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劳

李超仁

　　左边第一间房屋就是我家的祖屋，也是我的故居。

　　风雪送走了2021年，我们却迎来了2022年。回首五十年前，也就是1972年，我做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徒劳之事﹕

　　那时，属于自己家的房屋只有三间泥砖瓦房，每间只是10来平方米，这三间分别为睡房、厨房、牲畜房。随着我们弟兄三人的年龄增长，住房对我们来说，显然就很紧张了。

那年代，每个月，我从单位回家来休息四天和节日回家来，因为没有房子住，只好同未结婚的文模叔公马铺（同睡一张床）。所以，那时候，曾有不少亲戚、朋友介绍对象给我，都无条件成立小家庭。

　　1972年的春节期间，堂姑父涂建添来拜访他的岳母时，就向我们介绍，说庙墩有一姓李名沐增的人，在红岭买有树尾宽6至8厘米、长4米，共有六、七十条的杉树桁，但苦于没有放行证明，不能运回家里建房屋(作瓦桁或棚桁用)，于是说，谁能从溪水中运到六里就送20条杉树桁给他。据此，堂姑父好心地建议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成功后可得到20条杉树桁，就能解决建一间房屋的瓦桁。

那年代，建间泥砖瓦房都很困难，除了经济拮据外，有钱也买不到杉树桁啊！为了能得到建间房子的杉树桁，也就没有去考虑是否违法及有何危险和困难等问题，于是决定前往。

　　这年春节后回到单位，为了能去红岭水运杉树桁，我就向公社党委请了个口头假，同时也告知单位人员，造假说，因我父亲有病，需要去山里採几天草药，这是我第一次对组织说的假话，也是无奈之举和不得己而为之。

元宵节后的正月十六日一大早，二十四岁的我与十七岁的已经初中毕业且半年在家务农的超上大弟弟，在家里快速地吃完早饭后，挑着一床被子、蓆子和一只锑煲以及米、熟干菜、勺子、口盅等生活用具，前往约有10来公里的庙墩仙北找李沐增。

当我们来到沐增家时，他已经去红岭了。于是，我兄弟两人马不停蹄地又赶了10多公里山路，来到官渡汽车站，想乘车去红岭。但是，由于节后乘车人较多，且仅有一辆三十多个坐位的客车到红岭，所以，包括我们在內仍有好多人都乘不到车前往。

于是，我们根据母亲的告知，又从官渡步行了十五、六公里路来到了六里倒洞（徒步往红岭的必经之路）的表姐凌桂顺家，这时已经是傍晚了。

此前，我们与这个表姐及表姐夫都不曾见过面，当我们作了自我介绍和表明来意后，表姐一家人热情招呼我们食宿。次日，我们吃完早饭后，表姐夫张先伟还送了两个有长竹柄的铁铙钩（用于钩木）给我们，于是，我兄弟俩向表姐夫一家人告别后，前往红岭去了。

　　我兄弟两人挑着行李，从倒洞沿着两边都是树木茂盛的高山峻岭，一路上都没有村庄人家，约有四、五十公里靠近山溪且杂草丛生的小路，约走了六、七个小时后，来到了位于太平坝的红岭矿，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

根据母亲的嘱咐，我们就去找母亲娘家的房叔、在红岭矿任炊事员的谢宝尧。

对于谢宝尧，从辈份来说，我们要称呼他为叔公。

我与叔公曾偶然短暂地仅见过一次面，但当时互不相识，也互不知道属于亲戚关系，更不会留下印象。

这短暂的见面之事，说来真是有缘份﹕1968年，我还在广州医校读书，有一天，我正从教室来到学校门口时，有一位年约四十的中年男人，用带有浓重家乡口音的普通话问我﹕“小兄弟！请问，谢有娣在不在学校里？”我一听是来找与自己在同一间三华中学同时毕业、又一齐来医校读书的同学，于是，我去叫来谢有娣后就离开他们了。事后，有娣告诉我﹕来找她的那个人是她的堂叔，他还问到你是谁呢！我说是阿有(我母亲)姊的儿子。

　　由于我们是首次去红岭矿山，不知道要找的叔公在哪里，并且对叔公也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能逢人便问，事有凑巧，我问的第一个人就是要找的人。

当时，他在矿山饭堂门口处劈柴，我说：“请问叔叔，谢宝尧同志住在哪里？”他听到是找自己的，便停止手中的活，抬头看我反问道：“你找他有何事？”他没有多问其它事，也没有等我回答就直接说“我就是。”

啊！他也不认识我了，于是，我就自我介绍地说道﹕“叔公！我是李超仁，阿有头（母亲娘家的长辈人都是这样称呼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

他听我表白后，就热情地带着我们兄弟俩来到了他就住在附近的家，然后他又返回饭堂拿来饭菜给我们吃。

吃过饭后，我向叔公说明了来意，他就带我们去找到了李沐增。然后，李沐增就带我们去看堆放杉桁的地方。

此处距离叔公家不远，约有一公里的路程，但是，距堆放杉树桁处有50多米且稍陡的山坡路，山坡路下边有一条用于运输矿石的简易铁路，旁边就是可以行驶汽车的大路，再往外60米左右就是小河(山溪)。小河约有100米宽，水深浅处不足半米，都是大小不一的河石。

为了不影响矿石运输和行人的安全，只能选择晚上矿山工人不上班时，才能把杉树桁从上往下滚到路上。于是，我们又回到叔公家吃晚饭了。

　　吃完晚饭后，我兄弟俩人挑上行李和用具以及带上叔公从矿山饭堂拿来二十多个用报纸包着的包子和馒头，来到了堆放杉树桁处，此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

好在天气不冷，也无风无雨，又是正月中旬，天上的月亮照耀着大地，不用照明也能在路上行走。

杉树桁也是干的，每条不重，我们兄弟俩就把所有杉树桁滾到山坡下的路上，然后一条一条用肩扛到溪水边，待全部都扛到水边了，再一条条放入溪水中，利用水往低处流动的原理，使杉桁往下游移动，这就是常说的“放桐子”。肚子饿了就吃叔公给的包子，口渴了就喝山溪水。

经过一晚不停地扛，终于把所有杉桁扛到了溪水中，这时天将快亮了。于是，我兄弟俩分开前后，一人在前面，另一人在后面用铙钩把阻梗在河石上的桁子拉入水中。

经过了一天的水运，约走了五、六公里的水路来到了地名叫“热水”的地方，这时天又将黑了。

我们就将全部杉树桁集中在岸边，然后就到河岸上生火煮饭。吃完饭后，由于已两日一晚都没有睡一下，且又走路和扛运杉桁，身体早已疲劳得很，就在旁边把被、蓆摊开后，兄弟俩躺下不到几分钟就呼噜呼噜地进入了梦乡。

　　大约午夜时分，我兄弟俩正睡得很香很沉时，突然有人大声地喊话和用脚轻踢我们，催着我们赶快起来。我们在睡梦中被惊醒后，不知道发生了何事情，睁眼一看，见有四个各背着一支“七九”步枪的青年男子，催着我们赶快到大队部(村委会)交代问题。

对这一突然其来的事情，于我兄弟俩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这样的状况下，就是常言所说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我们不得不快速收拾行李，然后无奈地走在他们四人中间离开了热水。

当我们走在半路上却碰到叔公和一个我们称呼他为表叔的雷德育(红岭矿工人)。

我兄弟俩在那四人背着枪的“护送”下，走了一个小时的山路(约五公里)来到了叫梅斜大队(村委)部，然后有一个约三十多岁、不知他任何职务的干部，他无中生有、没有事实地、声音不大不小地说我们偷砍杉树(亳无此事)，并拿来纸笔要我们写交代材料。常言道﹕“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这时，处于弱势而又无助的我，只能无可奈何地、如实地把为某人进行水运杉树桁、能得到何好处的实际情况，在光线微弱的煤油灯下，写了一份书面“交代”材料。那个大队干部看了“交代”材料后就说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此时，天已经大亮了。

　　我兄弟俩挑着行李离开梅斜大队又回到叔公家里，在边吃早饭，叔公就一边地说：“昨晚我们睡下后，不久就有人来告诉我，说是你们愉砍杉树，现在梅斜大队已派出民兵拿着枪去追赶你们了。我听后放心不下，怕你们年轻人容易冲突，发生更大的事情，我就叫上德育一齐前往，没想到在半路上碰见你们，现在没有事就好了”。

饭后，叔公带我们去矿山工人浴室房洗澡，又拿来一套他穿的还很新的衣服，叫我把衣服换下来给叔婆洗。我不愿意也不好意思，叔婆(陈来足)就亲切地说：“外甥孙！别客气了，自己人，况且你的衣服也很脏了，趁天气好，我给你洗净晒干后再穿回你的衣服，不好吗？”这是我二十多岁以来，除了父母洗我的衣服外，就是叔婆洗我的衣服了。

洗完澡换上新的干净衣服后，叔公又叫上他们的小孩子带我们去逛矿山商场和参观叔婆上班的洗矿车间。

　　下午约三点钟，当我们回来叔公家时，可怎么也不会想到，已经五十多岁且又有病痛的父亲与十四岁还在上学的弟弟超安行走了四十多公里的山路，已经来到了叔公家里。我问为何事来红岭，父亲说：“昨天你们卫生院的蓝世英来到家里说，卫生院长(我已是周陂卫生院负责全面工作的副院长)要到县卫生局开会，所以今天一早就从家里赶来了。”

但是，这时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从红岭到县城的公路将近100公里，又没有车辆，走山路也有四、五十公里，是赶不回去了。就这样，父子四人在叔公家食宿了一晚，只能第二天一早乘客车回去。

可是，第二天醒来时，客车开出时间将到，我就既没刷牙也没有洗脸，穿上衣服，快速地跑了一公里多路后，终于赶上了已经正在爬坡的客车，而父亲与弟弟三人未能赶上车，只能行走山路回家去。

　　弹指一挥间，这徒劳之事至今不觉间就过去了五十年。如今回想起来真有点可怕和心惊，也感悟到那时年轻幼稚，不谙世事。有何困难和危险，要多少天才能由水路运到目的地，特别是晚上在大山之中的河岸上睡觉，若遇到老虎和大蛇等野兽出来寻找食物，那我兄弟俩岂不成为牠们的美食？偷运木材是否违规违法行为等等，当时哪能会想到这些问题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水运了一整日，才走了五、六公里水路，要到达目的地，没有十天半个月，是绝对不行的。

　　经过这一徒劳之事，使我们汲取了教训﹕以后，凡是非急不可待的事情，都要三思而行啊！

　　后语﹕我写这回忆录的目的在于﹕

一、不要忘记经历过的教训，以免再犯。

二、使晚辈们知道，那时的前辈是如何艰难困苦和不顾艰险的，那时要建一间泥砖瓦房的难处。

三、永不忘记有恩于自己的人。

四、对事情要多多善于思考。

五、我写此篇作品时，眼睛是湿润的。

2022年1月写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