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靳忠祥

怀念父亲 靳忠祥 我的父亲——靳炳全，又名靳生俊，汉族，山西省壶关县龙泉镇池后村人。他生于1925年3月24日，卒于2013年5月24日（患脑梗病逝），寿年89虚岁。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周年了，但他生前那副饱经沧桑、和蔼可亲的慈祥面孔，那种谨言慎行、不亢不卑、淳朴善良、勤俭持家、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可贵品质，那种起早贪黑、不怕艰苦、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农民精神，却时常在我脑海涌现。使我思绪万千、不能平静、难以忘怀。 一、父亲的人生经历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一）少小读书又习武。 父亲出生在壶关县龙泉镇池后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姐、弟三个，祖辈世代农耕。父亲童年、少年时代聪颖好学，幸运在村中名望家族靳瑞萱（村民尊称其为“四先生”）家办的私塾（初小）和拳房读书习武。私塾毕业后，父亲又考到壶关县店上镇牛居村高级小学深造（抗战时期，壶关境内曾出现共产党、国民党和日伪三种政权，先对应办有三所学校：一是抗日民主政府在店上镇牛居村办的高小；二是民国政府在树掌镇汪流水村办的高小；三是日伪政府在县城西街办的高小）。毕业后成为当时村中屈指可数的文化人。通过上学，父亲不仅学到一定的文化知识、练就了一手好书法和一身好功夫，而且增强了爱国主义观念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据我金梅姑姑讲，那时期，每年春节，村中好多农户家门上所贴的春联都是父亲义务编写的。父亲生前曾给我讲，当年池后村搞土地改革时，他参与了农户“土地证”的填写工作。从我收藏的两份“土地证”上可以看到父亲的签名，并获悉当时的村长为靳老保。 父亲所学的武术功夫，轻易不露手，我这辈子只见过一次。那是他50岁左右，那年池后村小学成立了武术队，教练是从壶关县武术队请来的。他们课间休息时父亲即兴拿起双刀表演了一场刀术，赢得在场人员的一片掌声。父亲的武术功底由此可见一斑。父亲早年的读书、习武，为其后来走向社会，从事各种职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当民兵，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1938年2月，长治、壶关相继沦陷，抗日烽火燃遍壶关大地。父亲高小毕业后，受其堂兄靳生秀（当时为中共地下党员，池后、欢掌底、迎乐等村的编村村长）的影响和引导，先是参加村上的儿童团站岗放哨，而后参加了池后村的民兵组织。当年，池后村的民兵组织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工作搞得轰轰烈烈，他们捉汉奸、抓俘虏、送情报、反“清乡”、“反扫荡”、破坏敌人通讯设施（割获“药王山”炮楼至县城敌人据点的电线曾堆满村中靳海发的家院），搅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曾经发生过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涌现出一批不怕牺牲、勇于战斗、建功立业、永垂青史的革命烈士（靳小孩、靳连景、牛来富、王中兴等14人），造就了吕文龙、靳铜山、王天保、王保荣（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干部）、靳生秀（河南省地方干部）、王杨松（壶关县委干部）、王金宝（原“晋东南地委”干部）、靳松保（革命军人、壶关县委干部）、靳生华（革命军人、原“晋东南地区公安处”干部）、靳炳耀（革命军人、山东青岛市干部）、靳根山（革命军人、安徽省地方干部）、靳生爵（革命军人、“首钢长钢”军转干部）等一批先锋模范干部。据父亲生前讲，当年池后村民兵队装备好、战斗力强，经常配合县独立营行动，曾在五龙头村、上内村等地同日伪军交战过。还曾在壶关大井村、郭家驼村一带受过边区政府领导的检阅，获得过奖旗。 父亲在民兵队中，工作积极，深受地下党负责人孟光华（上级派驻池后村的地下党负责人）等同志的信任，经常接受情报传递任务。由于表现好，1943年10月至12月，父亲被推荐选派到平顺县抗日根据地——东寺头乡寺头村的“太行第四军分区”集训了三个月。父亲生前回忆讲，邻村的五龙头村郭长科、欢掌底村梁丑孩也去了。他们去时都穿着好衣服，返回时，衣服都被磨得破烂不堪。军训使父亲掌握了技能，提高了素质，为其后来当任警察教练、当任民兵连长打下了基础。据同村老民兵靳平生讲（今年79岁，60年代当过村民兵排长），抗战时期，他父亲和我父亲在村上的民兵队中经常并肩行动。在村民兵队员中，数父亲和靳得则（靳安平的父亲）的枪法好、打得准。父亲生前也讲过，由于他枪法好，解放壶关时，领导便安排他手持真枪负责看押俘虏工作。 在抗日救亡工作中，牺牲的事，时有发生。据统计当年池后村的烈士就有9人，其中民兵5人。父亲作为民兵，也曾两次脱险。第一次是1942年3月25日的炮弹爆炸事故，父亲侥幸脱险。据父亲生前讲，那天傍晚时分，交通员传来情报讲，县城的日伪小队当晚要来村扫荡。王中兴、王松长等几个年岁大的民兵请示队长后，决定试用收藏的小钢炮痛击敌人。当时，他们先将藏在村东河东沟羊窑的小钢炮搬运至村西头“老坟坡”王松长家的屋内，并将前几日捡到的一枚炮弹取出，往炮筒试装。由于炮筒、炮弹锈迹斑斑，炮弹被卡在炮筒口。他们就使用火柱等工具往外顶推弹体，试图将炮弹推拿出炮筒。父亲当时也在场，他在旁边看了会儿，因家小人多（父亲和4个民兵、2个家庭妇女，共7人）插不上手帮忙，便离开了小屋，到坡下王杨松家汇报情况。就在父亲刚走到王杨松家大院时，突然听到“嘣”的一声爆炸声。父亲和王杨松急忙跑到“老坟坡”查看。原来是王中兴他们不慎弄响了那枚炮弹。据父亲生前讲，当时黑灯瞎火，一股炸药味，点亮灯一看，现场一片狼藉，房屋坍塌,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民兵王中兴、王松长、王后孩、王书贵当场死亡，王松长的妻子许金娥和王三汉的遗孀被炸伤，门口站岗的民兵靳贵喜因腰部子弹夹遮挡险些被炮弹片击伤腰部。事后，村党组织安排民兵们给牺牲的4位民兵办理了丧事。出殡那天，四口黑色棺材摆放在村西石碾旁一片空地，哭喊声、哀乐声响成一片，场景十分悲凉。还有一次，父亲脱险躲过一劫。那是1944年10月的一天，父亲受孟光华的指派，前往二区（壶关县固村）送情报。父亲讲，去时路途比较顺利，准时送到了情报，不料返回时在三王头村遇到了敌情。当时，三王头村的东、西村口都设有岗哨。父亲无奈，只好等到傍晚时分，才小心谨慎地翻山越岭绕过三王头村。即使这样，在三王头村至五龙头村交界的开阔地带还是被敌人的岗哨发现了。当即敌人就朝父亲打开了黑枪，子弹嗖嗖地从父亲耳边飞过。父亲吓得急忙爬下，稍作停顿后便飞速奔跑，一直跑离开阔地带，才停步歇息片刻，而后往家赶路。那天黑夜，父亲回到家里，已是午夜时分。 （三）当警察，奉献技能才华。1944年春，父亲经我大伯靳生秀的介绍，在原“陵高县公安局谋得警察工作（当年我大伯靳生秀、二大伯靳生华都在那里当干部）。局里了解到父亲曾习过武术，参加过民兵军训的经历，便安排父亲担任教练，从事新警员的训练工作。那时期的“陵高县”公安局担负着补充部队新兵的任务。所征新兵一旦发生“开小差”现象，短缺的名额就要及时从公安局警员中抽调补充。当时，有些警员怕抽去当兵，在训练期间也有“开小差”现象。尽管如此，父亲在那里仍然坚持干了半年多，后因我爷爷生病催促回家，父亲才辞职。在那里，父亲充分发挥自己所掌握的专业技能，不辞辛苦，认真负责，对新警员进行了队列、格斗、射击、投弹等技能训练，为“陵高县”的公安事业发展和抗日救亡工作，奉献了自己的专业技能才华。 （四）当教师，为壶关教育事业发展奉献青春年华。1945年9月，彻底解放后的壶关，百废待兴，教育事业更是刻不容缓。壶关县新政府招考公办教师时，父亲如愿考取。父亲先后在晋庄镇的常家池村、东山后村、徐家后村和龙泉镇的水池村任教。据父亲生前讲，那时期，乡村学校设施差，教室多数设在村庙内，缺桌少凳，多数村只有一名教师，教学内容以扫盲为主，主要教孩子们识字、写字和算术课。教师的工资发的是小米。为接济一家老小，父亲时常把节省下的小米长途跋涉背运回家。1955年11月，县教育局拟远调父亲到壶关县村掌镇某村任教。父亲因家庭老小拖累、生活困难的影响，不得已才辞去了教师工作。他在教师岗位大约干了九年左右，为壶关教育事业的起步发展，奉献了青春年华。 （五）当工人，在北京私人小作坊当炉火工。1955年冬天，父亲在我爷爷、奶奶和母亲的支持下，又孑身前往北京，到我大姑父办的冶炼小作坊当徒工。据父亲生前讲，姑父的小作坊主要业务是收集、冶炼碎铜，铸造日用铜器和铜板材。他在那里干的是炉火工，边拉风箱、边加碳，一直要把炉火温度烧到1083℃，才能把碎铜块化为液体。经常被累的汗流浃背，精疲力尽。有时操作不当或偷懒，被师傅发现要挨训斥。1956年初，北京市推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大姑父的小作坊被停业整顿，拟实行“公私合营”，父亲就此失业回家。在那里，父亲大约干了三个月。时间虽短，却体验了工人的生活，得到了锻炼。 （六）当农民，种田至死方作休。1956年春节后，父亲从北京大姑家返乡，从此开始长达五十六年的农田生活。 　　父亲种田是一把好手，庄稼活儿样样精通。几十年如一日，他那种起早贪黑、精耕细作、不怕苦累、不嫌脏臭、关爱集体、认真负责、勤勤恳恳、无怨无悔的作风，着实令人敬佩。 曾记得，当年跟着父亲为村集体夏种时，挥汗劳作的情景。那是1976年“五一节”后的农忙时期，我和同村的小伙伴王建林、靳书生搭班跟随父亲为村东生产小队种玉米。当时我们分工明确，父亲刨坑，建林和书生点青粪，我点玉米种子。大家边劳动，边聊天，干得热火朝天。父亲刨坑敏捷利索，株距行距掌握得当。我仨你追我赶，配合默契。偶尔配合失调，疑虑种子漏点，父亲都要及时停下，仔细查验并补种。那个假期，我们这班大约种了70多亩玉米，远超另一班。收工时，父亲的双手被木镢把磨得红肿光亮、露出血丝。但父亲脸上却流露的是胜利的微笑。 父亲在种好农田的同时，曾先后担任过村民兵连长、村主任、村东生产小队会计和壶关县庄头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五龙山公社连队司务长职务。曾记得，从小跟父亲打通铺睡，有天黑夜，半夜尿憋醒，发现父亲带领民兵外出执行任务还未归来，吓得钻在被窝里蒙着头满身汗水，却不敢起床小便的往事。曾记得，父亲胸带木口哨（红、黑两只）在村中南打谷场训练民兵拼刺刀的情景。曾记得，国庆20周年时，父亲带领池后村民兵连在村中南打谷场排练参加“五龙山公社民兵营庆祝活动”节目的情景。曾记得，父亲当村主任时，通知社员们开会时，常到村中南岸上（靳连福家窑顶上）用双手拱在口边高声喊叫的情景（后来使用购买的铁皮广播筒）。曾记得，有年中秋节晚上，父亲和驻村工作组人员在自家中间窑开会前，先唱了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的往事。曾记得，有年夏天，阴雨霏霏，村中房屋、院墙多处坍塌。父亲冒雨逐户查访灾情。当发现大队办公室（当年占用靳雪山家的窑洞作办公室）被洇透、滴水，有坍塌危险时，便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几个社员冒雨抢险搬迁电话机、戏箱等公用设施的场景。曾记得，父亲当东生产小队会计时，黑夜在马灯旁，用算盘算账，给社员开条子分粮食的情景。曾记得，七十年代，父亲在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壶关县庄头水库工程建设中，当任“五龙山连队”司务长，负责民工一日三餐伙食管理工作的往事。曾记得，父亲当主任时，曾谦让招工指标，使大哥、二哥失去当工人机会，常被母亲唠叨埋怨的往事。 （七）搞演艺，在剧团、八音会的乐队里掌大锣。父亲有一个业余爱好，那就是喜欢文艺。他虽然不会吹、拉、弹、唱，但却是掌大锣的高手。这个技艺，父亲年轻时就自学掌握了。据村中老年人讲，当时池后村的剧团名震一方，乐队里就常有父亲的身影。据互联网科普知识了解，大锣在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用于渲染气氛、增强节奏、突出人物性格特点。父亲能掌握这门技艺，在当年的村剧团和八音会的乐队里大显身手，我觉得他真了不起！曾记得，父亲提着锣，经常参加村集体的娱乐宣传活动，经常参加民间百姓的婚、丧大事演艺活动。有时还随本村的八音会乐队到外村参加丧葬演艺活动。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池后村首屈一指的掌大锣好把式。 　　二、父亲教诲我读书 我从一个贫穷无知的农村小孩，成长为今天一名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乡科级干部，首先要感谢的人，是我的父母双亲，特别是父亲。是他们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谆谆教诲、倾力支持，我才能从小学、到初中、升高中，乃至三载复读高考，最终考取省级中专学校。曾记得，我第一次进入池后村小学校的情景。那是父亲强行从家中挟抱着边哭边闹的我，送到学校办公室王定中（刘寨村人）教师面前的。曾记得，我在小学当“红小兵”时，父亲为鼓励我成长，亲手给我制作了一枝漂亮的红缨枪。曾记得，父亲当生产小队会计时，在自家院门口，边记账、边辅导我写作业的情景。曾记得，在煤油灯下，父亲为检验我的珠算水平，让我帮他反复合计生产队会计数字的情景。曾记得，我高中转学时，父亲冒着风雪，推着自行车，载着我的铺盖行李，从晋庄中学步履蹒跚地送我到壶关一中读书的往事。曾记得，父亲为使我到壶关一中高考复读，曾三番五次奔波县城，托人求情的往事。曾记得，父亲为我筹备学费，身背母亲养殖达标的家兔，徒步到县城外贸公司售卖的往事。更记得，我参加高考前，预考“落选”时，父亲心急如焚，奔波查询，为我追回高考资格的往事。那是1982年的高考预选（高考预选制度是1981年开始实施的一项高校招生政策，是指参加当年高考的考生必须先报名参加预选考试，如果落选将不具备参加高考的资格）。我参加预考后，自我感觉良好。不料学校张榜公布后，我却“落选”。一时间，我情绪低落，当时连轻生的念头都有了。那年我已是第三次在复读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父亲知道后，没有责备我，只是让我好好再估算一下自己的考分。在我自信达线的情况下，父亲当即奔赴壶关一中申请查分，不料教务处某工作员搪塞父亲不予查分。父亲情急之下，冒昧上门求助我的化学老师郭锁贵。郭锁贵是壶关一中一位德高望重、刚正不阿、富有正义感的好老师。他听了父亲关于我的基本情况和查分遭遇叙述后，深表同情，当即就答应了父亲的要求。郭老师前往教务处查询后，告诉父亲的结果是工作人员失误漏登记了，随后补录，等待通知。次日，我就接到了预考录取、继续复读的通知。当年，我如期参加高考。考分公布后，我的考分达到省级中专录取分数线，考取了“山西省物资管理学校”经营管理专业。1984年7月毕业后，被分配至原“山西省晋东南地区行署物资局”。从此，我跳出农门，成为一名普通干部。这件往事，我感触颇深，每每想起这件往事，心中就充满了对父亲的思念，充满了对郭锁贵老师的感恩和敬意。我祝愿他们在天堂一切安好！ 　　三、父亲勤俭持家过日子 勤俭持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父亲一贯的家风。父亲一生虽经历许多，但没赚过大钱，早年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在缺吃少穿的贫穷年代，父母能把我们兄妹五人拉扯长大，实属不易。他靠的就是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家风。 曾记得，小时候，我陪着父亲分别去壶关县晋庄村、崇贤村卖葡萄换取家庭生活费的往事。那个时期，我家院内种植有一棵葡萄树，每年中秋节前夕，葡萄成熟，父母舍不得让自家人全吃了，除少量留用外（还留有亲戚朋友的），大部分被父亲挑着担子，翻山越岭、过河滩，到晋庄村、崇贤村卖掉。我陪父亲去的任务，主要是帮父亲看护摊子，此外在平坦路上帮父亲挑会儿担子。当时一斤葡萄才卖2角钱，一担子葡萄50多斤，也就赚个10元左右。 曾记得，父亲为解决全家人的缺粮问题，提着布袋东奔西走，最后在东黄野池村，求助他的回民朋友李法科才借到50斤谷子的往事。那个年代，社会上“浮夸风”蔓延。上级强求各村大队粮食产量要“达纲要”、“过黄河”、“跨长江”。而村大队由于土地贫瘠、缺乏化肥、非涝即旱、粮食产量很低，根本就达不到要求。干部一级压一级，基层干部无奈虚假高报了产量。而虚假高报产量，就要按比例担负更多的公粮征缴任务。最后落实到农民头上，就是“交够了国家，留够了集体，剩下不够农民自己”。因此，每年“五一节”前后，农村百姓闹粮荒现象时有发生。粮荒严重时，需要靠县政府下拨的“返还粮”救济，或购买供销社采购的红薯片补充，才能熬过饥荒的日子。 曾记得，父亲带领全家人为生产队干农活，完任务，挣工分的往事。那年头，生产队好多农活都是按家庭人口分配任务的。我在学校放农忙假期间就干过好多农活。比如，秋后抱玉茭茬，深翻土地，往田地里挑担子送粪等。当年，我和二个年幼妹妹的任务以及母亲（小脚）的任务，全靠父亲和两个哥哥代为完成。 曾记得，父亲为了减轻我们兄妹五个的赡养负担，并让我年年吃到新鲜粗粮，一直坚持种地的劳动场景。曾记得，父亲节衣，从未舍得给自己买件新衣服，平时也舍不得穿子女们给他买的新衣服。经常是一身旧衣服，朴素过生活。 四、父亲与人为善， 助人为乐 父亲脾性温和、面善，一生不亢不卑，为人谦和，乐于助人。曾记得，夏种或秋播时节，父亲扛着自家的木耧（农具），在别人家的田间地头“圪塔、圪塔……”地摇着木耧帮忙种谷、种麦的场境。当年，父亲是村里种谷、种麦的高手。一般情况下，没掌握木耧使用技艺的人，不敢轻易使用木耧播种，怕种子发芽出土后出现密稠、稀疏、空缺现象，影响粮食产量。因此，许多村民夏种或秋播时要求助父亲帮忙。父亲对求助者从不拒绝，都要按相后顺序和轻、重、缓、急，予以满足。他经常忙得耽误自家的事情，遭到母亲抱怨。曾记得，村中百姓婚、丧大事，他无家不到。串忙打杂，他无事不干。即便晚年，他仍然坚持上门帮忙。曾记得，他的老伙伴靳满则（池后村八音会唢呐高手）病逝安葬日，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病态身子前往帮忙的情景。曾记得，他的老朋友侯进宝病危时，已经88岁高龄的父亲，不顾自己患高血压、脑梗的病况，不听家人的劝阻，执意前去看望的情景…… 嗟夫！往事忆不尽，子孝父不在。思念无绝期，来世再父子。敬爱的父亲：衷心祝愿您和妈妈在天堂一切安好！儿子靳忠祥（长柱）永远怀念您！ 2023年5月16日（备注：本文撰写期间，特意走访了村中长辈靳记生、靳忠德、靳天生、靳进京、靳平生、靳天忠及我的姑姑靳金梅等老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村中往事，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此，我表示衷心感谢！祝愿他们幸福安康！） 本文分别在《壶邑红叶》2023年第二期和《长治方志》2023年第6期刊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