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读《左传》（67）：弦高犒师的背后

奔向中原

凡念过中学，弦高犒秦师的故事算是尽人皆知了。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秦军前去偷袭郑国，行至半途，遇上郑国商人弦高。弦高灵机一动，一面派人去郑国报警，一面装作郑国使者。按当时迎宾慰劳先轻后重之礼节，先奉上四张熟牛皮，再送上十二头牛，说鄙人奉郑国之命，得知贵师要经过鄙国，特来犒劳。秦军一听郑国业已知晓，必定有所准备，失去了偷袭意义，遂回。

故事歌颂了商人弦高的爱国精神。而我要说的是，商人乃逐利者，为何如此爱国，其时商人地位又如何？

西周之时，“工商食官。”手工业者与商人是吃国家供应粮的，也就是说，工与商是国家垄断的。据《左传》、《周礼·考工记》等文献载，一个都城，中有宫室内城，前有外朝，后有市场，市场用于商品交易。城内划分士、农、工、商区域，分而聚居，其业世袭。至春秋，私商出现，以活跃市场，弥补官商之不足。用现在话说，先是计划经济，至春秋计划与市场经济并行。私商的出现，促进了市场繁荣及经济发展。

其时商人地位如何？《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四者称国人，不是奴隶，而是国家组成的主体，身份或为小贵族，或为自由民。故有相当地位，亦可为官，国家有重大事项，也须征求国人意见；国君无法无天，国人可以暴动，驱逐国君，接纳新君。

春秋时虽重农，然亦不排斥商业。一些有远见的国君，更是懂得无商不活无商不富之理，欲强国，必重商。齐桓公算一位，用有经商经历之管仲为相，对内，各聚（行政区域）设集市，解决居民日用之乏；对外，凭鱼盐之利，弛关市之禁，鼓励从商，减轻税负，迅速使齐国强盛起来。晋文公算一位，为强国称霸，釆用诸多措施，其中一条，叫轻关通商，盘活经济。

而不得不提的是郑国。郑国从陕西搬到河南，是个外来户，没有根基，势单力薄。而郑国境内有很多殷商遗民，擅长做生意。要想立足，就须与商人合作。于是与商人立下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其意是：你不背叛我，我也不强买强卖，更不能强行夺取。你有好生意和宝贵物品，我也不会过问。所谓盟约，两个签约主体必相对平等。由此可见，郑之商人地位还是蛮高的。

此盟约含金量如何？从其后发生一事中，可见盟约还是得到切实遵守的。鲁昭公十六年（前526年），晋国大夫韩宣子来郑聘问，另外捎带一件私事，他有一串玉环少了一片，在郑商人手里，想请郑官方协助取得玉环。时晋强郑弱，不要说拒绝，讨好拍马还来不及，况且与国家利益相比，玉环又算个什么。可是偏偏郑不肯帮忙。后韩宣子与商人谈好了价，要求郑官方作个见证。当然根据韩宣子的身份，肯定有点强买的味道。郑国还是不答应，执政子产告诉韩宣子，并非不愿帮忙，而是根据上述盟约，官方不能插手买卖，这是对商人的承诺，是国家诚信问题。韩宣子深以为然，放弃了购买。

知晓了前因后果，就可以理解商人弦高要如此爱国了，因商人与郑国是一对命运共同体。国家得益，商人亦得益，反之亦然。

至春秋末，有些商人已富可敌国，社会地位亦相应提高。孔子高足子贡是个商人，后任过鲁、卫之相。范蠡当过官，下海经过商；又当官，又经商。春秋时商人并不受歧视，当时人看法也是正面的。由于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其影响力可比肩公侯。

至专制时代，商人地位一落千丈。这是拜儒家所赐。儒由士发展而来，老祖宗孔孟就鄙视商人。孟母三迁之一，就是远离商贾。孟子认为仁义是无敌的，故何必曰利。孔子称赞子贡富而好礼，但与颜回的贫而乐道比，还是有差距的。这与孔子出身贫寒，故对富人存在偏见有关。其实像颜回再是乐道，又有什么贡献，而子贡却能利用财富，到处兜售孔子理念。无子贡，恐怕孔子的影响力要打折扣。至于后世歧视商人，皆是统治之需要。一是统治者洞悉人性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特点，共同贫穷比穷富不均更易统治；二是商人富可敌国了，有了更多资源，就会对自己统治造成威胁；三是商人流动性强，不易管理，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等等。不过，可以肯定，任何时代，无商人，经济发展一定不会好，民不会富，国也不会强。从春秋时代，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