是咽不下那口气。

沈醉感激黄埔一期中将宋希濂的救命之恩，但是对另一个黄埔一期出来的中将司令周振强，则是一直敬而远之，生怕这位超级保镖的一双铁拳打过来：“当年中山先生的卫士，现在全国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位在广东中山翠亨村中山故居安度晚年，另一位便是周振强了。周振强青年时期在中山先生身边任卫士。黄埔军校成立，孙先生送他去第一期受训。毕业后，他又给老蒋担任警卫工作，一直升到蒋的警卫大队长、教导总队旅长，后来才转任其他工作。我从重庆一到北京，就认出这位仁兄和我也是冤家对头。”

作为硕果仅存的“超级保镖”，周振强在战犯管理所有个绰号叫周老黑，后来他又被同学们称作狗熊。沈醉表示：这不是侮辱他，而是对他的爱称，因为他不但长得黑不溜秋的，并且气力很大，每天要敲碎两百多斤硬煤烧锅炉，别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周振强眼里却是小菜一碟，后来敲硬煤就成了他的专职工作。

沈醉与周振强结仇，现在看来责任完全在沈醉，周振强当时完全是惩奸除恶，那个恶人，恰好是沈醉手下的特务。

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周振强担任战时干部教导总团的副教育长兼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綦江警备司令，沈醉则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兼督察长，处长生病，沈醉代理处长。

军统稽查特务的无法无天，今天的人是想象不到的，掀摊子踹商贩在他们眼里就是家常便饭，为了争夺抓人罚款权，他们经常跟警备司令部闹摩擦。

有一次，沈醉管辖的綦江稽查所做了一件天怒人怨的事情：他们从一个商人的行李中搜出一枚治气痛的佛手，里面有一点大烟成分，而军统特务们真正盯上的，是商人那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和他身上还有几两金子。

特务们抓捕了商人，剥光了女儿的衣服，下面发生的事情禽兽不如，这里就不再叙述，奇怪的是沈醉在回忆此事的时候，居然没有半点愧疚和愤怒，他明知特务们又把小姑娘卖到了当年最黑暗的营业场所，却只是付之一笑放任不管。

小姑娘找机会写信向父亲的朋友求救，这份求救信辗转到了周振强司令手里，周振强当时也知道军统特务难缠，就招来那个稽查员好说好商量，让他不要像郑屠欺负金翠莲一样敲骨吸髓，没想到那稽查员仗着沈醉的庇护，居然敢跟周振强叫板。

周振强被彻底激怒，列举了那特务的逼良为娼栽赃陷害等一大堆罪行，那特务只是嚣张地答了一句“你管不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沈醉的回忆录描述得很详细，但还是没有半点愧悔：“周便怒气冲冲地骂上一句：‘老子就管得着！不信，看老子枪毙了你！’这个稽查员自恃来头大，只冷笑了一声：‘量你没有这个胆！’这回周不顾一切，连叫带骂：‘老子官不做了，非把你枪毙了不可！’本来这是气头上的话，只要对方不再顶撞也就大事可化小。谁知这个该死的稽查员竟回骂他一句：‘你不枪毙我，就是我儿子！’这可把周气急了，便叫几个卫士把这个逼他枪毙的人，在司令部门口枪毙了。”

沈醉不但不为自己手下的恶行感到愧疚，反而迁怒于周振强，他下令调了几十个稽查员和特务队队员，分乘两辆卡车赶赴綦江要跟周振强火拼。

要不是戴笠闻讯后打电话截住，周、沈当年就得分出个你死我活。

沈醉得意的时候，根本不把周振强放在眼里，后来在一次宴会上见到周振强，还找茬和他吵了一架，弄得宴会不欢而散——沈醉总说徐远举在宴会时自顾自吃，很没教养，他跟徐远举相比，也请不到哪儿去。

天作有雨人狂有祸，沈醉是1957年才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此前至少换了五个地方，因为与本文无关，不必列举），他到北京的时候，周振强已经算是老人了，所以沈醉很是害怕：“想不到我们在这里相见了。开始我还有点提防他，怕他报复我，因他比我早到一些。”

正规将军的心胸，不是特务将军所能揣度的，周振强并没有抡起自己那双超级保镖的铁拳，把这个手下特务作恶多端的军统少将砸个万朵桃花开，但是沈醉的忐忑不安，大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除了周养浩的板凳，周振强的铁拳，更令沈醉害怕的，是一双看不见的小鞋：“春节后，班组编制要重新分配。某学习组的副组长，原是东北营口市市长，一再向管理员要求把我调到他那组去。别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我知道大事不妙，他肯定是想让我在他那个组里，好对我进行报复。”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沈醉从不承认自己让别人坐过老虎凳，但是到了战犯管理所，却很怕过去的阶下囚给自己穿小鞋。

这位手里攥着小鞋准备给沈醉穿的副组长，名字叫袁仲虎——沈醉在写这段故事的时候用了一点技巧：那人名叫袁鸿逵，沈醉称其字“仲虎”，我们查资料的时候，只能找到袁鸿逵却找不到袁仲虎。

据沈醉回忆，袁仲虎（袁鸿逵）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同云南部队进攻东北解放区，在担任时，一度担任过营口市市长，营口解放被俘，经过一段短时期的学习，便被释放回到了昆明。

袁仲虎一回到昆明就被沈醉盯上，并在袁仲虎宣传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纪律严明的时候进行了抓捕。

没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之前，沈醉还是很嚣张的，连卢汉亲自出面说情，他也不肯放人，最后袁仲虎只好答应沈醉的条件，在军统孔子的的报纸大放厥词——那些话是不是袁仲虎说的，只有沈醉等军统特务清楚。

不管怎么说，那些睁着眼睛说出来的瞎话，都被记在了袁仲虎的头上，于是袁仲虎也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我从重庆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他也在那里，两人狱中相见，自是另有一番滋味。”

周养浩也好，徐远举也罢，包括沈醉在内，所谓的“军统三剑客”在战犯管理所都没了嚣张的气焰，他们刚被抓的时候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哪一天被过去得罪的人整死，这岂不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周养浩最后也没有完全悔改，徐远举没能走出来，沈醉则在第二批被特赦，然后写了很多回忆录，揭露了很多军统黑幕和特务罪行，但是似乎很少提到他自己做了些什么。咱们今天盘点了他最怕的周养浩的一条板凳、周振强的一对铁拳、袁仲虎的一双小鞋，读者诸君是不是也有话要说？

特务的职业就是抓人打人，一旦他们自己被抓，往往就会表现出比别人更多的恐惧，我们细看沈醉回忆录，在遮遮掩掩之间，是否也能发现很多问题？您对沈醉这三怕，又会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