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在13世纪对高加索领主的控制手段

敢夫

1.本选段为罗伯特·贝德罗希安的博士论文，《13-14世纪的突厥-蒙古入侵和亚美尼亚领主》一文第三章，“13-14世纪的亚美尼亚领主及其对突厥-蒙古入侵和统治的反应”的第三节，即该文章的第180-201页。在该选段中，贝德罗希安主要考察了13世纪蒙古人为控制南高加索地区所采用的手段。   

2.蒙古人在亚美尼亚的统治方式，即对纳哈拉尔继承权和级别等代表地位标志的变更、通过联姻等方式拉拢纳哈拉尔以及去纳哈拉尔化，是系统的、有规划的，是试图压制本土领主以在当地建立稳固统治的尝试。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出蒙古人同土库曼人集团的区别，前者不仅在征战方面是骁勇善战、听从指挥的精兵良将，同时也正在国家治理上进行着自己的尝试。  

  蒙古人在亚美尼亚的统治方式，实际上也是其战争艺术的表现，包括：（1）详探敌情，对应于情报工作的有力和有效实施，这使得蒙古人可以精确地掌握各个领主的动向；（2）集中力量，逐个击破，对应于在领主内部实行的分化；（3）心理战，对应于降者不杀的和平攻势等，也是分化敌人的一种手段；（4）取用于敌，以战养战，对应于赋税的征收和土地的再分配，等等。    然而，在国家治理层面，蒙古人的能力俨然非常有限，虽然他们能依靠当地的文官集团实行统治，但往往很难维持较长的时间，并纷纷迅速走向分裂乃至灭亡的结局。 

   3.本译文删除了所有注释，如欲阅读原文，请点击13-14世纪的亚美尼亚领主及其对突厥-蒙古入侵的反应中的原文链接。    文中引用的原始文献，均用斜体标出。    

关于专有名词的翻译，则尽量按照相应语言的发音进行音译，并给出对应的原文形式。蒙古语单词的中文音译参考了如下几部作品：   

    

 ա․ 札奇斯欽譯註：《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        

բ․ 《蒙古族古代战争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ց․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所，蒙古语文研究所编写：《蒙汉词典》（修订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դ․ 徐良利著：《伊儿汗国史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ե․ [英]彼得·傑克森著，廖素珊等译：《蒙古帝國與伊斯蘭世界：從征服到改宗的歷史大變局》，臺北：讀書共和國╱廣場出版, 2022年版。    

关于对蒙古人战争艺术的系统研究，请参阅以上所列书目中的最后一部。    一些蒙古和格鲁吉亚专有名词的汇编如下：

Abaqa 阿八哈，伊儿汗，r. 1265-1282Ahmed Tegűder 艾哈迈德·贴古迭儿，伊儿汗，r. 1282-1284amireǰib阿米雷季布：中世纪格鲁吉亚宫廷司阍，是下述官员曼达图尔特-乌赫崔斯的副手之一，除了司阍一职还负责处理其他事务amirspasalar阿米尔斯帕萨拉尔：中世纪格鲁吉亚王国军队总司令Arghun 阿鲁浑，伊儿汗，r. 1284-1291Baidu 拜都，伊儿汗，r. 1295Baiju 拜住，蒙古将军Baraq八剌，察合台汗，r. 1266-1271Batu拔都，金帐汗，r. 1227-1255Berke别儿哥，金帐汗，r. 1257-1266Bora宝拉，绰儿马罕之子Buqa不花，扶植伊儿汗阿鲁浑登上汗位，并成为伊儿汗廷的首席大臣，之后为阿鲁浑处死Chaghatai察合台Chormaghun绰儿马罕，蒙古在近东的第一位总督，1230-1241年在职Elgon额勒贡erist’av埃里斯塔弗：“公爵”，省长Eslom额思罗木Geikhatu 海合都，伊儿汗，r. 1291-1295Ghazan 合赞，伊儿汗，r. 1295-1304Hűlegű 旭烈兀，伊儿汗，r. 1256-1265injü媵哲：个人地产，也有领主的意思Kitbuqa怯的不花，伊儿汗旭烈兀的副手和亲信，于1260年的艾因·贾鲁特战役中阵亡mandat’urt’--uxuc’es曼达图尔特-乌赫崔斯：中世纪格鲁吉亚宫廷首席监管官Möngke蒙哥，蒙古大汗，r. 1251-1259noyin, noyan诺颜：长官，管理千户或万户Olǰat完泽台，伊儿汗阿八哈之女Öljeitű, Khar-Banda完者都，伊儿汗，r. 1304-1316Qara-Qorum哈拉和林，蒙古汗廷sahibdiwan撒希卜底万Sartakh撒里答，金帐汗，r. 1256-1257Shams ad-Dīn Juvaini沙姆斯·丁·志费尼yarligh札里黑：敕令

本选段正文中也添加了休森所著《亚美尼亚：一部历史地图集》中的一些地图，以加深读者的理解。

蒙古人以一些历史悠久的方式来处理高加索贵族：通过对纳哈拉尔优先级的操纵，和效忠的拉拢；以及通过去纳哈拉尔化的实行。鉴于领主之间的正常竞争和对立（见下文附录B），对纳哈拉尔优先级的操纵变得非常简单。蒙古人在征服一个特定地区（如高加索）之前，总是以抽签的方式在他们的将军之间划分要占领的地区。纳哈拉尔投降后，成为征服那块领土的蒙古将军的附庸。这种做法的直接影响，是扭曲并部分性地破坏了存在于贵族和格鲁吉亚王室之间的政治（当然，还有军事上的）纽带的连结。

图 1 伊儿汗统治下的亚美尼亚，1256-1335年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蒙古人把所有被征服的土地都视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毫不犹豫地通过给予顺从王公土地来支持他们，或通过夺取反抗之人的土地来惩罚他们。蒙古人善于利用同一家族支系之间存在的对立。因此，当阿瓦格（约1243年）被蒙古人的过分要求所困扰，逃到王后鲁苏丹（她自己是蒙古人的逃亡者）的宫廷时，基拉科斯注意到，蒙古人把他的土地赐给了沙赫恩沙赫，因为后者更为忠诚。另一个在家族内部操纵优先级的显著例子，涉及格鲁吉亚王室巴格拉提德家族本身。蒙古指挥官拜住（Baiju）对鲁苏丹拒绝向他投降感到愤怒，于是将后者的增选之子，大卫·鲁苏达内安（David Rusudanean）册封为王。最终，通过对两位君主同时存在的认可，蒙古人有效地分割了王国和王室国库，并将三分之一的国库据为己有。但在鲁苏丹死后（约1247年）和两位统治者登基之前，蒙古人再次对领主的优先级进行了操纵，以满足他们的主要目的，即鼓励离心运动。在注意到格鲁吉亚的无政府状态后，《卡尔特利史》继续道：   

 因此，每一位[王公]单独安排事务，并只关心自己的事务。每位王公都依附于一位诺颜（noyin），鞑靼人为他们任命了一位万户官（Ten Thousander officer），他们称之为顿纳佩特（dumnapet）。王公由他们（蒙古人）选出。第一位是埃加尔斯兰·巴库尔茨斯赫利（Egarslan Bakurc’isxeli），一位非常健谈之人，但并非一位拥有一项值得尊敬的行为之人。他们将赫雷提（Heret’i）、卡赫梯（Kaxet’i）和坎崔绰瓦尼（Kamcechovani），直到提弗利斯（Tiflis）和撒玛希山（Mt. Samaxi）的军队交给他。他们将沙赫恩沙赫他自己的和阿瓦格的地产交付给他；将整个索姆希提（Somxit’i）交付给瓦赫拉姆·加格利；将卡尔特利交付给格里高尔·苏拉梅利；将贾瓦赫提（J̌avaxet’i），萨姆克塞（萨默赫），以及直到卡林城的土地，交付给托雷勒-加姆雷克利（Torel-Gamrekeli），他[仍是]一位像埃加尔斯兰一样的年轻人；将另一边的整个王国，交付给佐特内·达迪阿尼（C’otne Dadiani）和拉彻公爵（the duke of Rač）[卡哈贝雷利（Kaxabereri），贡查·卡哈贝利泽-阿瓦格安（Gonc’a Kaxaberije-Awagean）的父亲]。    

在阿瓦格和两位大卫从远东回来之前，埃加尔斯兰·巴库尔茨斯赫利的力量被允许得到增长，直到：  

  ……他变得非常强大，几乎敢于接受国王的称呼。所有格鲁吉亚人民都服从他的命令，就像服从国王的命令一样，包括伟大而光荣的曼达图尔特-乌赫崔斯（mandat’urt’--uxuc’es）沙赫恩沙赫，瓦赫拉姆·加格利，以及所有其他王公。  

  当阿瓦格从远东返回时，埃加尔斯兰被驱逐出境，正如蒙古人在赞许地旁观到的那样。在13世纪50年代后期，蒙古人试图擢升萨尔吉斯·贾克利-茨希斯吉瓦雷利（Sargis J̌aqeli-C’ixisǰvareli）的地位，因为他在战斗中救了旭烈兀汗（Hülegü-Khān）的命。他们的行动和格鲁吉亚王室的反应很好地显示出蒙古政策所造成的分裂： 

   ……现在[汗]赐予国王大卫和他们士兵巨大的荣誉和大量的礼物，这些赐予多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通过札里黑（yarligh）将卡林城及其周边的土地赐给了萨尔吉斯·贾克利。 

   那时，一些敌人嫉妒[萨尔吉斯]并对国王说：“既然汗已经使他强大到不再受你的统治，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王国也给他呢？”国王相信了这一点，因为他未经考验，无论话语是善是恶他都容易轻信。晚上，他去了诺颜那里，并解释道：“如果汗赐予萨尔吉斯卡林城，那么他同时也将王国赐给了他！”额勒贡（Elgon）诺颜非常惊讶，并回复道：“汗将这些土地赐予[了他]是因为他和你共同进行的活动，但如果这件事困扰着你，那么他就不会将这些地区赐予出去。在战斗中，你们格鲁吉亚人对英勇的战士毫无帮助。难道你不知道萨尔吉斯从敌人手中救了汗，并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且引人注目的战斗吗？”  

  

诺颜去了汗那里，并将整段对话告诉了他，[结果]他没有将卡林城赐予出去。当萨尔吉斯听闻此事时，他惊呆了，并在他的主人面前鸣不平。那年冬天，国王一直待在帕尔陶（Partaw），而心怀不满的萨尔吉斯去了萨姆茨赫（Sam’cxe）。    

在13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蒙古人以牺牲扎卡里德王朝和格鲁吉亚巴格拉图尼王朝为代价，进一步实现了欧尔贝勒安家族和阿尔茨鲁尼德/马赫卡纳贝尔德利家族的领土和政治野心，但正如（附录3）所指出的那样，资料中一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这一图景。最后，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蒙古人将贾克利推上了王位。  

  另一种操纵纳哈拉尔优先级的方法，是断绝某些显赫的王公与格鲁吉亚王室（们）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包括西乌尼克的亚美尼亚欧尔贝勒安家族。在1252年前往远东的旅行中，斯姆巴特·欧尔贝勒安（Smbat Orbēlean）被授予媵哲（injü）的地位： 

   ……[蒙哥汗（Möngke-Khān）]欣然接受了这些[建议的]话语，随后把斯姆巴特托付给他名为唆鲁禾帖尼（Suraxt’ambek）的母亲，并说道：“我们将为自己保有这位特殊的阿尔卡云（ark’ayun），不允许任何其他[人]的权威凌驾于他之上。”他们称他为恩楚（enču，即媵哲），也就是特鲁尼（teruni，领主）。他们命令他在汗廷再呆几天，并指示官员每天从汗廷给他一笔津贴……此外，他们还把斯姆巴特[的名字]从格鲁吉亚人和其他人的道塔尔（dawt’ar，财产登记册）中移除。    

另一位显然获得媵哲身份的王公是哈桑·贾拉勒（Hasan J̌alal）。大约在1257年，哈桑陪同北方的新汗撒里答（Sartakh）踏上觐见大汗蒙古的旅程：  

  ……与撒里答一起的，是哈琛（Xačen）的虔诚王公，贾拉勒，他去向他的最高领主透露他在阿鲁浑（Arghun）总督那里所遭受的灾难，多亏了塔奇克人（Tačiks，波斯语借词，最初指代阿拉伯人，后也指代突厥人），他才勉强逃过一劫。他给了他一份文件，该文件[授权他]独立统治他的公国，并无需惧怕任何人。原因是撒里答出于贾拉勒的基督教信仰而喜爱他，因为撒里答自己也是基督徒。   

 显然，在1273年左右，萨尔吉斯·贾克利也获得了媵哲的地位。在同样的10年中，卡尔斯（Kars）、特拉维（T’elavi）、贝拉坎（Belak’an）等城市“和许多其他土地”脱离了王室的控制，被蒙古人赐予萨顿·阿尔茨鲁尼德/马赫卡纳贝尔德利（Sadun Arcruni/Mahkanaberdeli）。 

   对效忠的拉拢是操纵纳哈拉尔优先级的必然结果，也是蒙古政策影响下一个自然的后果。这不仅仅是一位领主以牺牲另一位领主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疆界。蒙古人试图将一些重要的纳哈拉尔纳入他们自己的宫廷和行政部门，从而造成了忠诚的冲突。通过向纳哈拉尔提供蒙古妻子，蒙古统治者们进一步将他们与自己联合在一起。资料提到，这样的拉拢开始于1256年之后，即旭烈兀在伊朗成为伊儿汗（Īl-Khān）的那一年：

    当旭烈兀看到在他之前到来的格鲁吉亚贵族时，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武装[他们]，以将他们同他一道投入战斗。一些人被他任命为乌勒达赤（uldač），即带刀宫廷侍卫；有些被任命为萨库尔赤（sak’urč），即那些举着一把位于可汗头顶之上，像一面旗帜一样的圆边大遮阳伞的人；只有那些来自大汗亲族的人才有为他撑伞的权利；其他人则被任命为忽巴察赤（łubačač）——衣物和鞋物（basmał）的保管者；其他人被任命为额维达尔赤（evd[a]rč），贴身护卫；还有一组人被任命为霍尔赤（łorč）——箭矢和箭袋的保管者。就这样，汗将这些罕有的荣誉授予了格鲁吉亚的大王公们，他认为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受到了尊敬。  

  一些纳哈拉尔——特别是那些享有媵哲地位的——成为高加索地区蒙古行政部门的支柱。斯姆巴特·欧尔贝勒安和萨顿·阿尔茨鲁尼德/马赫卡纳贝尔德利就是很好的例子。在13世纪60年代早期，斯姆巴特被任命为旭烈兀的监管者，负责监督位于凡湖东岸阿拉-塔赫（Ala-Tagh）的新伊儿汗夏季住所的建造。斯特潘诺斯补充道： 

   ……旭烈兀是如此听从他的话语，以至于[斯姆巴特]可以杀死任何他选中的人，或者让任何他想要的人活命。结果，因为他，所有人都在恐惧汇中胆战心惊，且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据阿克内尔茨记载，萨顿是如此受到旭烈兀的珍视，他得到允许，最多可以赦免九项罪行。塔尔萨伊彻·欧尔贝勒安（Tarsayič Orbēlean），继他兄弟斯姆巴特之后，被授予了额外的特殊荣誉：  

  ……他在阿八哈汗（Abaqa-Khān）面前是如此受尊敬，以至于后者在许多场合都脱下了他自己的皇家服装，并从头到脚为塔尔萨伊彻穿上它们，还给他系上了一条镶有昂贵宝石和珍珠的纯金腰带……  

  蒙古人从一开始就积极寻求梅查吞（即13世纪新贵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忠诚和支持。1242年，当卡林/埃尔祖鲁姆城被占领，其居民遭到屠杀或奴役时，那里富有的亚美尼亚人得到了特殊的照顾。根据瓦尔丹·阿雷维勒茨（Vardan Arewelc'i）的说法，旭烈兀利用亚美尼亚商人作为特使。    

最后，与纳哈拉尔的通婚进一步加强了对效忠的拉拢。仅高加索基督教文学资料就提到了蒙古人（或伊儿汗国行政机构的官员）与高加索基督教贵族通婚的八个例子：阿瓦格自己被赐予了一位名为额思罗木（Eslom）的蒙古新娘；哈桑·贾拉勒的女儿鲁祖坎（Ruzuk’an）嫁给了绰儿马罕（Chormaghun）之子宝拉（Bora）诺颜；霍沙克·阿瓦格安（Xošak Awagean）嫁给了撒希卜底万（sahibdiwan）沙姆斯·丁·志费尼（Shams ad-Dīn Juvaini）；国王大卫·拉舍安（David Lašean）娶了绰儿马罕的一位亲戚哈万德·额苏罕（Xawand Esugan）为妻；国王德米特雷（Demitre）的妹妹塔玛尔（Tamar）嫁给了埃米尔阿鲁浑的的儿子；德梅特雷的女儿鲁苏丹，嫁给了不花（Buqa）的儿子；国王瓦赫唐（Vaxt’ang）娶了阿鲁浑汗的妹妹完泽台（Olǰat），后者后来嫁给了瓦赫唐的继位者，国王大卫。奇里乞亚的资料提到一些同样拥有蒙古配偶的奇里乞亚亚美尼亚贵族，最有可能的是亚美尼亚-塞尔柱贵族同样与蒙古诺颜通婚。   

在蒙古统治时期，作为不同蒙古政策的结果，亚美尼亚发生了去纳哈萨尔化。在13世纪，在一些情况下，去纳哈萨尔化是暂时的并很有可能是无意的，例如，由于蒙古人坚持主要的领主必须参觐蒙古权力的中心（无论是在远东的哈拉和林（Qara-Qorum），还是后来位于伊朗和亚美尼亚的伊儿汗国中心）而导致的去纳沙尔化。有时，去纳哈拉尔化是由于纳哈拉尔在外国战争中死亡而发生的，作为蒙古人的附庸，纳哈拉尔被迫参与这些战争。在其他情况下，去纳哈拉尔化是有意图政策的结果：对叛乱的惩罚和对与某些失势的蒙古诺颜有所关联的惩罚。随着14世纪蒙古宫廷的伊斯兰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基督教迫害的开始，根据定义，原为定向对抗社会中一部人的“去纳哈拉尔化”，泛化为定向对抗亚美尼亚基督教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屠杀（有预谋的和“自发的”）。    

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资料包含了许多关于高加索领主前往远东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显然，第一位被派往哈拉和林的纳哈拉尔是阿瓦格。阿塔贝克伊瓦内著名的女儿（阿瓦格的姐妹）塔姆塔在占领赫拉特（1245年）后被带往蒙古。在被留在那里“许多年”之后，她被允许返回并统治赫拉特。在大卫·鲁苏达内安踏上东行的旅程之前，他的王母将沙赫恩沙赫，阿瓦格，加格的瓦赫拉姆和赫雷提公爵硕塔（Šota）送到北部的拔都汗（Batu-Khān）那里。几乎在同一时间，蒙古人解救了被囚禁的大卫·拉舍安（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他也被派往汗那里，首先是拔都，然后是哈拉和林的蒙哥。陪同大卫的有沙赫恩沙赫之子扎卡雷，瓦赫拉姆之子阿赫布哈·加格利（Ałbuła Gageli），和萨尔吉斯·特莫格维利（Sargis T’mogveli）。拔都让扎卡雷和阿赫布哈留在他那里。大卫，连同萨尔吉斯“和其他一些格鲁吉亚人”被派往东方。当大卫和他的同行者们到达哈拉和林时，“他们遇到了纳林·大卫（Narin David）国王（大卫·鲁苏达内安）、阿塔贝克阿瓦格、苏拉梅利、加姆雷克利和阿米雷季布贝什肯（amireǰib Bešk’en）”。据《卡尔特利史》记载，阿瓦格在蒙古（或者至少是在格鲁吉亚之外）待了大约五年。在13世纪50年代早期，哈桑·贾拉勒也进行了一次旅行，首先去了拔都那里，之后回到哈琛的家中，随后，一些日子后，由于遭到税吏和[埃米尔]阿鲁浑的骚扰，他去了蒙哥汉那里。13世纪50年代中叶，奇里乞亚亚美尼亚国王赫图穆（Het’um），在王公和牧师等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他上来了觐见蒙哥汗的旅程，并于3年半后返回家乡。赫图穆的王位继承者们拜谒了大不里士（Tbrīz）的伊儿汗廷。斯姆巴特·欧尔贝勒安在同一10年中两次造访了远东，第一次（1252年）停留了三年。1274年，斯姆巴特在大不里士的伊儿汗廷去世。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无论贵族是作为代表被派往汗王那里，还是他们自愿前往，都是无关紧要的。结果是一样的：将最有权势（潜在的最危险的）的领主赶出亚美尼亚。在某些贵族缺席的情况下，其他领主可以并且确实试图侵占对手的土地和权利。虽然这种形式的去纳哈拉尔化可能是暂时的，但它所促成的离心结果却长时间存在。    

在人命为代价的更为昂贵的，是领主同他们的骑兵一起参加蒙古作战行动的义务而导致的去纳哈拉尔化。由于蒙古人认为他们的臣民是可以用来牺牲的，所以他们通常任命他们为先头进攻者。这并不像《卡尔特利史》和格里高尔·阿克内尔茨（Grigor Aknerc’i）使我们认为的那样，因为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而是首先，恰恰是因为高加索人是可以牺牲的，其次是因为在蒙古人的包围下，在前线或在分遣队中作战的外国军队的逃亡是无法实现的。逃兵会被杀死。这一事实可能可能解释资料中得到如此广泛描述的“英勇”，并在精神上让人甚为怀念那些在记载阿萨息德时期的资料中发现的纳哈拉尔一对一决斗的史诗描述。高加索军队面临着一个简单的选择：生与胜利的战利品，或死于战败或试图逃跑。   

 同样要面对这些领主的（至少在历史上的亚美尼亚西部）还有保卫他们自己国家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防御者。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互相交战，双方都有人阵亡。在征服亚美尼亚西部后，为蒙古领主服兵役的义务并未结束。领主们和他们的军队在中东、北非和亚洲各地征战。在这种情况下，去纳哈拉尔化，指的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强大军事人员在参与不同时期作战行动时的“暂时性”移除，以及由在外国领土上的死亡而导致的永久性移除。  

  根据《卡尔特利史》的记载，对参与蒙古作战行动的严厉要求是1259-1261年高加索王公叛乱的主要原因：  

  ……格鲁吉亚人受到了威胁，因为（蒙古人）正在与阿萨辛派（the Assassins）进行一场旷日持久且不间断的战争（持续了7年），而格鲁吉亚人则被分为两部分与他们并肩作战。每位[格鲁吉亚]统治者都被分配至一位诺颜[的服务中去]。    

……[格鲁吉亚领主们]都在琢磨：“如果没有王室一脉的人来带领我们对抗鞑靼人，我们该如何是好？我们四分五裂，无法抵抗他们。他们如此恶毒地威胁我们，以至于我们每年都要不顾各种麻烦和危险前往阿拉姆特（Alamut）。”   

 蒙古人确实非常信任某些亚美尼亚领主，如阿米尔斯帕萨拉尔（amirspasalar）沙赫恩沙赫之子扎卡雷和帮助占领巴格达（1258年）的普洛什·哈赫巴克安（Pṙoš Xałbakean）。阿八哈汗授予著名军人塔尔萨伊彻·欧尔贝勒安的荣誉也值得注意。    

高加索人经常遭到大批的杀害。1261年，当蒙古将军怯的不花（Kitbuqa）在埃及的军队全军覆没时，许多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战士阵亡。瑟瓦达·哈琛茨（Sewada Xačenc’i）王公在攻打玛亚法利钦的战斗中阵亡。1261/1262年（伊斯兰历710年），年轻的王公布尔特勒·欧尔贝勒安（Burt’el Orbelean）在与旭烈兀的的敌人别儿哥（Berke）作战死于北高加索。13世纪60年中叶，高加索人在阿鲁浑汗和八剌（Baraq）之间发生在中亚的战争中阵亡。13世纪70年晚期，高加索军队在蒙古人位于里海南岸吉兰的轻虑浅谋的远征中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而1282年再次回到埃及作战的高加索分队几乎全部被消灭。1283年，在呼罗珊（Khurāsān），格鲁吉亚国王德米特雷和他的军队在艾哈迈德（Aḥmad）和最终胜利者阿鲁浑汗之间的继承斗争中站在了错误的一边。此后不久，国王和他的军队被带到北方去镇压达尔邦德（Darband）的叛乱。海合都汗（Geikhatu-Khān）与德米特雷之子大卫的军队在罗姆镇压了叛乱，而另一部分高加索军队则在木罕（Mūghān）保持警戒。大约在1305年，就在合儿班答（Khar-Banda，即完者都汗）即将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国王格里高尔和几位王公在以哥念（Iconium）战斗。通过参加蒙古远征而实行的去纳哈拉尔化导致了数以千计的死亡。由于纳哈萨尔军阀的缺失，高加索地区失去了可以保护它免受蒙古人、突厥人和当地叛军的持续突袭和出兵的坚定捍卫者。   

 去纳哈拉尔化也直接通过处决得到实现，这是对不忠的一般惩罚，无论这种不忠是真实的，还是仅仅在感觉上被认为存在的。1248/1249年那场失败的高加索起义的参与者虽然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还是得到了释放，这主要归功于阿瓦格的蒙古朋友察哈台（Chaghatai）将军的仁慈。然而，叛军的财产在报复行动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对1259-1261年第二次叛乱的反应就没那么克制了。为了立即向参与者发泄他们的愤怒，蒙古人摧毁了位于格拉提（Gelat’i）的格鲁吉亚国王陵墓，以及位于阿茨霍尔（Acłor）的牧首区，并随后逮捕了叛军的纳哈拉尔亲属： 

   [埃米尔]阿鲁浑因为他们所欠的债务和税收而抓住了格鲁吉亚女王贡查（Gonc’a），她的女儿霍萨克（Xosak’），大王公沙赫恩沙赫，哈琛的领主哈桑·贾拉勒，以及许多其他人。这些人交出了许多财富，却几乎没有挽救他们的性命。然而，哈桑·贾拉勒在1261年被折磨致死。第二年，扎卡雷被杀。    

正如在另一个联系中指出的那样，某些高加索领主与突然失势的蒙古诺颜的亲密关系是致命的。正因如此，在1289年，当阿鲁浑汗粉碎了埃米尔不花组织的反对他的阴谋时，他还处决了迎娶不花之女的格鲁吉亚国王德米特雷，无论对错，后者都遭到了牵涉。同样，当海合都在1291年接替他的兄弟阿鲁浑登基为汗时，他反过来杀死了阿鲁浑重要的支持者，其中许多是亚美尼亚人。

Wen Zhi'an

Ancient South Caucasus and World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