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在狱中

百笨生·鄧仁才

十、七君子事件

       1935年12月27日，韬奋与沈钧儒、马相伯、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担任执行委员。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国共双方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

       1936年11月12日上海各界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1936年11月18日，因纺织工人罢工事件，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官员寺崎(英成)往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严厉指出丰田纺事件已远非劳动争议，而是抗日救国会在背后煽动暴动，并敦促逮捕救国会的领导。11月23日凌晨，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移送位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由于7人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但蒋介石政府拒不释放，且于1937年4月3日向沈钧儒、邹韬奋等人提出起诉书，并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入狱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一起受监禁。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于7月31日才将这七位爱国领袖取保获释，直到1939年2月最终撤销了起诉书。

附：七君子各人结局

       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各界民主人士极力奔走，营救因为坚决抗日、同情革命而入狱的“七君子”，但遗憾的是，“七君子”中部分结局不幸。

        1、邹韬奋（1895·11·5—1944·7·24）：1944年7月24日因脑癌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终年50岁。

        2、李公朴（1902·11·26—1946·7·11）：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工枪击身亡，终年45岁。

        3、沈钧儒（1875·1·2—1963·6·11）：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等职，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9岁。

        4、王造时（1903·9·2—1971·9）：1957年6月至1960年9月，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监狱。1971年8月因病逝世，1980年5月彻底平反，享年69岁。

        5、章乃器（1897·3·4—1977·5·13）：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残酷迫害。1977年5月13日于北京医院病逝，1980年6月给予平反，享年81岁。

        6、沙千里（1901—1982·4·26）：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贸易部、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长、粮食部长等职。未受到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波及。1982年4月26日于北京病逝，享年82岁。

        7、史    良（1900·3·27—1985·9·6）：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1957年司法部被撤消。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家，后受周恩来保护，未遭更大灾难。1985年9月6日于北京病逝，享年86岁。

十一、淞沪会战爆发    

创办《抗战》三日刊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7月31日将“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所释放。8月3日，邹韬奋等救国会负责人应国民政府之邀赴南京“贡献一些关于救亡运动的意见”。

       1937年8月13日即“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邹韬奋立即由南京返沪，并同时着手创办新的抗战刊物，经过五个昼夜的紧张筹备，由韬奋任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于8月19日在上海面世。刊名印在封面上方正中的手写体“抗战”两个大字庄严而富有战斗气息。       

       《抗战》三日刊开辟的栏目有战局分析、专论时评、各方通讯、战时常识、杂感随笔、诗歌语录、地图漫画等。编者将内容的可读性、版面的易读性、插图的可视性结合起来，板式紧凑、顺序严谨、栏目相对稳定、插图与文字版面协调，为当时期刊所少见。在邹韬奋的精心编辑下《抗战》三日刊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在所有抗日救亡进步刊物中独树一帜，非常适合战时读者的需要。

        因受到租界当局的干扰，《抗战》三日刊自第七号起一度更名为《抵抗》三日刊。上海沦陷后，迁武汉继续出版，并恢复原名《抗战》三日刊。

       《抗战》三日刊自创刊伊始，就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旗，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揭露亲日派的一切投降阴谋，经常报道、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业绩，使国统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而对于国民党政府，邹韬奋总是保持着清醒的“拥护”，始终坚持呼吁当局彻底开放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保障人民权益，实行真正的全面抗战。

       《抗战》三日刊，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创办的大批抗日救亡刊物中的佼佼者。它以宣传抗日救亡为核心，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代表了白区进步文化工作方向，引导了无数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十二、第三次流亡

上海——武汉    创办《全民抗战》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作出决定迁都重庆陪都。韬奋也决定把生活书店迁到武汉去开辟阵地。27日邹韬奋开始了第三次流亡。由于上海到芜湖的航道已经被日本飞机封锁停航了，邹韬奋同何香凝、郭沫若、金仲华等十几个文化界名人，就从上海坐法国船直接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广西桂林。广西青年的抗日情绪非常高，他们一下车，礼堂里面上千人等他们演讲。讲完了以后，这帮热血青年都跟着到宾馆，聊到凌晨两三点钟。又经衡阳、长沙，他们一路上宣传抗日，直到1937年12月中旬才赶到武汉。

　　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相继出版了许多像《抗战》这样的进步报刊。其中，《全民》周刊是抗日战争时期进步的综合性政论刊物。1937年12月12日在汉口创刊发行，由汉口全民周刊社编辑出版。该社社长是沈钧儒，编辑是柳湜、李公朴、钱俊瑞、张志让、张仲实、王昆仑、张申府，发行人李公朴。每期16版。《全民》周刊自创刊至1938年7月共出两卷30期。邹韬奋也于12月23日在武汉继续出版《抗战》第三十号，并将《抵抗》恢复原名《抗战》三日刊。《抗战》三日刊自创刊至1938年7月3日止共出刊86期。

       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一周年，即1938年7月7日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在武汉创刊发行。《全民抗战》三日刊以邹韬奋、沈钧儒、艾寒松、张仲实、胡绳、柳湜等6人组成编委会，邹韬奋任主编，柳湜任副主编。主要栏目有社论、短评、每周时事解说、信箱、小问答、新书介绍、半月刊物等。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影响最广，受人民普遍欢迎的刊物。

       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领导生活书店的员工，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鼓舞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许多青年在这些出版物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十三、第四次流亡

重庆——香港    续编《全民抗战》

       1938年8月，武汉失守。邹韬奋逼迫第四次流亡，决定前往陪都重庆，继续主编《全民抗战》杂志。因为观点与国民党的主张针锋相对，邹韬奋常被跟踪，并被限制自由。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限制重庆各报馆的宣传内容，邹韬奋仍旧立场坚定，因此他的《全民抗战》被停刊，生活书店也被破坏。

       1941年2月15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以辞职出走表示抗议。2月24日邹韬奋秘密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当他离开重庆刚刚到达桂林时，当地国民党特务收到扣留邹韬奋的电报。这时邹韬奋已乘飞机去了香港。

       

十三、第四次流亡

重庆    续编《全民抗战》

       1938年8月，武汉失守。邹韬奋逼迫第四次流亡，决定前往陪都重庆，继续主编《全民抗战》杂志。因为观点与国民党的主张针锋相对，邹韬奋常被跟踪，并被限制自由。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限制重庆各报馆的宣传内容，邹韬奋仍旧立场坚定，因此他的《全民抗战》被停刊，生活书店也被破坏。

       1941年2月15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以辞职出走表示抗议。2月24日邹韬奋秘密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当他离开重庆刚刚到达桂林时，当地国民党特务收到扣留邹韬奋的电报。这时邹韬奋已乘飞机去了香港。

十四、第五次流亡

香港    续编《大众生活》

       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

       同年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的第四天，占领了九龙，火炮直接对隔海的香港本岛轰击，香港危在旦夕。周恩来指示廖承志、潘汉年，要他们立即帮助在港的文化人士安全向南洋和广州转移。韬奋先生一家五口无处安身，过着流亡的生活。后来他们一家人在铜锣湾灯笼街的贫民窟里被找到，潘静安向韬奋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他和茅盾等人一起转移去广东东江纵队。他跟韬奋先生解释，一家五口目标实在太大，为了安全，只能分开走，他们尽快再把夫人和孩子送过去。

      妻子沈粹缜当即给韬奋先生收拾简单行李，把一点钱缝到裤子里层的左边。这些日子的奔波与煎熬，韬奋先生耳朵里突然绞痛，手发抖。沈粹缜一边帮他揉，一边关照他到那边停下后，赶紧找医生看看。就这样，韬奋先生一家又在战乱的香港再一次分离。

十五、第六次流亡广东梅县

        1942年月9日，邹韬奋离港赴东江游击区。共产党地下组织派人领着邹韬奋偷渡九龙成功后，马不停蹄往前赶东江，这是邹韬奋一生中第五次流亡。

       邹韬奋与妻子在东江帮助编辑《东江民报》。不久，邹韬奋被国民党通缉，邹韬奋只好去广东梅县乡下暂住。在梅县乡下，邹韬奋化名李尚清，过着隐居的日子。可国民党特务还是发现了邹韬奋就在粤东乡下，邹韬奋知道再住无益，弄不好连累好客的主人，接受共产党的劝告，打算经上海前往华中找新四军。

       1942年9月23日，中秋节刚过，邹韬奋打点简单行囊，离别梅县，生活书店也来人，陪韬奋先生化妆成商人绕道到上海，再在生活书店的张锡荣与德和公司的陈其襄老板帮助下，韬奋和一位老太太、一位中年妇女装扮成夫妻送岳母回老家，向苏北根据地转移，这是邹韬奋一生中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流亡。

       到了苏北，韬奋先生耳病越来越严重，他忍着耳痛给官兵演讲，有时备课一边写一边自己按摩；每次痛，都用德国的止痛药止痛，继续行军、继续演讲。新四军医生诊断，他的耳病不太像中耳炎，让他去新四军的战地医院检查。在苏北三师，贺绿汀发现韬奋先生吃一片德国狮牌止痛药已经止不住痛，而且药就要吃完。黄克诚报告了上级，陈毅同志作出“速派同志重新护送韬奋先生回上海治病”的决定。黄克诚拿出了五千元伪币做路费，让贺绿汀送他到一师。粟裕师长再次见了韬奋先生，给韬奋先生一张两万五千元的支票，另给贺绿汀五千伪币作路费，送韬奋先生去上海治病。

       韬奋先生是被国民党通缉的人，到了上海，生活书店的图书公司已被查封关闭，他只能化名住院。妻子和儿女都还在广西，陈其襄做他的担保人，住院签字。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追杀，五次转院。手术后韬奋先生的病并没有好转，最终，他生命的时间定格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十六、奋笔至终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共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军民一起劳动。他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1942年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于1月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3月，邹韬奋不幸查出罹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他忍受耳癌袭来的刻骨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

       1942 年8月，邹韬奋患上右耳慢性中耳炎症，并且日益严重。

       1943年3月，韬奋因癌症发作，不得不从解放区秘密转回敌占区上海治疗。中共领导人陈毅作出了“速派同志重新护送韬奋回上海治病”的决定。于是，中共派陈其襄、张锡荣、张又新等人将邹韬奋秘密护送回上海。邹韬奋的妹妹邹恩俊是一位医药化验师，请曾耀仲医生为哥哥看病，曾耀仲约请了其他医生会诊。他们一致认为邹韬奋患的是耳癌，必须手术治疗。

       在上海治病期间，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特务的搜捕，邹韬奋先后用了四个假名，换过五家医院。

       张锡荣花钱搞到一张“良民证”，邹韬奋化名“李晋卿”住进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 现华山医院) 的病房，著名耳鼻喉科专家穆瑞芬医师主持手术。手术顺利，但癌细胞已经扩散，要做X 光治疗。邹韬奋每做一次X 光治疗就呕吐不止，他时常用手捂着半边因手术变歪了的脸，诙谐地说：“这倒好，使别人更不容易认出我来了。”

       1943 年9 月，为了避免敌伪注意，邹韬奋被转移到格罗希路上的格罗疗养院( 后改名剑桥医院，现延庆路18 弄10 号) 继续治疗。

       1943 年11 月，敌伪风闻邹韬奋在上海治病，传讯曾耀仲医生。邹韬奋又被转移到海格路与善钟路口的瞿直甫医院( 现华山路第五小学) ，不久又住理静安寺附近的德济医院( 现延安西路地段医院) 。

      1944 年年初，邹韬奋只要病痛稍有缓解，他就在病床上支起写作架奋笔疾书，开始撰写自传《患难余生记》，简要回顾了《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可惜尚未完成第三章，因病情恶化而辍笔。

       1944 年2 月，日军谍报机关派出特务四处打探邹韬奋的下落，又将邹韬奋从瞿直甫医院转移到新闸路沁园村( 现新闸路1124 弄)22 号亭子间隐居。在这里，他耳朵流脓血，吞咽食物困难，疼痛发作时在地上打滚。妻子沈粹缜学会了打针，为丈夫注射杜冷丁止痛。邹韬奋在沁园村住了一个多月，因为病情更加严重，又被转移到了现在岳阳路190 号的原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1944年6月1日，自感病情加重的邹韬奋，要求口述遗言。6 月2 日，召来徐伯昕等人，邹韬奋面对亲友口授遗嘱，并由长期一起战斗的合作伙伴徐伯昕记录下了韬奋的《遗言记要》：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他还要求中共中央严格审查他一生的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1944 年7 月24 日清晨，邹韬奋呼吸很急促不能讲话。此时，邹韬奋的妹妹邹恩俊、大儿子邹嘉骅、女儿邹嘉骊，还有书店里的徐伯昕、陈其襄都在身边。夫人沈粹缜给邹韬奋拿了纸和笔，临终前邹韬奋用颤抖着手写下了“不要怕”三个字后与世长辞，终年49岁。

       邹韬奋病逝时，由于上海还处于日军的魔掌中，他的遗体以他曾用过的假名“李晋卿”的名义冰存于上海殡仪馆。有关他逝世的消息，只得暂时秘而不发。两年后才以真名落葬在上海虹桥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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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追悼和纪念

       1944 年8月中旬，徐伯昕到苏中根据地华中局报丧，并请求将遗嘱送往延安。

       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邹韬奋同志家属发唁电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唁电中说:“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存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9月下旬党中央决定在延安为邹韬奋同志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并成立了周恩来、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柳是、张仲实、张宗麟、姜君辰、林默涵、李文、陈今吾等13人为治丧委员会成员，筹备举办邹韬奋同志追悼大会事宜。同时将延安的“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

       10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邹韬奋去世消息，并首次发表《邹韬奋遗嘱》。

        1944年11月22日(“七君子事件”纪念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隆重举办了邹韬奋同志追悼大会。两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到会的青年同志，大多是在思想上受了韬奋的影响和帮助而参加革命的。场内外挂满了挽联和悼词。许多中央领导都参加了追悼会，朱德、陈毅在追悼会了作了重要讲话。同时，各解放区都举行了韬奋同志追悼会。

　　当时，《解放日报》特设了追悼专刊，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追悼专刊上题了词。

　　毛泽东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同志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944年11月15日题词）

　　朱德的题词：爱国志士，民主先锋。

　　周恩来的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陈毅、吴玉章、徐特立也都给追悼专刊写了文章。许多革命青年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追悼专刊上发表了文章，向帮助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韬奋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1978年7月24日，在邹韬奋同志逝世34周年的日子里，张仲实写了文章《怀念邹韬奋同志》，称赞“韬奋是杰出的编辑家、政论家、出版家和革命家。”并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郭沫若在邹韬奋的追悼会上演讲：“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青年的心里，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心里。你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从中国历史上，从我们人民的心目中，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

       1944年10月2日《新华日报》为邹韬奋先生追悼会发表特写《民主战士邹韬奋先生追悼会记》，全文如下：

       在凄风苦雨里，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涌进了银社的大门，默默地走向韬奋先生的灵前。不到祭礼开始，会场就被挤满了。后来的拥挤在两旁的走道里，祭坛的两侧虽然那么多的人，但是灵前始终是静悄悄的，一片庄严、肃穆、悲愤的气氛，占据了每个人的心，笼罩着整个会场。

       签名簿上有宋庆龄、郭沫若、邵力子、褚辅成、莫德惠、左舜生、章伯钧、邓初民、马寅初、黄炎培、林祖涵、董必武、许德珩……等800多人。许多青年人是没有留下名字来的，因为在签名桌的旁边，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注视着，他们拿起笔来，又只好远远的摔在砚台上，迅速的转身走进灵堂去了。

       会场的四壁，挂满了挽词挽联，灵前摆满了花圈。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横幅“精诚爱国”挂在当中；救国会的挽联是：“历二十余年文化斗争，卓识匡时，很早就提到民主政治；有数十万读者拥护，真诚爱国，永远站在大众立场。”

       许多职业青年，许多大学生，从北碚、从沙坪坝、从歌乐山、从璧山、从万县赶来参加这个追悼会，他们没有带来挽词，没有带来祭礼，他们只愿在韬奋先生的祭坛前默默地站几分钟。……

       沈钧儒、左舜生两先生陪祭，黄炎培先生主祭。……郭沫若先生、邵力子先生、林祖涵同志、褚辅成先生、纽约新闻周报记者伊罗生、左舜生先生、黄炎培先生、莫德惠先生、邓初民先生都做了极哀痛的讲演。郭沫若、莫德惠、邓初民等先生，都是一边揩泪一边讲话，莫先生、邓先生还沉痛地提到杜重远先生的死讯，更增加会场的悲愤情绪，顿时只听到一片唏嘘之声。(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日)

       签名簿上有宋庆龄、郭沫若、邵力子、褚辅成、莫德惠、左舜生、章伯钧、邓初民、马寅初、黄炎培、林祖涵、董必武、许德珩……等800多人。许多青年人是没有留下名字来的，因为在签名桌的旁边，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注视着，他们拿起笔来，又只好远远的摔在砚台上，迅速的转身走进灵堂去了。

       会场的四壁，挂满了挽词挽联，灵前摆满了花圈。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横幅“精诚爱国”挂在当中；救国会的挽联是：“历二十余年文化斗争，卓识匡时，很早就提到民主政治；有数十万读者拥护，真诚爱国，永远站在大众立场。”

       许多职业青年，许多大学生，从北碚、从沙坪坝、从歌乐山、从璧山、从万县赶来参加这个追悼会，他们没有带来挽词，没有带来祭礼，他们只愿在韬奋先生的祭坛前默默地站几分钟。……

       沈钧儒、左舜生两先生陪祭，黄炎培先生主祭。……郭沫若先生、邵力子先生、林祖涵同志、褚辅成先生、纽约新闻周报记者伊罗生、左舜生先生、黄炎培先生、莫德惠先生、邓初民先生都做了极哀痛的讲演。郭沫若、莫德惠、邓初民等先生，都是一边揩泪一边讲话，莫先生、邓先生还沉痛地提到杜重远先生的死讯，更增加会场的悲愤情绪，顿时只听到一片唏嘘之声。(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日)

       签名簿上有宋庆龄、郭沫若、邵力子、褚辅成、莫德惠、左舜生、章伯钧、邓初民、马寅初、黄炎培、林祖涵、董必武、许德珩……等800多人。许多青年人是没有留下名字来的，因为在签名桌的旁边，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注视着，他们拿起笔来，又只好远远的摔在砚台上，迅速的转身走进灵堂去了。

       会场的四壁，挂满了挽词挽联，灵前摆满了花圈。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横幅“精诚爱国”挂在当中；救国会的挽联是：“历二十余年文化斗争，卓识匡时，很早就提到民主政治；有数十万读者拥护，真诚爱国，永远站在大众立场。”

       许多职业青年，许多大学生，从北碚、从沙坪坝、从歌乐山、从璧山、从万县赶来参加这个追悼会，他们没有带来挽词，没有带来祭礼，他们只愿在韬奋先生的祭坛前默默地站几分钟。……

       沈钧儒、左舜生两先生陪祭，黄炎培先生主祭。……郭沫若先生、邵力子先生、林祖涵同志、褚辅成先生、纽约新闻周报记者伊罗生、左舜生先生、黄炎培先生、莫德惠先生、邓初民先生都做了极哀痛的讲演。郭沫若、莫德惠、邓初民等先生，都是一边揩泪一边讲话，莫先生、邓先生还沉痛地提到杜重远先生的死讯，更增加会场的悲愤情绪，顿时只听到一片唏嘘之声。(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日)

       签名簿上有宋庆龄、郭沫若、邵力子、褚辅成、莫德惠、左舜生、章伯钧、邓初民、马寅初、黄炎培、林祖涵、董必武、许德珩……等800多人。许多青年人是没有留下名字来的，因为在签名桌的旁边，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注视着，他们拿起笔来，又只好远远的摔在砚台上，迅速的转身走进灵堂去了。

       会场的四壁，挂满了挽词挽联，灵前摆满了花圈。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横幅“精诚爱国”挂在当中；救国会的挽联是：“历二十余年文化斗争，卓识匡时，很早就提到民主政治；有数十万读者拥护，真诚爱国，永远站在大众立场。”

       沈钧儒、左舜生两先生陪祭，黄炎培先生主祭。……郭沫若先生、邵力子先生、林祖涵同志、褚辅成先生、纽约新闻周报记者伊罗生、左舜生先生、黄炎培先生、莫德惠先生、邓初民先生都做了极哀痛的讲演。郭沫若、莫德惠、邓初民等先生，都是一边揩泪一边讲话，莫先生、邓先生还沉痛地提到杜重远先生的死讯，更增加会场的悲愤情绪，顿时只听到一片唏嘘之声。(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日)

       许多职业青年，许多大学生，从北碚、从沙坪坝、从歌乐山、从璧山、从万县赶来参加这个追悼会，他们没有带来挽词，没有带来祭礼，他们只愿在韬奋先生的祭坛前默默地站几分钟。……

　　一支真正的钢笔

郭沫若在邹韬奋先生追悼会上的讲演辞

       韬奋先生，你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位好儿子，我们中国青年的一位好兄长，中国新文化的一位好工程师。你的一生，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青年的领导，为了文化的建设，尤其在抗日战争发动以来，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是很慷慨地、很热诚地用尽了你最后的一滴血。在目前我们大家最需要你的时候，而你离开了我们，这在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呀！这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呀！

       韬奋先生，在你自己，怕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吧。你把你自己慷慨地奉献给了人民，而你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庄严的完整的艺术品，在你自己怕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吧？要说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在目前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接近胜利的期间，而你没有可能亲眼看见中国人民的得到解放，中国青年的无拘无束的成长，反而在弥留的时候，你所接触的是中原失利的消息，湖南失利的消息。这怕是使你含着滚热的眼泪，一直把眼睛闭不下的吧！这在我们，作为你的朋友的我们，尤其是长远的一个哀痛！是我们的努力不够，没有把胜利早一天争取得来，反而在全世界四处都是胜利的声浪中，而我们有日蹙国百里的形势，增加了你临死时的哀痛。

       我们在今天，在这儿追悼着你，至少我自己是深深地感觉着犯了很大的罪过的！但是，韬奋先生！你是真的离开了我们吗？你是真的放下了武器倒下去了吗？没有的，永远没有的。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青年的心里，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的心里。你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从中国的历史上，从我们人民的心目中，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

       你的武器，你的最犀利的武器，也交代在我们手里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差不多都有你的武器，这就是这么一支笔！你仗靠着这支笔！为人民的解放，为反法西斯的胜利战斗来了，我们也应该仗着这支笔，为人民的解放，为反法西斯的胜利战斗起去。这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名实相符的钢笔，有了这支笔存在的地方便是民主存在的地方，没有这支笔存在的地方便是法西斯存在的地方。像德国、日本那样法西斯国家，它们的笔是没有了，是变了质，变成了刷把。替统治者刷浆糊，刷粉墙，刷断头台，刷枪筒，甚至刷马桶。这样的刷把，早迟是要和法西斯一道，拿来抛进茅坑里去的。（鼓掌不息。）

       我们中国幸而还有这一支笔，这是你韬奋先生替我们保持了下来，我们应该要永远的保持下去。在目前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笔杆的使用是要愈见代替枪杆的地位了。枪杆只能消灭法西斯的武力，要笔杆才能消灭法西斯的生命力。邹韬奋先生，你的一生用你的血来做了这支笔的墨，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把我们的血来灌进去。邹韬奋先生，你的一生把你的脑细胞来做了这支笔的笔尖，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把我们的脑袋子安上去。我们要纪念你，韬奋先生，我们定要永远地保卫这支笔杆，我们不让法西斯再有抬头的一天，不让人类的文化再有倒流的一天。这也怕就是，你通过你的笔所遗留给我们的遗嘱。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

邹韬奋《遗嘱》

       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睹人民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疾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惓念同胞，愿以最沉痛的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死后，希望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长子家驿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家骝研究医学，幼子家骅爱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俱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业。

1944年6月2日 口述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