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给我当老师

梁山

大姐在我们五姐弟中排行老大，我排行老五最小。我与大姐年龄相差十五岁。

1973年，我们村创办了小学，村里便将原在桶车七年制学校教书的大姐调了回来，作为学校的骨干教师。

我也与一部分本村的学生，从邻村的义比小学转回到本村的梁山小学读书。

梁山小学和大队部设在一块儿，座落在四队的一个半山坡上。除小学外，还有大队卫生院也设在这儿。

房子是纯木质结构的两层楼房，依山而建，座北朝南。虽然依山，但这山没有什么树木，光秃秃的，风景远没有义比小学好。

据说当时选址主要考虑这里位于全村的中心，北边的一、二、三队，南边的六、七、八队，东边的五队，都是以四队为中心。

梁山小学虽建得迟，但设置齐全，即小学一至五年级都有，每个年级一个班，每班约有二三十人，全校有一百多学生。

学校有五位老师，全为本村人，也都是民办教师。

大姐二十多岁，在学校老师中算最年轻的，但是学历却是最高的，也是能力最强的，还是唯一一个在正规制学校有过两年以上教学经验的老师。

大姐是县一中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那年，正遇文革爆发，高考中断，她因此失去了继续考学深造的机会。

毕业后，见外面很乱，父亲便让大姐回到老家跟母亲一起务农。两年后，被推荐到桶车七年制学校（小学五年初中两年）代课。

大姐原在校读书时成绩就好，而且还是文艺活跃分子，吹拉弹唱跳舞样样能干，因此她在桶车学校代课期间，不仅代过小学生的语文、算术，而且还教过初中生的英语课、音乐课。因表现突出，一年后便转为正式民办教师。

我从义比小学转过来时读三年级。大姐教我们语文和算术，而且还任班主任。

因为我与大姐年龄相差较大，从小她就很照顾我这个小弟弟。

虽然她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跟在父亲身边在县城读书，只有假期才回老家，但我与大姐并不生分。

因为大姐人很开朗，身为老大，对妹妹弟弟都很关心，而且她看的书多，明白的道理也多，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

后来我长大了大姐还常给我讲，说我一两岁时还不怎么会说话，有时哭闹厉害，只要听到她说要讲故事，我再哭再闹都会停下来，乖乖的坐在她身边听故事。

大姐在桶车学校代课时，有时也带我去学校玩。我至今还记得在她桶车学校宿舍里用小柴炉烧火做饭的情景。

暑假，大姐也带我去县城，住在父亲的单位房子里，白天去拜访同学或上街买香瓜、西瓜，晚上我们就去县革委会门口那个老电影院看电影。

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和大姐一起的时光，是我儿童时代最幸福最长见识的时光！

但大姐给我当老师后，变得既严肃又认真了。尤其是发现我语文、算术等课基础太差时，是又气又急又恼火。

我跟着大姐开始学汉语拼音，认真练习加减乘除。白天在课堂上按教科书的进度上课，晚上在家里大姐则给我补欠缺的课。

半年下来，我的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

学习成绩跟上进度后，大姐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开始给我讲一些课外的知识。比如她知道我喜欢听故事，便给我讲她看过的小说。

讲的第一部小说是《烈火金刚》，是描写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抗日的故事。什么“史更新刀砍猪头小队长”，“肖飞智取高铁杆儿”等故事给我印象很深。

当然，讲这些故事都是在大姐备完课、我做完作业之后，一般是在晚上。如果头天晚上故事太吸引人，第二天早上去学校的路上，我也会缠着大姐继续讲。

梁山小学离我们家有三四里路，翻山越岭大概要走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基本上都是大姐给我讲故事等课外知识的时间。

逐渐地我感到光听故事不过瘾了，于是从大姐那里要来书，我自己开始看了起来。

记得我看的第一本小说就是大姐给我讲的《烈火金刚》，第二本小说是《林海雪原》，第三本是《红岩》。

那时候，农村没有通电，而我看小说又只有晚上有时间，所以基本上是在昏暗的煤油灯、甚至是桐油灯下看的。

条件不好，我丝毫不介意。只要大姐和母亲允许我看，对我来说，就是最幸福的事。

如果大人不让看，有时候我会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偷偷看，或者跑到叔叔伯伯家里去看。

反正自从看了第一本小说后，我就迷上了小说。有时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又找到了几本好小说。

那个年代，相当一部分优秀小说都被列为了禁书，我们无法看到。能找到看到的，都是一些革命小说，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很多优秀作品，就如我看的前三部小说，放到现在，仍属优秀精典名著。

至于《西游记》、《水浒》、《三国》、《红楼梦》四大名著，是我后来进城了才看的。当时在乡下是看不到这些书的。

看小说并没有影响我的成绩，相反让我增长了许多知识，也有了很多美好的憧憬。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性格、情趣，甚至“三观”的形成，都与小时候看的那些小说弘扬的真善美、揭露的假丑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都源自于大姐，没有大姐给我当老师，没有大姐引我进入这些故事世界、知识世界，我可能始终是稀里糊涂、懵里懵懂。

因此，大姐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