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北大院

五月

　　部队子女，有个共同的家，叫做“部队大院”。因为父辈，我们从五湖四海走进了这个家，我们的身体里流淌着军人的血脉，身上充满着军人情节。

　　1959年底，父亲奉命调往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母亲与我们1960年，从北京搬迁到了烟台。

　　刚到烟台，临时住在海军高级专科学校一所（时称：苏联专家招待所），我家住在楼下，楼上是苏军上校专家一家。一天上校夫人到家中与母亲借洗衣机用，母亲说家中没有，将洗衣搓板借给了上校夫人。上校家三个女儿和姐姐们时常去海边玩耍，结下了友谊，照了许多合影留念，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全部被烧毁了。

　　1961年我家搬到了营区一号门外的一栋独楼，此楼是哈根故居，西洋建筑，由英国圣公会建筑师道格拉斯设计，建造于1924-1933年，该建筑为英国亚洲殖民地早期风格，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多棱坡屋顶带阁楼，双层石木结构，距海边不到50米。

哈根故居

　　楼上是副校长陈文汉家，陈伯伯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抗战时期身负重伤，白求恩大夫亲自给他做的手术，保住了生命，但左臂一直弯曲在身前。

陈伯伯夫人王建华阿姨，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王阿姨身形细高，为人热情爽朗，待人特别亲和。我非常喜欢吃王阿姨做的饭，常常一人跑到王阿姨家吃饭。

我家住在楼下，一天突然刮起了大风，妈妈赶紧去院子里关鸡窝门，我也跟着跑了出去。刚出门，一阵大风直接把我吹得身子都飘起来了，妈妈吓得赶紧在后面追。幸好我被一棵大树挡住了，有惊无险，却惊吓了妈妈。

遇到大风时，特别是秋冬的深夜，躺在床上，涛涛的海浪声好像不断的向你涌来，院子里虽有战士站岗，但在内陆生长的妈妈还是有些恐惧，1964年我家搬到了北大院。

　　烟台有着悠久的历史，1861年根据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烟台成为通商口岸，自此外国列强进入烟台，1862年英国首先在烟台山上建立了领事馆，之后，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17个国家相继在烟台山上设立了领事馆，使得烟台山成为亚洲现存的最大近代领事馆建筑群。

烟台山

　　各国领事馆分别在烟台山与东山之间风景最美的沿海一带修建了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别墅。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就坐落在东山下的海边。北大院坐落在烟台山与东山之间海岸线上的大马路，1860年烟台修建了一条与海岸线平行的路，长660米，宽14米，这条土石路是当时烟台最宽最好的路，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马路”，1912年延伸至1308米。

民国时期的大马路

　　北大院内有四栋西洋建筑，学校除校长孙亮平家在营区2号门北边的一个独院居住。政委何明智从海军潜水艇学校调入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家一直在青岛。其他校领导都居住在北大院。

　　进入大院中间那栋石头楼，楼上是副校长符岱寿家。符伯伯身材略胖，戴着一副眼镜，1933年参加红军，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将。 符副校长夫人刘温萍阿姨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一名军医，营养专家。

　　楼下是训练部部长刘瑞峰叔叔家，印象最深的是刘部长夫人李萍阿姨每天衣着整洁得体，每次到我家从不坐沙发，总是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腰板笔直，两腿并拢，双手放在大腿上，说起话来彬彬有礼。

　　大院东面那栋楼，楼上是副校长赵振安家，赵伯伯解放战争时期任开国元帅贺龙警卫团团长。1959年底同父亲一起从新中国海军第一支导弹部队（赵伯伯任部队长、父亲任政委）调往烟台，参与组建海军高级专科学校，任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爸爸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调往烟台的还有朱永文任训练部副部长。赵副校长夫人郝玉林阿姨1942年16岁参加八路军，陕西米脂人，不愧是全国公认出美女的地方，细腻的皮肤如同瓷娃娃。

　　楼下是曹金涛教授家，曹教授原国民党中校，曾在多国留学，在美国留学就长达10年。回国后任北京航空大学教授，一名科学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从北京航空大学精选出调入海军高级专科学校从事导弹工程的教学、科研工作。后任副校长。

曹金涛教授（右二）在指导教员开展科研工作

　　曹教授夫人刘阿姨是一位小脚家庭妇女，满头华发，年长曹教授，白白净净，一看就是出生于大户人家。他们夫妻虽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家庭妇女，但恩爱一生。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大院北边那栋楼，楼上是政治部副主任南映森家。该楼是一栋欧式建筑，曾是一百多年前传教士在烟台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女子学校——卫灵女校的办公楼，是一栋三层方形小楼，坐南朝北，北面距离大海不足百米。不规则的四面坡屋顶，褐色花岗岩砌筑的外墙，石木结构楼体，典型的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远看宛如童话世界里的一座古堡。

　　南伯伯1936年参加革命，是著名“白刃格斗英雄连”首任指导员，1940年11月，八路军总部授予南伯伯所在的8连“白刃格斗英雄连”荣誉称号。

　　上面这幅照片是学校领导与部分干部、教员合影，后排中间穿黑色衣服的是校长孙亮平，孙亮平左前副校长赵振安，第3排左2副校长陈文汉，左8政委殷国洪，第2排右6副校长符岱寿，第1排右1坐在地上的是父亲，他们始终和官兵们在一起。

学校部分领导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合影

　　这些身经百战，战功赫赫，戎马一生的老兵们，各各都是英雄好汉！他们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优良传统，平易近人，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是正军级院校，第一次授衔学校领导衔授的都比较低，大部分校领导从1960年任职，直到离休，一个职务一干就是20多年，但他们没有任何怨言，努力工作，为培养海军尖端武器人才倾注了心血和力量，工作之余他们如同兄弟。

　　我家住在院子西面那栋楼，该楼1906年建成，是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两层砖石结构，平面呈L形，面积约550平方米。

我家居住的房子

　　我家西北面有个篮球场，篮球场北面是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幼儿园。从我家到幼儿园步行不到3分钟，幼儿园内有六栋欧式风格建筑，建于1920年，是当年为来烟台避暑的美国海军军官以及社会名流提供的住处，叫“大陆饭店”。

幼儿园（原大陆饭店）

　　六栋楼每栋楼一个班，楼内有教室、活动室、休息室、餐厅和浴室。印象最深的是陈佳琪老师，两条过膝的大辫子飘在身后，窈窕淑女，曾是某部队文工团团员。高级专科学校校长孙亮平夫人于在安阿姨任幼儿园园长，幼儿园从园长到老师都给予了我们母亲般的爱，在她们的关怀和教育下，我们茁壮成长，度过了愉快而美好的童年。

幼儿园毕业照

　　刚搬到北大院时，大院居住的都是校领导，院内孩子我最小，似乎没有人和我玩，不久政治部副主任高秉华叔叔家搬到我家楼下。抗战时期高叔叔曾任林彪警卫排排长。高叔叔夫人祝杰阿姨正黄旗后代，热情开朗，具有江南美女的气质，干净利索，把家打理的井井有条。他们两个女儿和我年龄相仿，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那个年代的女孩子文静、爱学习，当时北大院的女孩可以说个个是学霸。男孩子有着阳刚之气，但也很顽皮，原高专政治部副主任南映森儿子南秋阳在《热血白刃格斗英雄连首任指导员南映森》一书中记录了一段院里男孩的顽皮，书中写到：【1964年7月31日庆祝“八一”建军节，在礼堂演出话剧《红岩》。晚饭后学员们排着整齐的队列，迈着有力的步伐，高喊着一、二、三、四按时进入礼堂。院校首长们坐在第3排，张贝力、周福年、符新中、南映森的二儿子南义洋几个孩子口袋里装满了巴豆，衣服袖子里藏着塑料吹管也进了礼堂，他们分别坐在中间和两边的位置上。晚8时话剧准时开演了，完美的舞台效果，演员们精彩的表演立即吸引了所有观众。人们都被江姐的英雄气概所震撼，被敌人的残暴凶狠所痛恨。 当演到徐鹏飞审问江姐一场时，周福年、张贝力等几个孩子把巴豆放到嘴里，从不同方向偷偷地用吹管 “扑扑、扑扑”向徐鹏飞吹去。嘴里的巴豆吹完后，他们迅速地把吹管藏到了衣袖里面。台上扮演徐鹏飞的演员对着江姐刚说道：“交代了吧，给你自由！”忽觉得脸上，脑门上被几个不明物击中，疼痛难忍，他被突如其来的状况打晕了，刚要大喊“妈的，谁打我！”马上又意识到自己是在演戏，下面院校的首长、观众正在看着呢，他硬生生地把差点出口的话压了下去。

　　下场后他找到团长，指着脸上五个直径约1厘米发红的痕迹说：“这坏蛋我是不能演了，下面有好几个人用弹弓打我”。团长用手摸了摸他的脸安慰道：“别生气，那是因为你真正进入了角色，演得好，大家恨的是徐鹏飞才会这么做。”他俩来到舞台旁边的幕布后，撩开个小缝缝朝台下偷偷地观察了半天，也没发现是谁在使坏。】

　　高专有一支演出水平很高的业余话剧团，该团成员由机关干部和教员组成。虽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排练，但无论从舞美、灯光、服装、道具和演员表演都是一流的，可以说不低于一个省级话剧团水平。先后排演了《霓虹灯下的哨兵》、《红岩》等剧目。海政话剧团团长观看学校《红岩》演出之后说许云峰的扮演者（组织处长叶柏青）比海政话剧团演的还好。学校还时常演出京剧折子戏等节目，演出京剧折子戏《打鱼杀家》副校长赵振安亲自上台拉京胡。

　　几年后由于干部住房不够，在大院的北面新建了二栋二层红色长排楼。

　　从此大院同龄孩子多了。大院为我们开启了同学、知情、战友等多种身份发小。

　　我们的童少年无忧无虑，没有写不完的作业，没有辅导班，学习之余在院子里跳方、跳皮筋、踢毽子。周日和节假日跑到大操场荡秋千，玩单双杠，到东山采野花，摘酸枣、无花果、蓖麻子……，偶尔会偷偷摘串葡萄。大院的孩子没有说谁的父亲官大就牛轰轰的，孩子们在一起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快乐中的快乐。

　　1963年的夏天，12岁的姐姐带着我去海边玩，当我们跑到海边，看到退大潮，海中的礁石漏出了水面，兴奋的奔上了礁石，看到礁石缝隙里，小蟹举着螯钳横冲直撞，贝类半长着口吐着海水，突然一个浪打了过来，白花花的浪头狠狠砸在礁石上，瞬间碎成千万颗水珠，像无数珍珠被猛地撒向空中，又急急忙忙落回海里，美如画。我们欢快的玩着，玩着玩着看到海水涨了上来，再回头一看惊呆了，礁石已被海水淹没了一大半，出不去了，我吓得大声哭了起来，这时被一名战士发现了，将我们背到了岸边，那年我五岁。

　　六岁那年，父亲教我学会了游泳和射击，在东山父亲把一个约6厘米高，3厘米圆的小玻璃瓶放在一个约5厘米宽的墙沿上，拿着手枪站在远处，只听砰的一声瓶子炸了，不愧是从战火中走出的老兵。父亲的首长和战友们常和我们说，父亲虽然长的瘦小，打仗非常勇敢。

父亲常和副校长赵振安伯伯带着璐璐姐和我到大海中畅游，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这两项运动。在高中学军的一次打靶，我10发子弹打出了90环的好成绩。

北大院北门是一个通往大海的门，出门就是沙滩，每到夏季，吃完早饭就迫不及待地奔向大海，细软的沙滩在脚下亲昵地摩挲，留下一串歪歪扭扭的小脚印。当一头扎进海中，被凉凉的海水裹着，带着微微的咸意，那是大海独有的味道。在水中时而像鱼儿般穿梭，时而躺在水面，望着天空悠悠飘荡的白云，当浪花一朵朵盛开时，心情像浪花一样灿烂。

　　遇到退潮时，就欢快的抓起了沙蛤，沙蛤喜欢生活在细沙里，也叫飞蛤，因它在水中像蝴蝶一样会飞。站在海水到胸口之处，两只小脚丫在海底的沙中左右摆动着，踩到沙蛤立刻踩住，双腿弯曲，一憋气，整个身体猛的潜入水中，从脚下抓起，身体往上一挺钻出水面，脸上总是带着喜悦，回想到这时仿佛闻到了海水的味道，那时的童年是那么的美好，有时一天能抓小半盆，自己的胜利果实，吃起来格外鲜美，至今念念不忘，沙蛤也是我的最爱，每到烟台的必点菜。

沙蛤（飞蛤）

　　高专有一支打渔队，常年在北门外打鱼，院里的孩子时常跑去看拉网。

　　打渔队主要打小银鱼，据说是出口。在北门内有一个1米高的大锅台，锅的直径大约有2米，打渔队的叔叔站在锅台上，水开后将小银鱼和盐一起倒入锅内，用铁锹顺着锅边轻轻转两圈，然后用一个超大的漏勺将小银鱼捞出晾晒。

　　其它杂鱼挑出来卖给院里的人，卖鱼的买鱼的围了一圈，圈里的鱼有的还在不停地蹦，就听到：“我要2斤偏口，我要3斤螃蟹，我要一条鲅鱼”，叽叽喳喳好热闹，那时的鱼虾蟹可是正中纯野生。

　　杂鱼中总有几条廷巴鼓子（烟台方言），廷巴鼓子学名河豚，烟台海域是多种河豚洄游的必经之地‌。因廷巴鼓子有剧毒，没人敢吃，当打渔队的叔叔挑出扔到边上时，孩子们立马跑了过去，用脚搓廷巴鼓子肚子，越搓越鼓，越搓越鼓，然后一跺脚砰地一声，我们都说廷巴鼓子的肚子是气鼓的，因此我们也叫它气鼓子。

廷巴鼓子（河豚）

　　妈妈是内陆人，不喜欢吃海鲜，海鲜的鲜妈妈认为是腥，妈妈很少买，有时给我买几只螃蟹。我家吃的鱼种类很少，而且每种鱼都是固定做法，黄花鱼红烧、糖醋或做松鼠鱼，加吉鱼只会红烧，再新鲜的鱼妈妈必须先炸再烧，妈妈说：“不炸做出来很醒的”，刀鱼只会炸，鲅鱼只会做熏鱼，结婚前我没吃过清炖鱼、油泼鱼，没吃过鲅鱼饺子。看到邻居家阿姨在煤炉子上烤小鱼干，馋的口水都要流下来。

　　我们那个年代虽然没有丰厚的物质生活，但我们有着丰厚的精神生活，我们用圆珠笔在手腕上画个手表比现在孩子戴上上千元的智能手表还要开心。我们纯真、坦诚、活泼、乐观，我们热爱祖国，崇拜英雄，充满着阳光和幸福感。

　　1968年外国友人访华送给毛主席的芒果在全国部分城市巡回展，在一号门外一辆宣传车上，一个人双手捧着一个玻璃罩，玻璃罩里放着芒果，大院的孩子都跑去看芒果。我在人群里踮起脚尖，抻着脖子看，那是我第一次见芒果，直到20年后才真正吃上芒果。

　　北大院居住的干部从团职到军职，这种部队大院在全军可能为数不多。但北大院的邻里之间没有高低之分，亲如一家，张家有事李家帮，李家有事王家帮。你上班下雨了，不用担心院子晒的衣被，早有邻居帮你收回家。你不在家，家里来客，邻居会把客人请到自家热情款待。院里阿姨家来客人，妈妈会把家里的鱼或肉送过去让阿姨招待客人。1964年妈妈到青岛做甲状腺手术，我跟爸爸陪同妈妈一起到了青岛，家中保姆带着姐姐、哥哥，副校长符岱寿夫人刘温萍阿姨只要家里做好吃的就给姐姐、哥哥送去，几乎每天送。这种邻里之间的友谊如今难以再现。

　　1967年特殊时期父亲被打成叛徒、假党员，被关押批斗。父亲被关押那天，专案组人员到家中押爸爸，看到母亲做的红烧肉，将锅砸了。

父亲专案组的人经常到家中给我们办学习班，让我们揭发批判爸爸，与父亲划清界限。母亲总是坚定的和专案组人员说：“我相信老张，不会和他划清界限的”。大姐心平气和地和专案组人员说：“我串联到北京时，见到父亲许多老首长、老战友，他们对我父亲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我父亲为人正直，打仗勇敢……”，二姐是一个心直口快，敢做敢当的女孩，她常用辩论的方式与专案组人员辩论，使专案组人员经常哑口无言。

两个姐姐高中毕业，不允许当兵，不给分配工作。当父亲的老部队长山要塞首长们得知后派专车和一名干事同二姨一起到烟台接姐姐，车停在离我家500米左右的一个胡同里，二姨下车在前面走，干事跟在后面，到家后二姨领着两个姐姐，干事扛起母亲早已准备好的行李匆匆忙忙离开了家，把两个姐姐接到蓬莱，安排在长山要塞化工厂，姐姐们从那穿上了军装。

1968年暑假期间，北大院孩子在院子里跳《洗衣舞》。

《洗衣舞》剧照

　　《洗衣舞》是我特喜爱的一支舞蹈，便和母亲说也想去跳，母亲正在做衣服，一边蹬着缝纫机一边和我说：“别去了，在家看看书”。母亲的话音刚落，我看到母亲默默的流泪了，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流泪，母亲不让我去，是怕我被欺负，受到伤害。

一天我和伙伴们在院子里正玩的开心时，突然一个小伙伴说：“大操场有批斗会，咱们去看看吧？”大伙同说：“好”，我什么没想，和小伙伴们一起蹦蹦跳跳的跑到了大操场。到了大操场，我愣住了，看到父亲站在高高的台子上，今天批斗的是父亲，我没有走，默默的站在那看。一会儿看到母亲端着个盘子，盘子上盖着碗上去了，站在爸爸的身边，不知批斗父亲的人和母亲说了什么？突然听到妈妈大声说到：“老张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我不会和他划清界限的！”然后母亲把盘子上的碗掀开了，下面是一盘母亲亲手包的饺子，母亲特意来给父亲送饺子。

 虽然父亲被关押批斗，院里没有任何人歧视和欺负我。叔叔、阿姨们关爱着我，小伙伴们一如既往的和我是好朋友。也许是父亲和母亲平时的为人和人品赢得的。父亲刚被关押期间，专案组人员押着父亲到食堂吃饭，食堂的老厨师们都是给父亲挑炸的最好的油条并做一份爸爸喜欢吃的菜。

　　1969年高级专科学校迁址到南京，大院很多孩子随父母去了南京。高中毕业后，院里孩子当兵的，下乡的也陆续离开了大院，我依然坚守在大院。

　　我家我在北大院居住的时间最长，1969年父亲平反后调往江西工作，哥哥、姐姐们也当兵离开了烟台。大院见证了我的成长，给予了我温暖、爱和快乐。

　　1969年2月海军高专迁往南京后营区移交给了新组建的海军烟台基地，基地首长家均住在营区内。70年代在大院的南边盖了两栋四层处长楼，10年间大院从不足10户人家到了上百户。

　　我家对面有一排平房，原是警卫连居住，后改为干部宿舍。

　　西面第一家是管理处长苏振家家，苏振家夫人樊阿姨随军家属，和苏叔叔是青梅竹马，建国后很多干部放弃了家中的妻子，而苏叔叔依然把樊阿姨带进了城。樊阿姨纯朴善良、贤惠能干。管理处工作繁忙，苏叔叔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上，樊阿姨一个人承担起了整个家，沉重的家务落在了她一人身上。那个年代洗衣做饭、缝补衣被、打扫卫生全都要用手工来完成，还要照顾6个孩子。樊阿姨是一个完美女性，家里打扫的干净利落，头发一丝不乱，衣服没有一个褶子，她虽然是家庭妇女，但每天坚持看报学习，说起话来彬彬有礼。邻里之间不管谁家有困难，她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

2017年回烟台参加北大院发小聚会，我去看望了樊阿姨，那年樊阿姨已92高龄，两眼已失明，在这种情况下，樊阿姨依然头发一丝不乱，衣服没有一个褶子，房间整洁的一尘不染，床单没有一个褶子，被子叠的如同军人叠的“豆腐块”，我好奇的问：“樊阿姨：被子是您自己叠的吗”？樊阿姨说“是的”，让我惊讶，我从来没有叠过如此整齐的被子。樊阿姨还和我说：“孩子们都很忙，对我照顾的特别好，我不能给他们添太多的麻烦，能自己做的事尽量自己做”。2018年93岁的樊阿姨经过手术，奇迹般的看到了光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

2025年的7月回烟台参加高中毕业50周年同学聚会，才得知樊阿姨出生于书香门第，婚前是家中的大小姐，父亲是教书先生，揭开了我心中的迷。我始终感觉樊阿姨和真正的家庭妇女完全不一样，让我更加敬佩樊阿姨，樊阿姨为了这个家、为了爱、为了儿女，放下了大小姐的身价，付出了一生。但樊阿姨的晚年非常幸福，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都很优秀，给予了樊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爱。

　　第二家车叔叔是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教授，夫人段阿姨是高中老师，夫妻俩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没有感觉高人一等，与邻里之间是那样的友善。

　　第三家男主人博叔叔是烟台基地作战参谋，女主人月阿姨也是随军家属，贤惠、善良。博叔叔所在处的处长是冯玉祥将军之子冯宏达，冯宏达平易近人，经常到博参谋家，有时两人在院子里小酌两杯。

　　我在北大院期间得到了这些阿姨的关爱与帮助，还有赵副校长夫人郝阿姨、小芳妈妈王阿姨等老阿姨们都给予了我的无微不至的关爱。特别是在孩子不到9个月的时候老公去山东大学上学。我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北大院生活，每天上班后家中只有孩子和保姆，保姆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

一天樊阿姨在院子里听到孩子的哭声不断，匆匆跑到家中，看到孩子独自躺在床上哭，不见小保姆的身影，10多分钟后小保姆才回来，樊阿姨批评了小保姆。为了让我安心工作，樊阿姨每天到家中看看，一天发现家中有个小战士，樊阿姨将此事告诉我后我感到很生气。第二天上班将此事与我的领导孙书记叙述了一遍，并和书记说：“孩子这几天不太舒服，明天上午请半天假带孩子去医院看看”，书记说：“你今天下班回家不要说明天带孩子去看病，明天照常上班，一小时后再回家”。当我第二天到家时家中果然有一个小战士，我给孩子穿好衣服，抱着孩子去医院，小战士竟然和小保姆一起跟在我身后，心中一股火涌上，因要给孩子看病，下午还要上班，我忍了忍没说什么，晚上和小姑娘心平气和的谈了谈。

两天后下班回到家中，吃晚饭时小姑娘和我说：姐、我家里有事，明天回去一趟”，我说：“你这么突然，孩子怎么办？等我找到人看孩子你再回去”，小姑娘说：“我爸爸病了，就回去两天保证回来”，父亲生病我怎能不同意，小姑娘接着说：“姐、借我十块钱好吗”，我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元，因她父亲生病，我给了她，本意是送给她的，接着她又说：“姐，借你那个白包用用”，我刚买了一个白色皮背包，只背了两次，我借给了她。

樊阿姨帮我看了两天孩子，可两天后不见小姑娘回来，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还是没回来，我意识到我被骗了，后来发现家里少了很多东西，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怎么办，保姆很难马上找到，樊阿姨身体不是太好，家里还有一个小孙女，在我急切的心情不知所措时，原高专医院一位药剂师的爱人杨阿姨得知后找到我，说帮我看孩子，听后万分感激。

杨阿姨的爱人在特殊时期被迫害而死，杨阿姨是从农村来的随军家属，当时一个人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她最艰难的时候，妈妈给了她一些帮助，杨阿姨一直特别感恩妈妈。我每天上班前把孩子送到杨阿姨家，下班后去接孩子，孩子不到1岁，杨阿姨怕我带着孩子回家无法做饭，便让我每天在她家吃完饭再带孩子回家，直到找到保姆。每当回想起那些老阿姨们对我的关爱与照顾，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感激之心无法用言语表达。

　　岁月的年轮飞逝而过，大院内的小楼有的已被拆除，现存的也早已面目全非。虽然我已离开北大院38年了，大院的原样也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然而心中的北大院却随着时光愈发牢固，那是我成长的家园，是我得到温暖和爱的家园，是我一生无法忘记的家。

　　遗憾的是没有用相机留下北大院的身影。

部分照片来自网络，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