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的音符，历史的印记——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巡访21第二部分：上海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

老顽童thtsjy

大境路269号 上海古城墙和大境道观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建上海县，未筑城墙，县治设在上海镇。明代中叶嘉靖年间，上海已是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船舶往来的货物集散中心。由于倭寇在江南沿海城镇骚扰甚烈，居民生命财产均受威胁。仅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至六两个多月间，连续5次遭到倭寇大洗劫，烧杀掳掠、焚毁民房，县市几将半成焦土，损失极其惨重。

先有上海县绅顾从义奏请修筑城墙，未得工部审准。其后松江知府方廉，发动地方人士筹款，并拨府库一部分余款，靠地方力量筑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九月动工，十一月间竣工，仅用3个月时间赶筑了一座周长9华里、高1丈5尺的城墙，并建了4座高台了望防敌。环城开掘城壕长150余丈，广6丈，深1丈7尺，外与黄浦江、内与大小河浜全线贯通，通接湖汐。自此以后，倭寇多次来犯，直逼城下，却始终没能侵入城池。可见，明代的城垣维护了上海的安全，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高超的建筑技艺。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又增筑敌楼3座、箭台20座。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和四十六年（1618年）重修时，先后加高5尺和4尺，高至2丈4尺，外有城濠，长1600余丈。有6座城门：东曰朝宗，今称大东门；南曰跨龙，今大南门；北曰晏海，今老北门；西曰仪凤，今老西门；为通往黄浦沿岸方便，另辟朝阳门，今小南门；宝带门，今小东门。在肇嘉浜两端（今复兴东路）有东西水门，方浜上亦有一座水门，城墙上有雉堞3600余。

清同治元年（1862年）英法联军协助清军入城防守，武装干涉太平军进军上海，大部分驻扎豫园、城隍庙等处，出入北门不便，法军工兵在今丽水路口开辟一门，并以法军司令孟斗班命名为“孟斗班门”，还在城门勒石纪事。英法军撤走后，巡道应宝时保留此门，加以重建，命名障川门，即今新北门。

宣统元年（1909年）又辟尚文门（今小西门）、拱辰门（今小北门）、福佑门（在福佑路口东，曾称新东门）。

明万历年间倭患平息，在这些箭台上建了庙宇殿阁：城西北箭台上建关帝殿，振武台上供真武大帝；制胜台上造观音阁；万军台上建丹风楼。明崇祯和清雍正、乾隆间屡次修葺，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改建为三层楼阁，半倚城墙，半在城上。

道光元年（1821年），两江总督陶澍登阁观光后亲题“旷观”匾额。道光十六年（1836年），建石牌坊，两江总督陈銮游此，题额，书“大千胜境”刻于东首石坊。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建熙春台，此处遂名大境。

大境阁是一座结构精巧、造型别致的抱厦式三层楼阁。该庙朱栏高阁，高踞城楼。清王韬《瀛壖杂志》描述：城下“槿篱茅屋，古树丛篁”，“小涧平桥，纡回始达。旷土数亩，间植桃柳，暮春花开，朱碧相映，时当祓禊，士女如云”。并有诗称：“飞楼压城坳，雉堞屹环堵。下临竹千竿，风来势飞舞。”以“胜境烟霞”，被誉为沪滨八景之一。庙由景兴，香火旺盛。

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兵。克复后，住持诸锦涛募建。清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小刀会将领潘起亮、周秀英在大境大破窜入城内之清兵。咸丰十年（1860年），大境亦驻英法军，肆意毁坏，关帝庙被毁，同治四年（1865年），洋药捐局董郭学玩重修。

光绪十八年(1892年)，道长蒋庆荣得到同仁辅元堂支助，重修。光绪间有诗赞大境三层云：“想象长沙黄鹤楼，嵯峨百尺倚城头。偏陬荒讶无奇胜。大境三层拓远眸”。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自治公所再修，改牌坊额为“大境”。

辛亥革命前，上海部分士绅商贾鉴于城墙妨碍城市经济交通之发展，提议拆除城墙。民国元年（1912年），姚文枬等呈准苏沪两都督，一月份，首先拆除东城一段，填没城濠，埋设下水道。民国2年（1913年）6月，拆除从小东门至老西门北半城一段850丈，填濠筑路曰民国路，今人民路，民国3年冬，南半城890丈拆完，名中华路，完成了现在的人民路和中华路围成环形，它是上海老城遗址的见证，也是上海老城厢的一个界线。

上海拆城时，因大境殿阁尚新，未便拆除，阁下城墙及月城一部分亦未拆，保留至今。明人所列“沪城八景”，有“江皋霁雪”，昔年西城外是一片菜畦和坟地，冬日大雪之后，白茫茫一片，上海人登大境阁饮酒赏雪。此后，这里成为风景点。

大境阁下有荷花池，古树竹丛，间种桃柳，为文人雅士饮酒之处。清咸丰二年（1852年），李善兰来大境阁，一住十年，从事翻译和著述，有《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传播西方科学。清代，大境关帝殿内曾有“月下老人祠”。

民国元年9月，道教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来沪，世界宗教会即假该庙举行欢迎会。张元旭也在此庙召开道友大会。民国23年7月，道教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又在此庙召开正一派道友大会。

20世纪以来，除关帝殿等外，曾开设小学。民国5年，重修。民国36年，住持道士李锡庚主持大修。

20世纪40年代，该庙香火渐趋冷落，以出租房屋维持生活。解放后，沪南区道士以该庙为茶会处，每天上午道士聚会，成为经忏业务统一接洽处。60年代，该庙长期为街道工场、工厂宿舍、住户等使用，原貌改观。

1984年5月4日，被列为上海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上海市道教协会办公地。

1990年，南市区政府成立上海市保护老城厢文物古迹基金管理委员会，集款修复上海城墙一隅和大境阁，得到市文管会拨款和有关单位贷款，文化界、南市居民捐款者颇多。1993年7月开工，共动迁单位9家，居民31户，于1995年4月修缮竣工。投入动迁费和修缮费为862万元。同年7月成立上海古城墙大境阁管理处。1995年10月26日，区政府在古城墙前隆重举行开放仪式。

现今的大境阁二楼还陈列了《上海老城厢史迹展览》，分城墙史话，设置沿革、东南重镇、城厢变迁、步入近代、文昌物华、南市展望等7个部分，以图片、图表、实物、模型、灯箱、置景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现了上海老城厢700多年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变迁以及南市的发展，显示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才能。

方浜中路249号 上海城隍庙

上海城隍庙与豫园毗邻，位于方浜中路，东至安仁街，北通福佑路，西至旧校场路，是上海道教正一派主要道观之一，为“长江三大庙”之一。城隍是中国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抗战时期，中国商人在租界内另建一座新城隍庙( 位于连云路金陵西路口，今已改建为多层住宅)，于是城隍庙便被称为老城隍庙。

上海城隍庙原为金山神庙，传说系三国时吴主孙皓所建，祀汉博陆侯霍光，始建年代无考。唐代，上海地区称为华亭县，在当时华亭县的西面建有华亭县的城隍庙。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升为华亭府，翌年，改称松江府。华亭县城隍庙也随之改称松江府城隍庙。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松江府城隍庙中供奉的城隍神是谁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是根据传说，华亭县城隍庙内供奉的城隍神是汉代刘邦的大将纪信。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县建立。当时，由于上海县城的规模并不大，因而县内并未修建自己的城隍庙，城内居民祭拜城隍神是到城郊的淡井庙（现位于上海市永嘉路十二号）去祭拜松江府城隍神。明永乐年间，随着上海县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内居民人数不断增加，出城祭拜城隍神多有不便。

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当时的上海知县张守约将上海城内供奉金山神主博陆侯霍光的金山神祠改建为上海城隍庙，前殿祭祀金山神汉大将军博陆侯霍光神主，正殿供诰封四品显佑伯城隍神明待制秦裕伯御史，后殿乃寝宫。初建之时，规模尚小。但是城隍神作为上海城市的保护神，与上海地区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百姓对城隍神奉祀尤谨，历代屡有修葺和扩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上海百姓在庙东购得土地，构建东园，城隍庙庙基扩大为36亩8分9厘2毫。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上海城隍庙购得潘氏园林构造西园，此时上海城隍庙庙基不断扩大，宫观建筑不断增加，最为繁盛时期，总面积达到49.9亩土地，约三万三千多平方米。

自道光（1821-1850年）以后，内忧外患相乘，中国社会进入了百年的动荡时期，这时的上海城隍庙也是步履艰难，屡遭兵燹和火患。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攻陷吴淞，6月19日占领上海城，以上海城隍庙为驻地，占据五日，庙内被破坏一空。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在上海发动起义，以城隍庙西园（豫园）作为其指挥所，共占领了十八个月，加之清军攻破上海城以后，在上海城内展开激战，城隍庙庙宇以及西园又遭受重大损失。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城，清政府“借师助剿”，进入上海城的外国军队驻扎在城隍庙的西园（豫园），将豫园内的兰景破坏殆尽，景致全无。等到英法军队撤出以后，城隍庙内破败不堪。同治四年（1865年）、七年（1868年），因上海城隍庙经过三次兵燹之后损失巨大，决定重修。当时，上海知县王宗濂，巡道应宝时先后倡捐修葺庙宇。经过十个月的修复，城隍庙焕然一新，恢复壮观景致。戏台就是1865年建的。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知县王承暄募捐头门、二门、辕门大殿以及戏楼鼓楼等，城隍庙的庙宇建筑更为壮观。同时，庙宇的重建，上海城市人口的增多，使城隍庙的香客和游人也日渐增多，商业店铺的数量也不断的增多，上海城隍庙地区成为当时上海城中最为繁华的地带。

此庙处市廛之中，常遭火灾，殿宇屡毁屡建。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道光十六年(1836年)以及民国11年(1922年)曾烧毁寝宫、戏楼、西庑等，事后由官府或商人募款修葺。民国13年（1924年）阴历7月15日，发生较大的火灾，大殿等全毁；同年11月，又火烧东楼，殃及殿宇。因损失严重，重修经费甚大，遂由黄金荣、杜月笙等发起集资，组成董事会，二年后重建殿宇。由公利打样公司设计，久记营造厂承包建造，从1926年4月开工，历时20个月，于1927年11月竣工。为怕今后再遭火灾，重建的城隍庙、大殿、二殿均为钢骨水泥结构，大殿高16米，进深21.1米。而外观仍为古庙形式，歇山顶、飞檐高脊、彩栋画梁，枋上绘三国故事，辉煌壮丽，为上海所未曾有。殿高四丈八尺，光大殿就用去了五万元，其它建筑用去了九万元。黄金荣出资了五万元，杜月笙出了一万五千元、张啸林出了一万元，余下的都由庙产会支付。重建之后，黄金荣等人擅自成立邑庙董事会，对城隍庙进行管理，改变了自明代以来住持道士管理城隍庙的传统，直至1949年。解放后，政府颁布《邑庙整治条例》解散了邑庙董事会，恢复了住持道士管理城隍庙的传统。

上海城隍庙殿堂建筑属南方建筑，红墙泥瓦，庙内主体建筑由庙前广场、大殿、元辰殿，财神殿、慈航殿、城隍殿、娘娘殿等组成。

在主轴线上，方浜中路南有照壁、旗杆，旗杆亦为钢骨水泥制，“文化大革命”中被砸。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信徒共同捐助扩建城隍庙山门，系石柱木结构，四柱三门，飞檐牌楼上塑有八仙，门旁有石狮一对。完工之日，恰逢新知县至，请其题字，冯彬题“保障海隅”，此时永嘉神童正在上海，百姓即请神童将此四字书于城隍庙山门之上。入内为戏台。

仪门是过去官衙的第二道正门。仪门前面有二副对联。一副对联的上联是：阳世之间积善作恶皆由你；下联是：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这副对联的意思就是，在阳世，你生活中，做好事或者做坏事，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可是人死后到了阴间，地狱的官府从古到今，从来不会放过要惩罚的坏人。另一副对联的上联是：世事何须多计较；下联是：神界自有大乘除。这副对联的意思就是，人生在世，碰到各种吃亏或沾便宜的事情，你不必多加计较。因为，神灵对于人的善良和罪恶都会加以回报或清算的。

在对联的后面挂着一只很大的算盘，算盘上刻着四个字“不由人算”，算盘上的算珠有上有下，象征神界正在进行“大乘除”。算盘的旁边立了二块巨额。巨额上写的是：为善者昌，为恶者亡。意思是：做好事的人，在神界计算中一定会兴旺发达；做坏事的人，在神界计算中一定会衰败灭亡。城隍庙挂大算盘是有深刻含义的。它一方面告诉信众，做人要淡泊名利，不要自私自利，不要斤斤计较。因为，人有算计，天有算计，人算总不如天算。过分计较的结果会自食其果。另一方面又是告示天下，天算就是天道，天道自有规律，任何人只有循天道而行才有善终，逆天道而行必然自取灭亡。

大殿前有庭院，原有碑亭，盘龙石柱，碑为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知县李纹所刻，洪武二年(1369年)，皇帝颁发各州县应建城隍庙及封城隍神为显佑伯之诰文，俗称“洪武碑”。另有铜香炉，清顺治四年(1647年)铸，上刻“松江府上海县城隍庙通天永宝彝”及八十字的短颂。“文化大革命”中，香炉被毁，洪武碑亭被拆，碑由豫园管理处保存。

慈航殿内供奉慈航真人（主平安），又称慈航仙姑真人、也称慈航大士、圆通自在天尊，本是道教女真神仙，农历六月十八生日。慈航大士垂慈施德，普济世间苦难之人，法宝为三宝玉如意、清净琉璃瓶。左边为眼光娘娘（主治眼疾），又称眼光圣母惠照明目元君，传说眼光娘娘能治疗各种疾病，保佑人们眼明心亮、身体健康。农历三月初六与四月廿日都是眼光娘娘诞辰。右边为天后娘娘妈祖（主出海平安），又称辅兜昭孝纯正灵应孚济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司掌海上安全、商业兴隆、平安守护、消灾避难。慈航殿门上悬有对联“善恶到头总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匾额“慈航普渡”。

财神殿内供奉财神、招财仙官、进宝仙官、利市仙官、纳珍仙官。赵公明，本名朗，字公明，又称赵玄坛，赵公元帅。“玄坛”是指道教的斋坛，也有护法之意，为道教四大元帅之一。同时为雷部将帅和五方瘟神之一。又相传为正财神，司掌世间财源。多为黑面浓须，骑黑虎，一手执银鞭，一手持元宝，全副戎装。统帅招财仙官陈九公、进宝仙官萧升、利市仙官姚少司和纳珍仙官曹宝，专司迎祥纳福、商贾买卖。财神殿门上悬有对联“生财有道义为先，学海无涯苦做舟”，上悬匾额“福佑众生”。

大殿翠瓦朱檐，峥嵘璀璨，正门上悬“城隍庙”匾额，并配以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

大殿内供奉金山神主汉代博陆侯霍光大将军坐像，牌位上书“金山神主傅陆侯霍光大将军”。现在香火极旺，因为霍光殿是上海城隍庙的第一大殿。左首为文判官，右首为武判官，次为日巡与夜查，两侧为八皂隶，分别为是升钱、房昌、朱明、杨福、王昌、金齐、嘉周和祥陶。

第一对立柱悬有对联“威灵显赫护国安邦扶社稷，圣道高明降施甘露救生民”以赞扬城隍神的功绩，上悬匾额“牧化黎民”。第二对立柱上悬“刻薄成家难免子孙浪费，奸淫造孽焉能妻女清贞”的对联以警示世人。

元辰殿又称六十甲子殿。元，为“善”，元辰，就是指吉利时日的意思。中国古代子以天干地支循环相配由甲子起至癸亥结束，以六十为一周，故也称六十甲子，后道教以六十甲子配以神名，从而形成了道教元辰信仰。因六十甲子神灵是星神，故也称太岁神。元辰神灵是中国的年岁神灵，与每一位中国人的年运有关。

关圣殿内供关圣帝君（主平安），左右供周仓、关平二位将军。

文昌殿内供奉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文曲星、文星，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是中国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文昌本星名，亦称文昌星，或文星，古时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左右二童子称天聋、地哑，是文昌帝君的两个侍童，一个掌管文人录运薄册，一个手持文昌大印。意思是：能知者不能言，能言者不能知。文昌帝君掌管文章科举，关系富贵贫贱，保密问题很重要，以免天机泄漏。

城隍殿西面为娘娘殿，供奉上海县城隍神夫人储氏。城隍夫人储氏，周浦一带的望族之女。当时，周浦储姓家族颇具声望，祖辈是宋代词人储泳（约1101～1165，字文卿，号华谷），随宋室南迁而隐居在周浦一带。

城隍殿东首为父母殿，殿内供奉上海县城隍神父母。城隍父秦良颢（1278～1355），字信甫，号述斋。师从萧氏，搜集蒙古文史传故事及时务功要者三百余条，编译成汉文的知识大全《纂通》；又掇拾师言，兼采别说，辑成《一贯》，并取蒙古及维吾尔问答之言，编成《吹万集》。他是极为难得的汉人出身的蒙古文专家。当时，汉人学蒙古文者无出其右，因此他年纪轻轻就出任国子监学录，而他“淡然无求进意，隐居教授，户外之屦至，无所容达。官大人至者，莫不晋谒，与之语，动中肯綮，而适于事情未尝 不为之叹服也”，“其平时一言一动，无不揆乎道义，人皆称笃行君子焉”。大德年间（1297～1307），秦良颢经翰林寇学士推荐，进万言策，由国子监学录提升为浙西榷鹾使。于是，秦良颢举家南下返回上海地区。

城隍庙内最后一进殿为城隍殿。城隍殿两侧悬有对联以赞扬城隍神公正无私“祸福分明此地难通线索，善恶立判须知天道无私”，上悬匾额“威灵显赫”。殿内另有一副赞神对联“天道无私做善降祥预知吉凶祸福，神明有应修功解厄分辨邪正忠奸”，横批“燮理阴阳”。城隍殿中央供奉上海县城隍神红脸木雕像，正襟危坐。城隍殿内仿照明代县衙公堂陈设，仪仗森严。

八一三事变时被汉奸地痞所占，塑像弃于路旁，被人送入城隍庙保存，后来被置于大殿霍光神像后。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城隍庙作为难民区，接受无家可归的难民入庙居住，庙内再次遭受重大破坏。待得上海局势略微稳定以后，难民开始逐渐离开城隍庙，城隍庙方恢复部分香火。

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除城隍庙大殿以外，玉清宫，文昌殿等相继关闭，但各殿神像依旧保留。正一派道士开始管理城隍庙，恢复了道教宫观的本来面目。1965年，为了开辟商场与安仁街的道路，后殿139.8平方米的房屋为花鸟商店所使用。1966年4月，市宗教局，邑庙区宗教科，邑庙区府办公室宣布，停止上海城隍庙的宗教活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作为上海地区重要的道教宫观，城隍庙内部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神像全部被毁。1966年8月，红卫兵擅自将封存于两间房间内的宗教用品摆放到丽水路停车场烧毁殆尽。上海城隍庙大殿，中殿，楼上办公室，招待室共建筑面积922.1平方米，天井，走廊阳台等294.3平方米全部由上海市百货公司小商品批发部使用。星宿殿和十王殿作为南市区科技协会展览大厅，不久转为豫园商城使用。20世纪80年代，改为老城隍庙工艺品商场。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上海城隍庙得到恢复，重新成为由正一派道士管理的道教宫观。1994年11月28日，豫园商城与上海城隍庙修复委员会于城隍庙内举行上海城隍庙使用权交接仪式，归还了部分庙产的使用权。1995年1月31日，上海城隍庙正式对信徒开放，包括庙大殿、元辰殿、财神殿、慈航殿、城隍殿、娘娘殿和庙内天井，面积为1216.4平方米。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道教信徒的支持下，上海城隍庙在六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一期修复工程。2005年，在市、区政府的关心下，在上海市豫园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下，上海城隍庙大殿前厢房的使用权得以归还，随即开始了二期修复工程。如今的上海城隍庙，包括霍光殿、甲子殿、财神殿、慈航殿、城隍殿、娘娘殿、父母殿、关圣殿、文昌殿九个殿堂，总面积约二千余平方米。

2002年，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人民路以东、万竹街以南（原人民路1025号和1027号过街楼，现同庆路绿化带） 上海书店遗址

上海书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发行机构之一。民国12年（1923年）秋，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扩大我党的影响力，继人民出版社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创办一个公开的出版机构，抽调了在浙江一所女子师范学校里任教的徐白民来沪主持，租下了原民国路振业里11号（人民路1025号）这一幢一楼一底带一过街楼砖木结构坐东朝西沿马路的老式街面房屋，楼下为书店，楼上过街楼为徐白民的宿舍和党内活动的秘密场所。

经周密准备后，同年11月1日，徐白民在门口挂上搪瓷招牌，上书“上海书店”四个大字，书店就此开业。上海书店开业时，店内用品大都是旧物，仅作少量添置。

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家再正常不过的书店，销售着民智书局、新文化书社、亚东图书馆等出版社的出版物，实际上却秘密发行被查封的《新青年》社的全部存书、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以及《中国青年》《前锋》《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以及瞿秋白主编的《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恽代英的《平民千字课》、《反帝国主义运动》等革命进步书刊。

民国14年（1925年）12月，中共中央派毛泽民来上海，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领导上海书店。在他的领导下，书店的业务有了很大的扩张，不但在沪东、沪西都设立了分销处，而且向中共在长沙、广州、南昌、宁波等大中城市的发行机构供货，甚至将生意做到了香港和巴黎。1926年2月3日，淞沪警厅以“煽动工团，妨害治安性质”为由派出探警查封了上海书店。

上海书店旧址于50年代根据徐白民的回忆文章而勘实，1989年5月，南市区人民政府曾在该址开设了一家“文化生活书店”，并在墙上安置玻璃橱柜，陈列革命史料。90年代又改为杂品店。

1959年5月26日，上海书店遗址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6月1日，重新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2021年3月11日，入选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因修建古城公园，旧址被拆，立碑纪念。

人民路852号 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扩张“租界”的斗争—四明公所血案地点

旧宁波府管辖的会稽山文脉连亘，其主峰上有四个穴，像窗户一样透着光线，被称为“四明山”，四明山是浙江境内的山脉。宁波府东临大海，背倚四明山，故宁波别称“四明”，宁波府下隶鄞县、镇海、奉化、定海、慈溪、象山、石浦七县。这里地少人多，部分乡人在家耕读，更多的乡人就选择外出谋业。宁波位于浙江东部，杭州湾的南面，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海上航程较近，交通十分便捷，自清康熙开放海禁后，就有大量的宁波人乘海船越过杭州湾进入上海，并很快成为上海移民的主要群体。在鸦片战争以前，善于经商的宁波人只能通过广州的“十三行”开展对外贸易，由于语言不通，吃哑巴亏的事不少，当1843年上海开埠后，许多宁波商人也放弃广州，进入上海。1860年，由五位粗通英文的宁波商人合作编著、出版了英语会话手册———《英话注解》，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讲：窃维中外通商，始于乾隆年间，广东之香港，斯时皆用粤人为通事（即翻译），以通其言语，即我帮业广号者，均与十三行交易，不知外国之商情也。至道光壬寅，奉旨五口通商，贸易日盛，而以上海为大宗。初通之际，通事者仍系粤人居多，迩年以来，两江所属府县亦不乏人。大量从事外贸的宁波人进入上海，更使宁波人成为上海最强势的“客家人”。

上海的宁波人很多，还有不少是单独背井离乡谋业者，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和习俗，客死他乡的人也要想方设法落叶归根，埋葬到家乡的祖茔中，且上海至宁波的水上交通便捷，扶柩归乡的路不难，但灵柩的寄存，等待运输是相当艰难的。清嘉庆二年（1797年），宁波府属旅沪商人钱随、费元圭、潘凤古、王秉刚等发起“一文愿捐” 的募金倡议，即所有在沪的宁波人每日捐制钱一文，累积一年后，在北门外集资购地2公顷，建丙舍20多间以寄柩，将多余的30亩地辟为义冢，就是宁波人的公共墓地，埋葬客死上海但又无能力扶柩回乡的孤老。中国古代风俗，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岁已是“夕阳”之年了，就得为自己准备“寿材”，以便死后使用。在农村里，住宅的空间比较大，大多数家庭会在厅堂的后面搭一个阁，寿材可以放到阁上，不占空间，不妨碍观瞻，但生活在异乡上海的客家人家庭不会有太多的空间，寿材实在没地方放。同样，当人逝世后，“三日入殓”，就是第三天后把尸体放进棺材，放了尸体的棺材称之“柩”、“灵柩”。一般入殓后数月或数年才正式下葬。在农村，一些寺庙道观可以有偿寄柩，在上海死亡的宁波人，灵柩必须在上海寄放一段时间，再由四明公所统一择日租船运回宁波，于是，四明公所成立时就建了“寄柩厂”。可见，上海的四明公所最初成立的目的，就是一个同乡人的慈善团体，帮助同乡人处理埋葬、寄柩，棺木运输。过了一段时间，客居他乡的同乡人会遇上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帮助和克服。于是，四明公所的职能和职权不断发展、扩大，成为一个联络同乡感情，济困帮穷的同乡会馆。

嘉庆八年（1803年），建歇山顶正殿五楹及硬山顶廊庑多间，供奉关帝等用，规模始具，命名四明公所，俗称“宁波会馆”，位置在上海北门外二十五保四图。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蓝蔚雯任署理上海县知县，并加“同知”衔。任期恰遇上海四明公所扩建义冢，就应同乡之邀撰《四明公所义冢志》，碑原在四明公所内，碑文较长，略有缺少，抄录部分如下： 四明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耕读外，多出而营什一之利。久客他乡，死生莫必，或年久远，子若孤，莫知其所，良可悼叹。癸卯秋，余自昭文移任上海县事，上海为东南一大都会，舟樯云集，商贾辐辏……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公所地产编入官图，免除课税。

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局势就发生了变化，1849年4月6日，上海道麟桂与法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签约同意在上海设立法租界，并以告示的方式正式对外宣布，规定：“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面积986亩的土地为法租界，这个区域相当于东起外滩，西至西藏南路，人民路与延安东路之间的土地，当然，位于北门外的四明公所的全部土地被划进了法租界。虽然当时划定租界时，允许中国人保留自己的土地，允许中国人到原来自己的坟地扫墓。但租界的城市化进程较快。于是四明公所又在法租界里拥有一块占地30余亩的义冢，以及面积不小的“寄柩厂”。由于义冢中所埋大多是客死上海的宁波穷人，造成墓地管理很差，在环境上对于租界市容有所损害，在卫生上对租界的安全有影响，所以，法租界视四明公所为眼中钉，肉中刺，非铲除不可。

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占据县城。清兵攻城时，公所遭到破坏。十年（1860年），法兵助清政府防御太平军，又踞公所建兵营。久不归还，经董事多次交涉始交回。

1870年代后，上海法租界的发展日趋加快，对土地的需求剧增。法租界当局认为四明公所在界内占地甚广，不纳捐税，有捐其权益，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租界公董局计划修筑一条穿越四明公所的道路来迫使其迁出租界。宁波同乡会则一再请求公董局将道路稍为向北迁移，表示愿意承担筑路费用。次年，法租界以筑通徐家汇的马路为理由，要求四明公所让出部分土地。这件事遭到公所的反对，于是法租界无视设立租界时订立的关于租界内原有坟地的规定，派员到现场勘测，强行挖掘公所坟地，拆毁公所建筑，并企图强行占领。法租界的恶劣行为马上遭到旅沪宁波人以及上海市民的反抗，四月初七（5月3日），宁波籍商人、手工业者、工人300多人聚集在公所周围，向侵入公所内的巡捕等进行抗议。一部分人前往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路政管理所工程师佩斯布瓦住宅交涉，工程师态度蛮横，开枪打死一人，激起群众愤怒，顿时集合同乡1500余人，焚烧法国官员住宅40多间，包围法公董局。法国总巡得到英美商团援助后，又出动法舰上的水兵登陆，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场有7人被杀，12人重伤，酿成了造成死伤多名中国人的“第一次四明公所惨案”。这次惨案引起更多的上海市民集中到法租界公董局（旧址即今公安局黄浦分局），抗议法租界的恶劣行为。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多次交涉，未获结果。直至光绪四年（1878年）8月15日，上海道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达成协议，该协议也刻在《为四明公所血案结案碑》上，碑是这样写的：四明公所公立议单 大清钦命署理江南海关道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褚，大法钦命驻扎福州领事调署上海总领事事务李，为立据完案事：查上海前因四明公所义冢地内欲开马路，于同治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华洋民人在法租界内互闹，华人毙命七人，法界房屋被焚一案，两国查办，日久未结。本道现奉南洋通商大臣沈、苏抚宪吴饬知；本总领事奉驻京大臣白饬知；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国驻京大臣白面商，略去两国律例，专论交情，彼此相让完结。嗣后两国均不得援以为例。所有法、瑙、意三国民人被失房屋物件等一并在内，由中国偿还关平银37650两；其毙命华人七名，由法国自愿给恤7000两，彼此交割完案。此后法国租界内四明公所房屋冢地，永归宁波董事经营，免其迁移；凡冢地之内，永不筑路、开沟、造房、种植，致损葬棺。由本总领事特转饬公董局，令巡捕随时照料，以全善举，而敦和好。为此缮立议单，一样两纸，彼此画押盖印，各执为凭，详明上宪立案，须至议单者。计附汉文法文一纸。勒石为记。公董局暂时放弃辟路计划，公所内之棺柩逐年移地厝葬。

第一次四明公所惨案发生后，四明公所也感到这么大一块义冢和丙舍设在市区是不合适的，1894年，四明公所另购宝山县土地三十四亩建立丙舍和义冢，计划逐渐将寄柩厂和丙舍迁往新址（该厂址在今柳营路西北，即今同心苗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鼠疫猖獗，据当时工部局卫生机构调查，这次鼠疫是因海关验关不慎而从海船上带进来的。但是，法租界为了将四明公所驱出租界，一口咬定是四明公所坟地卫生管理不善所致。五月廿八日（7月16日），不顾前约又谋扩张，时任法国领事白澡泰亲率法军及民工百余人，并调动停靠在黄浦江上的“麦高包禄号”军舰海军陆战队士兵二百余人，闯进四明公所，用枪驱赶所内人员，并指示民工对公所三面围墙实施强拆，打死两名阻止拆墙的中国人。当晚八时，愤怒的人们向法国殖民主义者抛砖投石，击碎路灯，致使法租界当晚一片黑暗。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法兵疯狂地向手无寸铁的人群扫射，随后又分道出巡，任意屠杀无辜人民。当日，即有17人死亡，伤者无数。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法国人任意曲解事实，无视第一次四明公所惨案协议之约定的行为立刻遭到全市市民的反对。在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发动了罢市活动，在洋行和外国机构、工作和在家庭中帮佣的宁波人全部实行罢工，上海市民连续多天集中到法租界公董局大自鸣钟附近，拆除和烧毁法国人的住宅、商店。法租界商业、公共事业陷入停顿状态，晚间一片漆黑。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的规模更大，但是这次斗争的矛头没有单独指向法国人，在沪的其他各国侨民也受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工部局、英国领事、美国领事只得出面调停。他们一方面劝法国人立即撤兵，另一方面要求四明公所停止罢市和罢工活动。据《四明公所沈洪启事碑》中讲，事件发生后“当有美国领事差王松堂先生来，请我洪到方镇记商议其事，据美领事云及你宁人与法人失和，我十二国人并无与你不和，为何统要罢工？若要罢工，我十二国人与法国人同拆会馆。后我洪即至十一点半钟，去劝二业照常开工。美领事同庄菱晨先生在方镇记，听我回音后，到二点钟法兵去矣。”由于上海政府原则上是站在四明公所立场上的，同时由于英、美与法国的矛盾，他们也对法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法国人被迫作出让步，重新确定了四明公所的界址，并重新建立了围墙。但是由于上海政府的软弱，又同意让出周泾西，打铁浜东的一块地产，换取法国人保证永不侵犯四明公所。

因四明公所迁移寄柩厂和义冢的需要，1903年四明公所又购进日晖港附近土地三十余亩。于是，原宝山的四明公所称“北厂”，日晖港的称“南厂”，并陆续将法租界的义冢和寄放的寿材分别迁到北厂和南厂，市区仅留下一个办事机构。其占地范围约相当于今淮海东路以南，人民路以北和云南南路以东。1910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维护同乡利益的责任。四明公所的职能也逐渐减少，内设四明义务小学及医院等，其职能主要是停柩、运柩以及从事一些救济、施药等公益性服务，直到1954年才停办，原坟山、丙舍迁出，改建为市房。

解放后，四明公所解散，原土地分别被建为南市区豆制品工厂及住宅。曾为大境中学校址。50年代中，仅存四明公所门头、戏台、大厅、二厅以及大量碑石，由人民路第二小学和幼儿园等单位使用。80年代初，学校、幼儿园等为造新舍，将戏台、大厅等建筑拆迁，移建至青浦淀山湖大观园。上世纪80年代初，学校、幼儿园等为造新舍，将戏台、大厅等建筑拆迁，移建至青浦淀山湖大观园，仅被保留下四明公所的门楼。1998年，筹建中国人寿大厦时，仅存的门楼又被整体平移23米，西侧用新设计建造的屏风玻璃与邻接的人寿大厦高楼相隔离以慰历史，它的遗址仅存一座。

1959年5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四明公所原址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扩张“租界”的斗争地点——四明公所(仅留大门)］。2002年4月27日，被调整为上海市纪念地点。

鉴于四明公所在近代史上的反侵略反压迫的事迹，近几年在人民路461号四明公所正门原址重建红砖白缝的高大楼式门头，上面刻着定海 贺师章书的“四明公所”四个金色大字，并立碑说明，这里也成为上海乡土史和反侵略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梧桐路137号 世春堂

明嘉靖年间，潘允端在上海县城安仁里兴建了豪华的宅邸，以侍养老父潘恩。这豪宅的主厅取名“世春堂”，为楠木梁柱构筑，飞檐翘角，雕工精美。当时豫园还未建，那里只是潘家的一块菜田。（豫园原来的大门就开在安仁街，与潘家私宅对峙）豫园竣工后，老宅也人去楼空。

世春堂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15平方米，结构为砖墙立柱，抬梁与穿门混合式木构架，榫卯组合，大屋顶飞檐翘角，形状如宫殿。牌楼大门坐北朝南，正堂橫排五楹(五开间)，正中3间为大厅，两侧各1间为花厅，正堂左右建2层楼厢房，共11间。正堂进深3丈6尺，宽4丈8尺，中间6根楠木圆柱分成两排，柱高4.6丈，直径55公分，柱础为明代石刻青石鼓墩。梁、枋、栿、斗拱均有精致雕刻，梁和斗拱上还涂金染彩，丹垩雕刻，极工作之巧。堂前设廊檐枋，并置落地长窗，中嵌红黄绿色玻璃，地面铺特制腾空方砖，以防潮湿。“世春堂”巍峨的气势，高大的构架，雕梁画栋，巨大立柱，仍然可见当年的规模之大。从始建年代来看，“先有世春堂，后有豫园”之说，言之有理。

明崇祯年间，意籍耶稣会传教士潘国光到上海传教不久，得徐光启第四孙女孙女潘玛尔蒂纳之助，购得城北安仁里潘允端所建的世春堂旧址，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改建天主堂，取名“敬一堂”。奉“耶稣救世主”为主保，俗称“老天主堂”。成为上海第一座非家族性的公共教堂。教堂旁为神父住所，潘国光曾于礼拜堂外一块很大的草坪上筑二丈多高的观星台，在传教之余，又钻研天文，预测气象，开上海设置天文台的先河。

老天主堂建成后的近百年间是上海天主教的中心，有神父长驻。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大清政府下令取缔全国所有天主教，敬一堂于雍正九年(1731年)被没收，礼拜堂被改建为关帝庙。原观星台址则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设置申江书院(即敬业书院)，作为科举考试辅导班，书院既有饱学宿儒授业，又给学生发“膏火津贴”和书籍以奖励学业，开上海书院制度之先河。

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政府公开承认天主教是“劝人为善之宗教”，并同意把康熙、雍正年间没收而没有改作他用的教堂归还天主教会。上海老天主堂的地产已改为关帝庙和敬业书院，按理不在归还之例。但法国天主教会坚持老教堂的部分空地依然存在，要求归还。为了避免纠纷，上海道同意另外购置董家渡和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土地作为赔偿，原老天主堂土地仍归上海官有。咸丰十一年(1861年)，侵华法军司令孟托班不顾敬一堂堂产已经抵偿，再次向上海道台勒索关帝庙和敬业书院。清廷有求于法国出兵攻打太平军，遂同意将老天主堂地产全部归还天主教。次年由上海道吴煦执行，将关帝庙拆除，将敬业书院另迁他址，全部地产归还教会。除了将拱手送还外还赔上其它三块地开教堂，即四川南路，董家渡以及后来的徐家汇教堂。

法国天主教会即在原址重建教堂，取名“敬一堂”，但民间仍习称老天主堂。该教堂的外观与传统教堂建筑相异，系中国庙宇建筑风格，占地面积约十三亩，面积452平方米，高4.6丈，阔4.8丈，进深3.6丈，可容300人。楠木支柱，雕梁画栋。大门仅有牌坊式门头，礼拜堂也颇似中国式厅堂，唯门窗玻璃及祭台还保持浓厚的西方教堂色彩。大厅门的正中央，有一个亭子，据说是望月亭，难怪当初改成关帝庙正恰到好处。

民国29年(1940年)，该堂创建300周年，曾由本堂神父范嘉义带领教徒举行庆祝。上海解放后，老天主堂正常举行宗教活动。50年代末宗教活动停止。60年代初由梧桐街小学使用。

世春堂早就没了当年的奢华，已经成为一栋名副其实的岌岌可危的危房，世春堂整个框架还保存得较完好，由于年久失修，堂内破旧不堪，但飞檐戗角斗拱尚在，柱础为鼓形，楠木垂莲柱上雕刻的鎏金莲花也还在。正殿3楹，两边廊庑已并入大殿。梁栿上雕饰俱在，祭台上方有藻井。

1959年5月，原敬一堂由市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撤销。1981年5月18日，原敬一堂建筑由南市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4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核定并公布世春堂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世春堂现已成为豫园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一部分。堂内常年开设“豫园讲坛”、“豫园书场”等公益活动，同时还作为文化展厅及书场，举办书画展、手工艺品展、摄影展、社区教育成果展等，让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民俗文化魅力。全新的世春堂正在成为百姓家门口的学习乐园和弘扬海派民俗文化的窗口。

中山南路1551号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南市总部—三山会馆

三山会馆东邻南浦大桥，西近南车站路，占地面积3897平方米。老馆古建筑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平方米；新馆占地面积711 平方米，分地下一层，地上二层，建筑面积1956 平方米。新馆与古建筑融为一体、相映生辉的。

福建水果商人行会原在里仓桥租赁民房设三山公所，后因屋陋。清宣统元年（1909年），同业商人遂集款拆旧建新，在沪军营沪杭铁路车站购地两千余平方米建公所，作聚会和供奉天后的地方，故又名“天后宫”。“三山”的得名缘于福州城内的于山、冶山、乌石山三座山（另有于山、道山、闽山之说）。“三山”也是福州别称。清宣统三年（1911年）开工，民国五年（1916年）竣工，名曰：“沪南三山会馆”。

竣工后的三山会馆是一座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会馆建筑，系朝南三进砖木结构，占地面积逾4亩。三山会馆周围及高大的门头和观音兜围墙，均以清水红砖砌筑，高大的门楼正中门额上镌刻有“三山会馆”字样，上方及两侧有“天后宫”字样和象征吉祥如意图案的花岗石刻浮雕群，墙基嵌花岗石，雕镂花卉图案。

进门即为一座高约2米、坐南朝北的古戏台。其建筑工艺讲究，造型精巧别致，流溢着一种古式古香的韵味，它也是三山会馆中的一个标致性建筑。古戏台后台与东西两侧两层近似包厢的厢楼相连，形成走马楼。除此之外，古戏台上方还有多重斗拱叠成的覆盂形穹窿藻井，全木质结构，上面雕有莲花，以及申城仅有的上海老城墙城门图；其檐枋、垂脊皆雕镂飞金，藻井上部分呈弯形，下为八面形，每面雕城墙城楼，与四周的“鱼尾龙”均为初建时贴的金，保存完好。

古戏台对面是大殿，大殿亦画栋雕梁，檐前有雨棚，以粗木构梁枋，原供奉“妈祖”神像，是展示陈列的场所。大殿西面原为花园，有池石亭台，后改建为三山里。

三山会馆后来在上海的家喻户晓，也缘于这里曾经是著名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见证地。1926年10月23日、1927年2月22日，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新政权，上海工人曾两次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准备不足而失败。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准备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为此成立中共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五人组成，作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委下设特别军事委员会，周恩来出任负责人，并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军委在南市、浦东、闸北设立3个指挥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任南市总指挥。

当年3月20日，北伐军前锋到达上海近郊龙华，上海处于四面包围之中。3月21日晨，在周恩来、罗亦农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上海区委作出发动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定。中午12时，小南门救火会的警钟楼钟声敲响，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各工厂的汽笛齐鸣，全市80万人举行总罢工。下午1时半左右，起义正式开始。以王若飞领导的法商电气公司工人会同华商电气公司、铁路南火车站的工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分路进攻，在4小时内攻克军阀控制的淞沪警察厅、各警察署、大南门电话局、南火车站、江南制造局兵工厂等据点，占领了沪军营、司令部和高昌庙兵工厂。4小时后，工人纠察队控制了沪南地区的通讯和交通枢纽，又阻击溃逃敌军残部，支援南市、闸北的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首战告捷。

3月23日，南市工人纠察队在三山会馆举行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大门口横挂着“上海南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的红布条幅。周恩来出席成立大会，亲切地慰问全体纠察队员。3月23日，工人纠察队南市总部在三山会馆举行声势浩大的成立大会，上海总工会南市办事处、南市工会联合会亦设于其中。周恩来曾来三山会馆看望起义胜利的工人同志们。从此，三山会馆成了南市工人纠察队的指挥部和南市党组织活动的场所。

1927年4月12日凌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政变军队及流氓组织“共进会”进攻三山会馆，几百名工人纠察队队员在三山会馆奋起抵抗，，依靠高大厚实的围墙，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浴血奋战，陈廷郊、郝志华、何杰等纠察队员壮烈牺牲。

民国29年前后，在会馆内创办三山中学和八闽小学，1950年中学部停办。1952年后，小学由人民政府接办，改名半淞园路第一小学，直到1979年停办。“文革”浩劫中，三山会馆也难以幸免。上世纪70年代末，已受到破坏的三山会馆两旁造了新房，三山会馆几乎成了工场，原先的方砖地坪也被改为水泥地，并将厚墙打洞开门。

1986年，为辟通中山环路，工场被迁走，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三山会馆作南移30米修复，工程历时3年完成。1989年9月26日，会馆移位修复后正式对外免费开放，现设三山会馆管理处负责保护管理。2010年，为迎世博会而建，修建新馆。截至2019年末，三山会馆馆藏文物有391件（套）。

1959年5月26日，三山会馆被上海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命名为上海市红色旅游基地。2009年，被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全民国防教育基地。2015年，被命名为上海市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截至2019年末，三山会馆设有4个陈列展览。分别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料展、三山会馆古建筑遗址陈列、上海会馆史陈列展、非遗手作精品展。三山会馆基本陈列馆内设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史料陈列室，陈列着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图片及史料。2021年6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料陈列部分展陈改造后，新展陈设置“上海工人运动的发轫”，“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等三个部分和尾声“历史的新篇章”，采用不同的色系，增强代入感，用沉浸式场景和生动画面，解读并简述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发展的历程。

陆家浜路650号 清心女子中学旧址

1854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派范约翰在宁波主持“花华圣经书房”。1860年3月，范约翰和妻子范玛利从美国到达上海，把宁波的书房迁到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当时大批因太平天国战乱的难民从浙北、苏南进入上海。上海动员社会各界出力安置难民，然而大量儿童无处读书。范约翰通过教友募捐购进原徐光启家族的“桑园”，办了“清心书院”（今市南中学）招收难民子弟求学。

1861年，按教会要求男女应该分开就学的要求，因此又创办了清心女塾，成为当时中国仅有5所女子学校之一，学校吸收贫苦儿童入学，不收费用，供应书籍、薄本和衣食，因此学生数逐加。范约翰夫人把自己住宅的一部分作为校舍，再盖竹屋为厨房。过了两年，得到西方商人捐赠的旧屋材料，才另建校舍一座。范约翰夫人一人身兼校长、会计、秘书、教员，另聘一男教员助理教务。10年后，始聘本校毕业生二人担任教职。1909年，改名为“清心女子中学及附设小学”， 1912年（民国元年）学校通过社会募捐和教会拨款，购置斜桥东路(今陆家浜路650号)土地自建校舍。后建有二层、三层建筑多幢(东大楼于1921年建造；西大楼1935年建造：北大楼1930年建造)，并有体育场、实验室等。1918年，定名为“清心女子中学”。1927年，成立校董会， 1928年秋，根据当时国民政府“收回教育主权”的规定，清心女校校长改由中国人担任。

校内由4幢楼宇组成四合院布局，中央部位有草坪。北侧一幢为主楼，原名庚午校舍，1930年由美国友人捐款、李锦裴设计，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1933年竣工。新古典主义风格。青砖清水外墙，勒脚、窗楣饰假石；立面设通贯壁柱、装饰简洁；正面上部设双重檐口；中部五开间有通贯2、3层的修长的、显有女性之美的仿科林斯柱，中间顶部饰三角形山墙花，仿古希腊波塞顿神庙做法，有庄重雄伟之感。人称其“矞丽堂皇，美奂美仑，为全校最伟大之建筑物”。北大楼正门，现已不用，门前有孙中山铜像。

1935年，因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敷应用，新宿舍景行厅（现西大楼）建成使用。“景行厅”取自《诗经》中“高上仰止，景行行止”。内部寄宿设备力求完善，师生交谊室之布置尤为该厅之特色。二楼美兰堂庄严肃穆，供举行小规模礼拜之用。

东大楼分南北两部分，南部为“同门厅”，1921年，同门厅（现东楼南部）建成，中学部迁入。地皮为长老会所购，建筑费由校友捐助、美国友朋资助，被认为是“宏敞之校舍”。北部新建，称为“同门新厅”。

南大楼，现为教学楼，为重建建筑。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侵犯，本校由南市迁到协进女中上课，约半年租得南京西路591弄5号为临时校址，由协进女中迁至新校址上课，避入租界时，中小学部1221人。当时因人多教室少，不敷应用，在空地上建造了临时应急措施的木房一排、砖屋一间为教室，满足了学生和家长的求学要求，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经过抗日战争节节胜利，被占领的南市区校舍，经交涉后归还，在1946年2月先将高二、三年级学生迁回南市校舍上课，是年九月，中学全部迁回南市。南京西路校舍给清心小学使用。但中学低年级学生家长的要求，希望继续仍在临时校址上课，为了照顾年幼学生的困难,经校务研究决定，设立分校，初一、二年级各二个班在分校上课至1949年全国解放，方始全部迁回。

1953年6月，“清心中学”和“清心女中”被上海市教育局接管，男中改为“市南中学”，女中改为“上海市第八女子中学”。1969年起兼收男生，改为“上海市第八中学”。

1999年9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清心女子中学旧址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2014年4月4日，陆家浜路650号市八中学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