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北大院

五月

　　我们这群五六十年代的人，心底大多藏着一段难忘的大院岁月。工厂、机关、部队，方方院落，封存着一代人质朴温暖的烟火记忆。循着父辈的足迹，我们从五湖四海相聚在北大院。这里不仅是伴我成长的家园，更是深深镌刻在我心底、一生眷恋的精神故土。

　　1959年底，父亲奉命调往海军高级专科学校，1960年母亲带着我们从北京搬迁到烟台。

　　刚到烟台，临时住在海军高级专科学校一所（时称：苏联专家招待所），我家住在楼下，楼上是苏军上校专家一家。一天上校夫人到家中与母亲借洗衣机用，母亲说家中没有，将洗衣搓板借给了上校夫人。上校家三个女儿和姐姐们时常去海边玩耍，结下了友谊，照了许多合影留念，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全部被烧毁了。

　　1961年我家搬到了营区一号门外的一栋独楼，此楼是哈根故居，西洋建筑，由英国圣公会建筑师道格拉斯设计，建造于1924-1933年，该建筑为英国亚洲殖民地早期风格，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多棱坡屋顶带阁楼，双层石木结构，距海边不到50米。

哈根故居

　　楼上是副校长陈文汉家，陈伯伯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抗战时期身负重伤，白求恩大夫亲自给他做的手术，保住了生命，但左臂一直弯曲在身前。

陈伯伯夫人王建华阿姨，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王阿姨身形细高，为人热情爽朗，待人特别亲和。我非常喜欢吃王阿姨做的饭，常常一人跑到王阿姨家吃饭。

我家住在楼下，一天突然刮起了大风，母亲赶紧去院子里关鸡窝门，我也跟着跑了出去。刚出门，一阵大风直接把我吹得身子都飘起来了，妈妈吓得在后面追。幸好我被一棵大树挡住了，有惊无险，却惊吓了母亲。

每到刮风的天气，特别是秋冬的深夜，躺在床上，感到一阵阵海浪声不断向身边涌来，院里虽有战士站岗，但自幼在内陆长大的母亲，心里总是有些不安。1965年，我们家搬到了北大院，大院坐落于烟台风景秀丽的沿海大马路1号，紧靠海边。

民国时期的大马路

　　院内共有四栋西洋风格建筑。校长孙亮平一家住在营区二号门北侧的独院；政委何明智从海军潜水艇学校调任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家属一直定居青岛；学校其他校领导，大多都住在北大院。

　　进入大院中间那栋石头楼，楼上是副校长符岱寿家。符伯伯身材略胖，戴着一副眼镜，1933年参加红军，是战场上的一名勇将。

符副校长夫人刘温萍阿姨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是一名军医，也是营养专家。

　　楼下是训练部部长刘瑞峰叔叔家，我印象最深的是刘部长夫人李萍阿姨，她每日衣着整洁得体。她每次来我家，从不坐沙发，总是端正的坐在椅子二分之一处，腰板笔直，两腿并拢，双手轻放在大腿上，说起话来温文尔雅。

　　大院东面那栋楼，楼上是副校长赵振安家，赵伯伯解放战争时期任开国元帅贺龙警卫团团长。1959年底同父亲一起从新中国海军第一支导弹部队（赵伯伯任部队长、父亲任政委）调往烟台，参与组建海军高级专科学校，任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父亲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调往烟台的还有朱永文任训练部副部长。

赵副校长夫人郝玉林阿姨，是陕西米脂人。1942年，年仅十六岁的她就参加了八路军。米脂自古多出美人，郝阿姨面容细腻精致，宛如瓷娃娃一般。

　　楼下是曹金涛教授家，曹教授原国民党中校，曾在多国留学，在美国留学就长达10年。回国后任北京航空大学教授，一名科学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从北京航空大学精选出调入海军高级专科学校从事导弹工程的教学、科研工作。后任副校长。

曹金涛教授（右二）在指导教员开展科研工作

　　曹教授夫人刘阿姨是位小脚家庭主妇，满头白发，年纪比曹教授稍长。她面容白净，一看就是出身于大户人家。夫妻俩一位是科学家，一位是家庭主妇，却恩爱和睦，相伴一生。他们的两个儿子，也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大院北边那栋楼，住着政治部副主任南映森一家。该楼是一栋三层方形欧式建筑，坐南朝北，北面距大海不到百米。它前身是百余年前传教士在烟台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女子学校——卫灵女校的办公楼。楼体为石木结构，外墙由褐色花岗岩砌成，搭配不规则的四面坡屋顶，是典型的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远看宛如童话世界里的一座古堡。

　　南伯伯1936年参加革命，是著名“白刃格斗英雄连”首任指导员，1940年11月，八路军总部授予南伯伯所在的8连“白刃格斗英雄连”荣誉称号。

　　上面这幅照片是学校领导与部分干部、教员合影，后排中间穿黑色衣服的是校长孙亮平，孙亮平左前副校长赵振安，第3排左2副校长陈文汉，左8政委殷国洪，第2排右6副校长符岱寿，第1排右1坐在地上的是父亲，他们始终和官兵们在一起。

学校部分领导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合影

　　这些身经百战，战功赫赫，戎马一生的老兵们，各各都是英雄好汉。他们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始终恪守革命优良传统，平易近人，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是正军级院校，首次授衔，校领导军衔普遍偏低。多数校领导从1960年任职，直到离休，从无怨言，努力工作，为培养海军尖端武器人才倾注了心血和力量。

　　我家住在大院西侧那栋楼，该楼始建于1906年，为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两层砖石结构，整体呈L形。

我家居住的房子

　　我家西北侧有一处篮球场，球场北边是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幼儿园。从我家步行到幼儿园不足三分钟。幼儿园内有六栋欧式建筑，始建于1920年，是当年为来烟台避暑的美国海军军官以及社会名流提供的住处，叫“大陆饭店”。

幼儿园（原大陆饭店）

　　六栋楼每栋楼设一个班，楼内有教室、活动室、休息室、餐厅和浴室。印象最深的是陈佳琪老师，两条过膝的大辫子飘在身后，身姿优雅，曾是部队文工团员。高级专科学校校长孙亮平夫人于在安阿姨任幼儿园园长，幼儿园从园长到老师都给予了我们母亲般的爱，在她们的关怀与教育下，我们茁壮成长，度过了愉快而美好的童年。

幼儿园毕业照

　　刚搬到北大院时，大院居住的都是校领导，院内孩子我最小，似乎没有人和我玩，不久政治部副主任高秉华家搬到我家楼下。抗战时期高叔叔曾任林彪警卫排排长。高叔叔夫人祝杰阿姨正黄旗后代，热情开朗，具有江南美女的气质，干净利索，把家打理的井井有条。他们两个女儿和我年龄相仿，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那个年代的女孩子文静爱学习，北大院的女孩几乎个个都是学霸。院里的男孩子自带阳刚之气，同时也十分顽皮。原高专政治部副主任南映森儿子南秋阳在《热血白刃格斗英雄连首任指导员南映森》一书中，记录了一段当年院里男孩的顽皮趣事。书中写到：【1964年7月31日庆祝“八一”建军节，在礼堂演出话剧《红岩》。晚饭后学员们排着整齐的队列，迈着有力的步伐，高喊着一、二、三、四按时进入礼堂。院校首长们坐在第3排，张贝力、周福年、符新中、南映森的二儿子南义洋几个孩子口袋里装满了巴豆，衣服袖子里藏着塑料吹管也进了礼堂，他们分别坐在中间和两边的位置上。晚8时话剧准时开演了，完美的舞台效果，演员们精彩的表演立即吸引了所有观众。人们都被江姐的英雄气概所震撼，被敌人的残暴凶狠所痛恨。 当演到徐鹏飞审问江姐一场时，周福年、张贝力等几个孩子把巴豆放到嘴里，从不同方向偷偷地用吹管 “扑扑、扑扑”向徐鹏飞吹去。嘴里的巴豆吹完后，他们迅速地把吹管藏到了衣袖里面。台上扮演徐鹏飞的演员对着江姐刚说道：“交代了吧，给你自由！”忽觉得脸上，脑门上被几个不明物击中，疼痛难忍，他被突如其来的状况打晕了，刚要大喊“妈的，谁打我！”马上又意识到自己是在演戏，下面院校的首长、观众正在看着呢，他硬生生地把差点出口的话压了下去。

　　下场后他找到团长，指着脸上五个直径约1厘米发红的痕迹说：“这坏蛋我是不能演了，下面有好几个人用弹弓打我”。团长用手摸了摸他的脸安慰道：“别生气，那是因为你真正进入了角色，演得好，大家恨的是徐鹏飞才会这么做。”他俩来到舞台旁边的幕布后，撩开个小缝缝朝台下偷偷地观察了半天，也没发现是谁在使坏。】

　　高专有一支演出水平很高的业余话剧团，该团成员由机关干部和教员组成。虽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排练，但无论从舞美、灯光、服装、道具和演员表演都是一流的，可以说不低于一个省级话剧团水平。先后排演了《霓虹灯下的哨兵》、《红岩》等剧目。海政话剧团团长观看学校《红岩》演出之后说许云峰的扮演者（组织处长叶柏青）比海政话剧团演的还好。学校还时常演出京剧折子戏等节目，演出京剧折子戏《打鱼杀家》，副校长赵振安亲自上台拉京胡。

　　几年后，由于干部住房紧张，在大院的北面新建了两栋二层红色长排楼。

　　从此，大院里同龄孩子多了起来。我们从小一同在大院生活，同上一所幼儿园，是彼此最亲近的发小。大家缘分相互交叠：有的既是儿时同窗，又是共事工友；有的既是幼年玩伴，又是军旅战友；有的一同读书，又落脚同一个知青点。从小到大，多重身份紧紧相依，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深厚情谊。

　　我们的少年无忧无虑，没有写不完的作业，没有上不完的辅导班，学习之余在院子里跳方、跳皮筋、踢毽子。周日和节假日跑到大操场荡秋千，玩单双杠，到东山采野花，摘酸枣、无花果、蓖麻子……，偶尔会偷偷摘串葡萄。

大院的孩子没有说谁的父亲官大就牛轰轰的。从小父亲就和我说：“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孩子们在一起，只有快乐中的快乐。

　　我们那个年代虽然没有丰厚的物质生活，但我们有着丰厚的精神生活，我们用圆珠笔在手腕上画上手表，比现在孩子戴上千元智能手表还要开心。我们纯真、坦诚、活泼、乐观，我们热爱祖国，崇拜英雄，充满着阳光和幸福感。

　　1963年的夏天，12岁的姐姐带着我去海边玩，当我们跑到海边，看到退大潮，海里的礁石都露出了水面。兴奋地冲上礁石，只见石缝里，小蟹举着螯钳横冲直撞，贝类半张着壳，时不时吐着海水。忽然，一个浪头打了过来，白花花的浪狠狠砸在礁石上，瞬间碎成千万颗水珠，像无数珍珠被猛地撒向空中，带着细碎的光，又急急忙忙落回海里。这一瞬，美得像一幅画。

　　我们在礁石上蹦来蹦去，正玩的开心时，回头一看，惊呆了，礁石已被海水淹没了一大半，出不去了，我吓得哭了起来，这时被一名解放军战士发现了，将我们背到了岸边，那年我五岁。

　　六岁那年，父亲教我学会了游泳和射击，在东山父亲把一个约6厘米高，3厘米圆的小玻璃瓶放在一个约5厘米宽的墙沿上，拿着手枪站在远处，只听砰的一声瓶子炸了，不愧是从战火中走出的老兵。父亲的首长和战友们常和我们说，父亲虽然长的瘦小，打仗非常勇敢。

父亲常和副校长赵振安伯伯带着璐璐姐和我去游泳。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这两项运动。在高中学军的一次打靶中，我10发子弹打出了90环的好成绩。

北大院北门是通往大海的门，出门便是沙滩。每到暑假，吃完早饭我就迫不及待往海边跑。脚下踩着细软的沙子，轻轻蹭着脚面，身后留下了一串歪歪扭扭的小脚印。我一头扎进海里，冰凉的海水瞬间裹住全身，裹挟着大海独有的咸味儿，进到水里，像鱼儿一样畅快游着，游累了就静静浮在海面，看着天上缓缓飘动的云朵。儿时无忧无虑，满心都是纯粹的快乐。浪花涌来时，我跟着浪花一同上下起伏着，心里像翻涌的浪花一般灿烂。

　　遇到退潮时，就开始抓沙蛤，沙蛤喜欢生活在细沙里，也叫飞蛤，因它在水中像蝴蝶一样会飞。站在海水到胸口之处，两只小脚丫在海底的沙中左右摆动着，踩到沙蛤立刻踩住，双腿弯曲，一憋气，整个身体猛的潜入水中，从脚下抓起，身体往上一挺钻出水面，脸上总是带着喜悦，回想到这时仿佛闻到了海水的味道。有时一天能抓小半盆，自己的胜利果实，吃起来格外鲜美，至今念念不忘，沙蛤也是我的最爱，每到烟台是必点菜。

沙蛤（飞蛤）

　　高专有一支打渔队，常年在北门外打鱼，院里的孩子时常跑去看拉网。

　　打渔队主要打小银鱼，据说是出口。在北门内有一个1米高的大锅台，锅的直径大约有1米5左右，打渔队的叔叔站在锅台上，水开后将小银鱼和盐一起倒入锅内，用铁锹顺着锅边轻轻转两圈，然后用一个超大的漏勺将小银鱼捞出晾晒。

　　其它的杂鱼挑出来卖给院里的人，卖鱼的，买鱼的围了一圈，圈里的鱼有的还在不停地蹦，就听到：“我要2斤偏口，我要3斤螃蟹，我要一条黄花鱼“。叽叽喳喳好热闹，那时的鱼虾蟹可是正宗纯野生。

　　杂鱼中总有几条廷巴鼓子，这是烟台本地叫法，它的学名叫河豚，烟台海域是多种河豚洄游的必经之地‌。廷巴鼓子带有剧毒，没人敢吃，当打渔队叔叔把它挑出来扔到一旁时，孩子们就立马跑了过去，抢着用脚搓它的肚子，越搓越鼓越搓越鼓，等鼓到极致，抬脚一跺，“砰”的一声就瘪了。我们都说廷巴鼓子的肚子是气鼓的，所以也叫它气鼓子。

　　母亲是内陆人，不喜欢吃海鲜，海鲜的鲜，母亲称之为“腥”。母亲很少买，有时给我买几只螃蟹。我家吃的鱼种类很少，而且每种鱼都是固定做法，黄花鱼红烧、糖醋或做松鼠鱼，加吉鱼红烧，再新鲜的鱼必须先炸再烧，母亲说：“不炸做出来很腥”，刀鱼只会炸，鲅鱼只做熏鱼。虽然有固定做法，但母亲的厨艺可是一流的，做的松鼠鱼外酥里嫩，酸甜恰到好处。

　　

母亲做的香酥鲫鱼也超级棒，在我的记忆里高压锅底层铺上白菜叶，把鲫鱼摆在白菜叶上，放上各种调料，没有一点添加剂，做出来的香酥鲫鱼和罐头一样，鱼刺也酥酥的。但结婚前我没吃过清炖鱼、油泼鱼，没吃过鲅鱼饺子、鱼丸子。看到邻居家阿姨在煤炉子上烤小鱼干，馋的口水都要流下来。

　　1968年，外国友人访华，将芒果赠予毛主席，这批芒果随后送到部分城市巡回展出。在一号岗门外停了一辆宣传车，一名战士双手捧着罩着玻璃罩的芒果站在宣传车上，车下人山人海，大院里的孩子也都跑了去。我挤在人群中，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双眼紧盯着芒果，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芒果，时隔二十年后，我才真正吃上芒果。

　　北大院居住的干部从团职到军职，这种部队大院在全军可能为数不多。但北大院的邻里之间没有高低之分，亲如一家，张家有事李家帮，李家有事王家帮。你上班下雨了，不用担心院子晒的衣被，早有邻居帮你收回家。你不在家，家里来客，邻居会把客人请到自家热情款待。院里阿姨家来客人，妈妈会把家里的鱼或肉送过去让阿姨招待客人。

1964年妈妈到青岛做甲状腺手术，我跟爸爸陪同妈妈一起到了青岛，家中保姆带着姐姐、哥哥，副校长符岱寿夫人刘温萍阿姨只要家里做好吃的就给姐姐、哥哥送去，几乎每天送。这种邻里之间的友谊如今难以再现。

　　1967年特殊时期父亲被打成叛徒、假党员，被关押批斗。父亲被关押那天，专案组人员到家中押父亲，看到母亲做的红烧肉，将锅砸了。

父亲专案组的人经常到家中给我们办学习班，让我们揭发批判爸爸，与父亲划清界限。母亲总是坚定的和专案组人员说：“我相信老张，不会和他划清界限的”。大姐心平气和地和专案组人员说：“我串联到北京时，见到我爸爸许多老首长、老战友，他们对我爸爸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我父亲为人正直，打仗勇敢……”，二姐心直口快，敢做敢当，常常与专案组人员据理力争，使专案组人员经常哑口无言。

一天夜晚，哥哥偷偷跑去看父亲，他爬上关押父亲房间的后窗时，不慎摔了下来，胳膊当场摔断了，那年他才十四岁。

两个姐姐高中毕业，不允许当兵，不给分配工作。当父亲的老部队长山要塞首长们得知后，派专车和一名干事同二姨一起到烟台接姐姐，车停在离我家500米左右的一个胡同里，二姨在前面走，干事紧跟在身后。到家后二姨领着两个姐姐，干事扛起母亲早已准备好的行李，匆匆离开了家，把两个姐姐接到蓬莱，安置在长山要塞化工厂，姐姐们从那穿上了军装。

1968年暑假期间，北大院孩子在院子里跳《洗衣舞》。

《洗衣舞》剧照

　　《洗衣舞》是我特喜爱的一支舞蹈，便和母亲说也想去跳，母亲正在做衣服，一边蹬着缝纫机一边和我说：“别去了，在家看看书”。母亲的话音刚落，我看到母亲默默的流泪了，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流泪，母亲不让我去，是怕我被欺负，受到伤害。

一天我和伙伴们在院子里正玩的开心时，突然一个小伙伴说：“大操场有批斗会，咱们去看看吧？”大伙同说：“好”，我什么没想，和小伙伴们一起蹦蹦跳跳的跑到了大操场。到了大操场，我愣住了，看到父亲站在高高的台子上，今天批斗的是父亲，我没有走，默默的站在那看。一会儿看到母亲端着个盘子，盘子上盖着碗上去了，站在父亲的身边，不知批斗父亲的人和母亲说了什么？突然听到母亲大声说到：“老张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我不会和他划清界限的！”然后母亲把盘子上的碗掀开了，下面是一盘母亲亲手包的饺子，母亲特意来给父亲送饺子。

 虽然父亲被关押批斗，院里没有任何人歧视和欺负我。叔叔、阿姨们关爱着我，小伙伴们一如既往的和我是好朋友。也许是父亲和母亲平时的为人和人品赢得的。

父亲刚被关押期间，专案组人员押着父亲到食堂吃饭，食堂的老厨师们都是给父亲挑炸的最好的油条，做一份父亲喜欢吃的菜。

　　1969年高级专科学校迁址到南京，大院很多孩子随父母去了南京。高中毕业后，院里孩子当兵的，下乡的也陆续离开了大院，我依然坚守在大院。

　　我家我在北大院居住的时间最长，1969年父亲平反后调往江西工作，哥哥、姐姐们也当兵离开了烟台。我在那栋小楼里生活了二十年，有欢乐，有悲伤，但那是我幸福、温暖的家。大院见证了我的成长，给予了我温暖、爱和快乐。

　　1969年2月海军高专迁往南京后，营区移交给了新组建的海军烟台基地，基地首长家均住在营区内。70年代在大院的南边盖了两栋四层处长楼，10年间大院从不足10户人家到了上百户。

　　我家对面有一排平房，原是警卫连居住，后改为干部宿舍。

　　西边第一户，是管理处长苏振家的家。苏振家的爱人樊阿姨是随军家属，两人自幼青梅竹马。建国初期，有的进城干部背弃了结发原配，而苏叔叔依然把樊阿姨带进了城。

樊阿姨淳朴善良、温柔贤惠、勤劳能干。管理处工作繁忙，苏叔叔把整个精力放在了工作上，沉重的家务全部落在了樊阿姨一人身上。那个年代洗衣做饭、缝补被褥、打扫卫生全都要手工来完成，除此之外，还要照顾六个未成年的孩子。

樊阿姨是一位完美女性，不紧把家收拾的干净利落。头发一丝不乱，衣服没有一个褶子，再忙再累每天坚持看报。讲起话来彬彬有礼，邻里之间不管谁家有困难，她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

2017年回烟台参加北大院发小聚会，我去看望了樊阿姨，那年樊阿姨已92高龄，两眼已失明。即便如此，樊阿姨依旧头发一丝不乱，衣服没有一个褶子，房间整洁一尘不染，床单平整无皱，被子叠得如同军人叠的“豆腐块”。我好奇地问：“樊阿姨，被子是您自己叠的吗？”樊阿姨说：“是的。”我十分惊讶，我自己从来都没能叠出过这么整齐的被子。樊阿姨对我说：“孩子们都很忙，对我照顾得特别好，我不能给他们添太多麻烦，能自己做的事尽量自己做。”2018年，93岁的樊阿姨经过手术，奇迹般重见光明，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

2025年7月回烟台参加高中毕业50周年同学聚会。樊阿姨的孩子宴请我吃饭，我才得知樊阿姨出身书香门第，婚前是家中大小姐，从未做过任何家务。她父亲是教书先生，这也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我一直对樊阿姨心存好奇，一位普通家庭妇女，怎会拥有这般出众的修养与气度。了解樊阿姨的身世后，我愈发敬佩她。樊阿姨为了家庭、为了爱人、为了儿女，放下了大小姐身段，默默操劳付出了一生，或许这才是世间最真挚长久的爱情。樊阿姨晚年十分幸福，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子女都十分优秀孝顺，对她关怀备至、悉心照料，安享幸福晚年。

　　第二家是海军高级专科学校车教授家，车教授夫人段阿姨是高中老师。夫妻俩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从不摆架子，为人谦和，与邻里十分友善和睦。

第三家男主人博叔叔是烟台基地作战参谋，博叔叔夫人月阿姨也是随军家属，贤惠善良。博叔叔所在单位处长是冯玉祥将军之子冯宏达，为人亲和，时常到博参谋家做客，两人偶尔在院中小酌两杯。

　　在北大院期间，得到了老阿姨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与照顾。有一天，樊阿姨在院子里听到孩子哭声不停，匆匆跑到家里，发现孩子独自躺在床上哭，却不见小保姆身影，十多分钟后保姆才回来，樊阿姨当即批评了她。为了让我安心工作，樊阿姨之后每天都会到家里看看孩子。一天，她发现家里来了一名小战士。

孩子身体有些不舒服，第二天我处理完工作提前回到家，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到家后果然看到家中有位小战士。我当时没有说什么，给孩子穿好衣服抱着孩子就往医院走，没想到小战士和小保姆竟然一起跟在我身后。我心里十分生气，但着急带孩子看病，下午还要上班，便强忍着，等到晚上，我心平气和地跟小保姆谈了谈。

　　两天后吃晚饭时，小姑娘跟我说家里有事，明天要回去一趟。我问她怎么这么突然，孩子没人照看，让她等我找到照看孩子的人再回家，她告诉我父亲生病了，只回去两天，保证按时回来。得知是她父亲生病，我便不再阻拦。随后她开口向我借十块钱，那时候我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块，因她家有急事，我把钱递给她，心里没打算让她归还。后来她又提出借我的白皮包用一用，那只白色皮包我刚买回来，只背过两次，我还是借给了她。

　　樊阿姨帮我照看了两天孩子，可约定的日子到了，小姑娘迟迟没有回来，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依旧不见人影，我意识到我被骗了。后来发现家里少了很多东西，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怎么办，保姆很难马上找到。樊阿姨身体不是太好，家里还有一个小孙女需要照看，实在不好再麻烦樊阿姨了。我心里焦急万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原高专医院药剂师的爱人杨阿姨听说了我的难处，主动过来提出帮我照看孩子，我万分感激。

杨阿姨是随军家属，从农村过来，没有正式工作。早年特殊时期，她丈夫遭迫害离世，她独自拉扯三个未成年孩子，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母亲给了她一些帮助，杨阿姨一直感恩于母亲。

之后我每天上班前把孩子送到杨阿姨家中，下班再过去接。孩子年纪小，杨阿姨怕我带着孩子回家无法做饭，便留我每天在她家吃完晚饭再带孩子回家，一直等到我找到合适保姆为止。每每想起当年这些阿姨们给予我的帮助和关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满心感激难以用语言表达。

　　岁月的年轮飞逝而过，北大院里的小楼有的已被拆除，留存的建筑也早已面目全非。阔别北大院整整四十年，旧时院落的模样早已消散在悠悠岁月里。可时光流转，变迁的只是尘世风景，根植于心的北大院却愈发清晰温暖。它见证了我的成长，盛满了岁月温情与人间挚爱，是我此生念念不忘、永远无法割舍的家。

　　遗憾的是没有用相机留下北大院的身影。

部分照片来自网络，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