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课外辅导资料共享：竺可桢大师的气候学

清峰

曾流行着一篇文章，题为“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迁与王朝兴衰的规律”。文章主要参考的是竺可桢先生在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竺可桢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他结合史学、物候、方志和仪器观测，将过去5000年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这对我们更立体的了解历史很有帮助，故转载其文的简约版本，以飨读者。

孔子的《论语·为政》中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意思是说自己在15岁的时候就立志学习，到了30岁的时候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发展方向。



作为孔子是这样，而作为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浙江大学前校长竺可桢也是这样。他出生于1890年，1905年时他15岁，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小学毕业，从淅江绍兴考入上海澄衷学校，被同学推为班长。而到1920年他30岁时，已经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两年了，这一年他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年在此学校基础上筹建了东南大学）讲授气象学、地理学，1921年任地学系主任。此后直到1925年他离开东南大学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在1920年——1925年的几年间他培养了我国老一辈的许多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繁衍出我国现代许多地理和气象机构，这一阶段也为他以后创办气象研究所以及担任淅江大学校长提供了准备。对竺可桢的这一阶段，毕业于淅江大学史地系，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冻土学和泥石流研究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现代冰川之父的施雅风院士

竺可桢绘制的气候周期图 - 图片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文 | 竺可桢

《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如沈括（1030-1094）、刘献廷（1648-1695）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无常, 早有怀疑但他们拿不出很多实质性事实以资佐证, 所以后人未曾多加注意。直到现世纪二十年代, “ 五四”运动、即反帝反封建运动之后, 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精神一部分先进分子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 建立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新形势下, 近代科学也受到推动和扩展, 例如应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发掘, 并根据发掘材料对古代历史、地理、气象等进行研究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 有人据此推断在三千年前, 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 成绩毕竟是有限的或因材料不足而作了错误的判断例如, 近三千年来, 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 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 有人不了解这一点, 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 这是不对的当时作者也曾根据雨量的变化去研究中国的气候变化, 由于雨量的变化往往受地域的影响, 因此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

毛泽东曾说：“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 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 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 悲观的论点, 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 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 因为这些论点, 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 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 地球史, 生物史, 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二十世纪初期, 奥地利的教授J·Hann以为在人类历史时期, 世界气侯并无变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记录所否定, 从下面的论述就可以知道。

在世界上, 古气候学这门学科好象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引起地球物理科学家的注意。在六十年代, 曾举行过三次古气候学的世界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提出的文章, 多半是关于地质时代的气候, 只有少数讨论到历史时代的气候无疑, 这是由于在西方和东方国家中, 在历史时期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可靠记载。在这方面, 只有我国的材料最丰富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记载, 以及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

在中国的历史文件中, 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除历代官方史书记载外,很多地区的地理志方志, 以及个人日记和旅行报告都有记载, 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论文,只能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的分析, 希望能够把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简单扼要的轮廓。



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 近五千年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

一、考古时期, 大约公元前3000年至1100年, 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刻在甲骨上的例外）；

二、物候时期, 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 当时有对于物候的文字记载, 但无详细的区域报告。

三、方志时期, 从公元1400年到公元1900年，在我国大半地区有当地写的而时加修改的方志。

四、仪器观测时期，我国自1900年以来开始有仪器观测气象记载, 但局限于东部沿海区域。

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 必须选定一个因素作为指标，如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 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原因是在东亚季风区域内, 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 非旱即涝，再则邻近两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 温度的变迁微小, 虽摄氏一度之差, 亦可精密量出, 在冬春季节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冬季温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 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温度升降比较统一, 所以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

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1100年）

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用碳－14同位素测定为约5600——6080年前）和河南安阳殷墟（约前1400——前1100年）的发掘表明，当时猎获的野兽中有竹鼠、麞和水牛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而现在西安和安阳一带已经不存在这些动物了。此外，在殷代留下来的甲骨文上可以看出当时安阳人种稻比现在大约要早一个月。在山东历城县发掘龙山文化遗迹中找到一块炭化竹节，有些陶器外表也似竹节。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可直到东部沿海。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假设，五千年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1—3个纬度。

对照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温度，可以说5000年前的仰韶到3000年前的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比现在年平均温度高2℃左右，正月份的平均温度高3—5℃。

物候时期（前1100——1400年）

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常常用肉眼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是物候。物候学也可以说是没有观测仪器时代的气象学和气候学。我国劳动人民早在公元前11世纪便开创了这种观测，积累了3000年的丰富材料。

中国的许多方块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周朝（公元前1066年开始，定都于西安附近的镐京）初年的文件中，如衣帽、器皿、书籍、家具和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可见周初黄河流域竹类广泛生长，而现在则不行了。商周时代，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很重要的事。人民采用各种方法来定春分，作为农业操作的开始时期。当时位于山东近海的郯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的最初来到以定春分，但是现在家燕３月22日才到长江下游。郯城和长江下游的上海两地的年平均温度相差1.5℃，正月平均温度相差4.6℃。这个结果与考古时期用竹子分布区域变化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周初温暖的气候不久就恶化了，汉江在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就两次结冰。但是，到春秋时期（前770—前481年）又和暖了。《左传》中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到处可以生长梅树。《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都无梅树了。而且在商周时期，梅子被普遍用来调和饮食，因当时不知有醋。这说明梅树的普遍性。战国秦汉时期，气候继续暖和。清初的张标研究了秦朝《吕氏春秋》中的物候资料，认为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汉朝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分布，如桔在江陵（四川），桑在齐鲁（山东），竹在渭川（陕西），漆在陈夏（今河南南部）。这些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都推向北方。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筐盛石子来堵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园竹子的繁茂。

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国都洛阳晚春还降霜雪，但冷的时间不长。当时，河南南部的桔和柑还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曹操（155—220）在铜雀台（今河南临漳西南）种桔，已经不能结实了，气候已比司马迁时寒冷。曹操儿子曹丕在225年，到淮河广陵（今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结冰，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这种寒冷继续下来，直到第3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80—289年这十年间达到顶点。当时每年阴历４月份降霜，估计那时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１—２℃。南北朝时（420—579年），南京覆舟山筑有冰房，是用以保存食物新鲜的。那时南京的冬天应比现在要冷２℃，才能提供储藏需用的冰块。约在533—544年出版的《齐民要术》，总结了六朝以前中国农业最全面的知识。根据这本书，当时黄河以北阳历４月中旬杏花盛开，５月初旬桑树生叶，与现在相比约迟了两周到四周。此外，书中还讲到当时黄河流域石榴树过冬要“以蒲藁裹而缠之”，也表明6世纪上半叶比现在冷。



隋唐时代（581—907）中，在第7世纪中期，气候变得和暖了。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冰无雪。8世纪初和9世纪的初和中期，西安的皇宫里和南郊的曲池都种有梅花，而且还种有柑桔。公元751年皇宫中柑桔结实，公元841—847年也有过结实的记录。柑桔只能抵抗-８℃的低温，而现在的西安几乎每年的绝对最低温度都在-８℃以下。到公元11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了。宋朝诗人苏轼（1036—1101年）有“关中幸无梅”的诗句。王安石（1021—1086年）嘲笑北方人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的句子。从这种物候的常识，就可知道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12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还可以通车。太湖和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桔全部冻死。杭州落雪频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据南宋的历史记载，从1131—1260年，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４月９日，比12世纪以前十年的最晚春雪约推迟一个月。1153—1155年，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冬天结冰。1170年阳历10月，北京西山遍地皆雪。现在，这种现象是罕见的了。福州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一千多年来，曾有两次荔枝全部死亡，一次在1110年，另一次在1178年，均在12世纪。

日本的封建主历年在西京花园设宴庆祝日本的樱花盛开，从9世纪至19世纪，均有日期的记载，从而保留了一份物候记录。这个樱花开放时期，以第9世纪为最早，第12世纪为最迟。

12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又开始回暖。1200年、1213年、1216年和1220年，杭州没有冰和雪。这个时候，北京的杏花也是在清明开放，与今日相同。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13世纪的后半叶。因为自隋唐在河内（今河南博爱）、西安和凤翔（陕西）设立的管理竹园的竹监司，在宋元两代断断续续，直到明朝（1368—1644年）末年才完全停止。从此，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培植了。

13世纪初和中期的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据收集到的记载，1309年，无锡一带运河结冰。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数尺，桔树再次冻死。1351年阳历11月黄河在山东境内就有冰块顺流而下，而近年河南和山东到12月时黄河才出现冰块。当时家燕在北京是4月末来，8月初去，同现在物候记录相比，来去各晚早一周。可见，14世纪比13世纪和现时为冷。日本樱花物候也有同样的反映。

1221年，丘处机从北京出发去中亚见成吉思汗，曾路过新疆赛里木湖。他称之为“天池”。他说，湖的四周有山环抱，山上盖雪，影映湖中。但是，现在那些山峰上已无雪了。那些山峰高约3500米，说明那时雪线在3500米以下。现代天山这部分的雪线位于3700至4200米，则13世纪的雪线大约比现在低200—500米。在欧洲的俄罗斯平原，寒冷期约在1350年开始；在德意志、奥地利地区，1429—1465年是气候显然恶化的开始；在英格兰，1430年、1550年和1590年的歉收，也与天气寒冷有关。由此可见，寒冷的潮流开始于东亚，而逐渐向西移。

气候变迁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

方志时期（1400——1900年）

近人曾经根据665种方志统计了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汉江和淮河的结冰年代（13世纪至20世纪），以及近海平面的热带地区降雪落霜年数（16世纪开始）。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我国温暖冬季是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间。寒冷冬季是在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间。以世纪来分，则以17世纪最冷，19世纪次之。

这个结果与日本诹访湖（北纬36°，东经138°）的结冰日数相比较，是近乎一致的。只是日本严冬开始和结束的年代，比中国提早四分之一世纪。

上面谈到15世纪到19世纪冬季是相对寒冷的，最冷的是17世纪，特别是1650—1700年间。例如，江西的桔园和柑园在1654年和1676年两次寒潮中，完全毁灭了。在这50年期间，太湖、汉江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二次。我国热带地区，冰雪也极频繁。湖北沙市在1608—1617年记载有过桃、杏、丁香、海棠等开花日期，与今日武昌相比，要迟七天到十天。1653—1655年间北京物候记载与现在相比，也要差迟一、二星期。并且根据当时旅行记录，1653年11月18日天津运河已冰冻，不能通航，只得乘车到北京；1656年返程时，北京运河是３月５日解冻的。因此可以估计当时封冻期为107天，而目前冰冻期只有50—60天。从物候的迟早可以估算北京在17世纪中叶冬季要比现在冷2℃左右。

仪器观测时期

清代（1644—1910年）北京、南京、杭州和苏州有过雨日的记载，根据秋季初次降雪到春节末次降雪的平均日期，得出结论是，1801—1850年间比其前的1751—1800年间和其后的1851—1900年间为温暖。这与上节资料是相符合的。

根据上海气温的趋势，19世纪最后25年气候寒冷，1897年左右冬季温度达到平均值，随后在平均值以上约十四年。约在1910—1928年，温度又逐渐下降到平均值以下。然后升高，1945—1950年超出平均值0.6℃。此后，温度逐渐降低，1960年回到平均值。在这期间，天津的冬季温度趋势，也与上海类似，但顶峰和底点比上海早几年到来，幅度也较大；而香港的曲线波动顶峰和底点则比上海迟滞，幅度也较小。上海八十多年的气候变幅，在0.5—1℃上下摆动。这种摆动直接影响植物和动物的生产，间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以及影响农业操作和农业生产。

中国近80年以来的温度变迁，已使天山雪线和冰川进退受到了影响。根据中国科学院冰川队的调查，证明在1910—1960的50年间，由于气温升高了，天山雪线上升40至50米，西部冰川舌后退500至1000米。东部天山冰川舌后退200至400米。同时，森林上限也升高一点。因为发现有新鲜的冰川堆积物，无论是在风化程度还是在土壤、植被发展方面，都明显地区别于古老的冰川堆积，所以可以认为现在覆盖在天山高峰的冰川是历史时代（即1100—1900年寒冷期）的产物，而不是第四纪冰川期的残余。

本文可导致下列初步性结论：

（一）在我国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原始氏族时代的仰韶文化到奴隶社会的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２℃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

（二）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的范围为1—2℃。

（三）在每一个400至800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升降范围是0.5—1℃。

（四）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播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传播的趋势。

我们把3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与中国的作一对比，发现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由于一地的雪线升降与温度有一定关系，将我们的结果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大体也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只是公元前400年（战国时代），挪威出现过一个中国所没有的寒冷时期。

最近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在格陵兰岛上的冰川块中，以氧－18同位素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1700年来格陵兰气温的升降与本文结果是一致的。此外，三千年前中国有一个寒冷时期，在格陵兰用氧－18同位素法也得出了同样的反映。

竺可桢：科学人生与家国情怀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3-02-24 15:5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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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竺可桢、秉志、侯德榜等诸多老一辈科学家的名字，赫然映入我们的眼帘。竺可桢作为老一辈科学家中的杰出代表，几十年如一日进行气象学研究。他开创了物候学和中国气候变化历史领域的研究，为推进中国气象事业发展殚精竭虑，书写了光辉的科学人生。同时，这也展现出他心系国家农业发展、振兴气象事业的家国情怀。



　　秉持“科学救国”的初心

　　竺可桢所处的时代境遇，是其家国情怀形成的现实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而，“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就竺可桢所处时代而言，他少年时期正处清朝末年，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的侵略、军阀混战，使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目睹了这一切，他认为，中国虽然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优良的文化传统，但还是被外国列强欺侮，主要是科学技术不如人。他认识到，要让国家富强起来，不再受外国列强的凌辱，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必须发奋读书，以科学救国。他在上海求学时，学习十分刻苦用功，常常废寝忘食。后来，他考入唐山路矿学堂，通过刻苦学习，在一年半的五次考试中，每次都是全班第一，是学堂里最优秀的学生，连那些傲慢的英国老师对他也刮目相看。

　　1910年，竺可桢通过了第二届庚款留美考试，与同期的70名考生一起赴美留学。在选择所学专业时，他想到，中国以农立国，万事以农为本，于是，他选择了到美国中部的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通过在学校的学习和实际考察，竺可桢看到，美国农业是高度产品化、自动化的，而中国农业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两者之间相去甚远。他在大学所学的东西，远离了中国农业的现实。1913年夏天，竺可桢大学毕业后，在选择继续深造的专攻方向时，就选择了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气象学，考入了哈佛大学地学系研读气象专业。

　　在美国气象学家沃德、麦坎迪的指导下，竺可桢于1915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又申请延长三年学习时间，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虽然中国已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时期，但仍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更坚定了竺可桢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当时国内政治混乱，前途渺茫，只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朝着现代社会发展。他积极参加由中国留美学生发起的“中国科学社”的工作，编辑《科学月刊》，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并且把自己的研究目标确立为中国的气候研究。为此，他除了攻读气象、气候、地质、地理学等十多门课程外，还选修了自然科学史。1918年，竺可桢的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通过答辩，在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他毅然决定回国效力。

　　探索人才培养

　　作为留学回国的学子，竺可桢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毅然选择到高校执教，想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1919年，竺可桢留学8年归来后，走上了高校讲台，应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的聘请，到该校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1920年，他又受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更名为东南大学。在竺可桢的倡议下，东南大学成立了地学系。这是中国大学中设立的第一个地学系，竺可桢出任系主任。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其中的气象专业也是中国大学的第一个气象专业。从此，中国开启了自己培养气象专门人才的历史。当时没有教材，他就自己编写《气象学》教材。为引导学生们认识不同高度的空气成分，认识温度、气压，云雾霜雪，雷雨、冰雹，风、风暴与台风等气候现象，他在课堂上由浅入深地把复杂的气象学知识“润物细无声”地传授给学生。除了课堂教学，竺可桢非常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把野外实习作为地学系各科的必修课程。此外，他还在校园里设立了气象测候所，以训练、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他在执教的10年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气象专门人才。

　　开创气象事业

　　作为一名气象学专家，为改变中国气象事业落后的面貌，开创中国气象事业新局面，竺可桢精心拟订《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并付诸实施。1928年，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由于当时中国没有统一管理气象工作的机构，因而中央气象研究所就肩负起了双重任务：既是全国气象学术研究机构，同时又是全国气象事业的领导机构。在他的领导下，除进行原来的地面气象观测外，中央气象研究所先后开展了高空气象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同时，该所还开展了物候、日射、空中电气、微尘及地震等观测业务和研究工作。接着，先后在南京、北平等地开展了测风气球、探空气球、飞机探测和气象风筝等工作。

　　在中央气象研究所成立之前，中国的天气预报主要是由外国人办的气象台在中国发布。1930年元旦，沿海各气象站的管理权力被收回，中央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发布天气预报及台风警报。从此，中国有了自己领土领海的气象预报。同年，竺可桢带队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远东气象会议。会议期间，香港总督和会议会长先后两次举行宴会。在宴会上，中国和另一个国家的席位被安排在末席。竺可桢认为，这是有损中国国格的安排，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和出席会议的中国成员商量后决定，以不再出席会议的行动表示抗议，并提前乘坐海轮返回上海。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竺可桢更加坚定了独立自主创办中国气象事业的决心。

　　竺可桢把大量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中。1932年，北极阁气象所开始了地震的记录，是中国最早的地震台之一。竺可桢还对发展全国气象事业有着宏伟构想。他在《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中阐述了气象与农业、渔业、航海、航空、水利、科学开发、破除迷信的关系，提出在全国各地划区设气象台，视区域大小、地形、人口设气象测候所。按他的计划，10年内，全国应有10座气象台、180个测候所、1000个雨量测候所，为中国的农业、水利、航海、航空、国防等服务。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目标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但他一直在为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懈努力。他派遣专业人员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峨眉山上开展高山测候；多方筹措资金，在泰山日观峰建立了气象台；派遣相关专业人员在西藏拉萨建立了测候所，开始了对世界屋脊的气象观测。为解决气象工作专业人员严重缺乏的问题，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气象研究所先后开办了四期气象学习班，共培训了近百名学员并充实到各级气象部门。

　　研究气候学与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竺可桢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为发展国家的气象事业殚精竭虑，时刻心系气象事业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此，他对物候学、农业气候学和中国历代气候变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比如，竺可桢在《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中论述了气候学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他指出，植物受气候的限制比人类还要大。以植物而论，在寒带和热带、高山和平原、沙漠和湿地，所生长的草木种类完全不同。一棵树的叶子厚薄多少与叶绿素之分布、综合日光强弱有关。红色光线和蓝色光线的作用就不同。红色光线使细胞生长，蓝色光线使细胞分裂。植物叶绿素之所以能制造各种碳水化合物，其能源依靠太阳辐射能，通过一个地方年总辐射量可以初步推算每公顷或每亩地在假定理想状况下的农作物产量。而除了阳光，温度也是影响农作物生产的重要因素。比如，荔枝、龙眼只产于中国东南地区，茶叶、橘子不过秦岭，热带植物大多数不能经霜。农作物的生长速度，无论是以枝叶根蒂的长度厚度计，还是以农作物的重量计，均以气温为30℃时为最快。气温降至30℃以下时，则温度愈低，生长愈慢，直到5℃左右，大多数作物进入休眠状态。气温若升至30℃以上，生长速度也要递减，气温达到40℃，大多数作物亦停止生长。雨量对于农作物的生长也非常重要。全世界稻米产量大多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季风区域。历史上，东亚和东南亚水稻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96％，而季风区域夏季的高温和充沛雨量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对于农作物收获的影响，雨量比温度更为重要，多半要靠雨量的适时。中国多数地区属于季风气候区，一个特点是雨量集中在夏季温度高的时期；另一特点则是，夏季风来临和退却时期的或迟或早，导致雨量的或少或多。雨量多容易造成洪涝灾害，雨量少又容易造成旱灾。

　　竺可桢在论文的最后指出，气候既然是目前粮食生产增减的重要因素，我们就需要分析气候如何影响粮食生产，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一个地方气候的有利因素，减少或免除一个地方气候的不利因素。从这篇论文的字里行间，每一个数据、每一个结论，不仅让我们看到竺可桢阐释与分析的严谨性、科学性，更能看到他作为一个气象学专家对于国家农业生产的关切情怀。竺可桢的这篇论文，积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三易其稿，可见他对气候研究着力之深，对国家及农业发展的关心之切。这不仅是一篇严谨而专业的科学论文，而且是他心系国家农业发展、振兴气象事业的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推进中国农业生产高屋建瓴的重要文献。

　　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人生与家国情怀，不仅推进了中国科技、教育、文化、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热爱祖国、献身科学、服务社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广义逻辑悖论的历史发展、理论前沿与跨学科应用研究”（18ZDA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苏道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东南大学科学技术伦理研究所所长、哲学与科学系教授

西方国家是靠文艺复兴崛起的吗？错

2022-03-温铁军：

三农学者温铁军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西方的中心主义思想无法真正解释西方是如何崛起的；

他建议大家去读中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著作，从科学的角度找到东西方真正的历史，从而科学地解释西方到底是如何崛起的。

竺可桢发现，世界历史的演化其实跟历史气候的变化息息相关：当地球气候变暖时，农耕文化就会碾压游牧文化；而当地球气候变冷时，游牧文化就会挤压农耕文明的生存空间。

蒙古民族之所以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无敌，是因为当时地球气候正处于小冰川时代，北方游牧民族无法生存，不得不以命相搏，拼命向西向南扩张，从而诞生了大蒙古帝国。

远在西汉时期，地球气候温暖，农耕文明终于重新掌握了主动，汉北击匈奴，致使匈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西迁，结果呢？西迁的匈奴居然压迫得日耳曼人远迁欧洲，把罗马帝国人灭了。

最终亚欧大地的陆路贸易通道被阿拉伯帝国所控制，欧洲人经过多次十字军东征都无法冲破阿拉伯帝国对东方贸易通道的阻拦，逼不得已，只好寻找从海上到达东方的航线，最终导致航海地理大发现，疏通了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通，给欧洲带来了文艺复兴。

而不是西方学者杜撰的，欧洲先有文艺复兴，再有大航海时代，颠倒了因果！

正因为这种颠倒因果，帮欧洲洗刷了欧洲人航海时代所犯下的民族大灭绝的罪恶！并且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说是文艺复兴带来的经济、科技与文化思想的突破，才给欧洲带来了近代文明，把欧洲人的崛起说成是文艺复兴带来的科技、政治与文化带来的结果。

而真正的真相却被掩盖了！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欧洲人惨无人道的航海时代对海外的民族大灭绝、大掠夺、大侵略，从而为欧洲贵族王室积累了沾满鲜血的原始资本，使得许多人可以脱离农业生产，从而文化艺术创作，从而带来了所谓的文艺复兴！

这才是西方历史的真相！无耻的真相，从一开始，盎撒民族就是一个嗜血而残暴的民族，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世界祸乱的根源！

温铁军：这才是东方文明胜过西方文明的关键原因！

人类从原始形态到文明的演进，一直在被动与自觉地应对因自然、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机的挑战。气候变化和地理约束对很多人类早期、中古历史时期的大事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现阶段，一方面世界农业形势严峻，全球气温每上升1℃，粮食产量就下降5%，这还没有考虑到伴生气候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特别是殖民地大陆以农业作为获利手段，由此造成环境灾难的趋势就愈加恶化。

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2021年10月3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英国格拉斯哥开幕，这是《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以来的首次气候大会，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会议中就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议题进行了磋商。当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关于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的临时报告。

2021年11月13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闭幕会后，大会主席夏尔马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图｜新华社

报告显示，气候形势恶化导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

库叔就此专访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温铁军回顾探究了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对东西方农业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比较，他认为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是当今人类追求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国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和生态文明传统的政治国家对全人类的责任

1972年年初，中国科学院时任副院长、院士竺可桢，在主流社会普遍相信“人定胜天”的特定时期，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称其为“一生专门研究的一个课题”。

文章刊发后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高层重视，国内外学者不断索函该文。这一研究成果是开创性的，他首次以历史时期而非地质时期的气候变迁为对象，研究了气候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动。

鉴于其对不同区域历史发展路径显著差异的客观原因分析，不同于长期占据思想界主流的“冷战意识形态”，因此可称之为“竺可桢假说”，作为我们研究生态化与可持续农业的思想资源。

1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实线）与5000年来中国温度（虚线）变迁图

上图中的实线为挪威雪线高度，虚线为5000年来中国温度。温度以摄氏度计，以0线作为目前温度水平。横线时间的缩尺是虚数的，越至左边缩尺越小。

竺可桢指出中国的数据和欧洲的数据走势基本一致，但欧洲的气候变化要稍滞后，二者走势同步的原理在于都受西伯利亚冷空气的支配。

竺可桢主要针对西方学术界主流的形而上的气候学论点（即认为可根据几十年的气候观测准确地推算过去和未来很长时间的气候数据，认为地球的气候是不具有历史内容、不具有发展的性质的），在同位素监测等现代年代推断技术手段发展刚刚起步、地球物理和气象理论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利用考古资料、古文献提供的物候学资料、方志资料、近代以来的仪器观测资料，开拓性地提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基本框架和趋势，并将其初步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相结合，这是难能可贵的。

虽然此前有西方学者如亨廷顿，1907年在其名著《亚洲的脉搏》中提出的气候变迁导致匈奴西进的假说；后有埃及考古学家发现，过去1万年间尼罗河流域摩里斯湖水位变动的曲线和埃及王朝兴衰时期非常一致，水位低下时就会发生混乱，新的王朝就此诞生。

但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提供的证据之丰富、对考古证据和古文献证据利用之富有创造性、论证手段之综合、论证方法之严密谨慎，都是前作所无法比拟的。

以竺可桢文章最后与冰芯研究结果的比照为例，格陵兰岛冰芯研究方法由丹麦学者威利·丹斯加德于1954年，以格陵兰岛挖掘出的远古冰层中氧同位素为分析对象，根据各时期降雪形成的冰层中各氧同位素的比例来推测当时的气候。以这种方法得到的5000年以来的历史气温数据，和竺可桢根据物候观测得出的中国历史温度变迁的趋势大体一致。

竺可桢根据考古和文献物候资料绘制的中国气温变迁图与氧同位素观测手段结果的比对

虽然竺可桢未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展开论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与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具体关系，但任何接触到这一研究的人都能感受到文中隐含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说，即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人类社会自身蕴含的根本推动力量之外，还受到气候变迁的巨大影响，甚至是左右历史进程的影响。

2、北纬30度的真实秘密

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四大文明古国”有个共性即都分布在东半球北纬30度附近。早期人类文明集中在亚非大陆上，在人类文明繁衍的客观地理空间分布上有一个明显特点，即高原、山地主要集中于中低纬度地带；平原或低矮山地主要集中在高纬度地带。

从早期人类基本生存依赖的温度条件和地理空间条件上看，中低纬度地带不仅有适宜的温度，其地形防护也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作为文明发祥地的欧亚大陆的宏观地理面貌，主要形成于中生代、新生代的阿尔卑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这是地质历史上最年轻的造山地质运动，共同定义了欧亚大陆的地貌。

因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升起，整个欧亚大陆发生巨大隆起，而以中央部分上升最大，隆起过程中出现强烈拱曲、断块和沉降，构成线状延伸，巨大的褶皱山系横贯亚欧非三大洲，大大影响了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地理格局。

在亚欧大陆西方，阿尔卑斯造山运动使古地中海大大缩小，形成现今地中海周围的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阿特拉斯山等山系及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山、扎格罗斯山、喜马拉雅山等山地升起，古地中海东段消失，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同时也使欧洲整体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半岛，地中海连绵高山带、北欧大平原、大西洋沿岸区自南向北地势降低，高峰和丘陵把欧洲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区域，地理空间相对局促，没有地域纵深。

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是温带地区，夏季气候适宜，全年雨水充沛，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变化巨大。在西边和西北，周边海洋的调节作用使冬季比较温暖，夏季相对凉爽；向东，亚洲板块的大陆性气候逐渐明显，冬季越发酷寒多雪，时间长达数月；往北，冬季越来越长，越来越冷；往南，气温愈加升高。欧洲温带的降雨大部分是由西北风带来的，自西北，向东、向南逐步递减，而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又增加。

在欧亚大陆东方，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之间发生了一次剧烈碰撞，造就了地球上最年轻、海拔最高的“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造就了今天中国这一区域的地理地貌，形成了人们熟知的三级台阶构造。在这一地质事件中，青藏高原急剧隆升至2000米以上，由于大高原对大气环流的热力和动力作用，蒙古、西伯利亚一带的冬季因此不易再受暖平流影响，冷空气因而得以聚集成为强大的冷高压。位于青藏高原以南的印度次大陆因地形屏障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较小，热低压得以维持兴盛，因此印度季风和东亚的现代季风环流系统得以建立，且其强度和影响范围不断随高原的继续升高而加大。

2021年11月12日，远眺有“莲花秘境”之称的西藏墨脱县，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下游、喜马拉雅山脉东端南麓，这里湿润多雨、气候宜人。

碰撞的余波进一步塑造了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是为第二级台阶。

在此以下，以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为界，东南方海拔500米以下的区域构成中国的第三级台阶。

中国东南部和撒哈拉沙漠本同处于北纬30度亚热带，但是由于青藏高原地表吸收的太阳能不断加热空气使其上升，在低空形成大面积低气压区域，这个高原空气泵不断地俘获着南亚季风和东亚季风，使其进入南亚和东亚大陆。

正因为原本后劲乏力的东亚季风能够深入中国腹地，才使得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具备了成为鱼米之乡的前提条件，西北干旱区的形成也起源于此，强劲的西风绕过青藏高原，沙尘颗粒落在太行山以西，形成了厚度超过400米的黄土高原。高原高空高寒，水汽凝结形成大量降雪。

2021年7月23日，长江南源当曲（无人机照片）。

青藏高原上形态各异的水资源构成中国乃至亚洲江河的水源地。其中最夺目的就是约5464公里的黄河与约6397公里的长江，以势如破竹之势顺三级台阶而下，哺育了中华文明。同时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大河自北向南流淌，穿越中国西南山区峡谷，经过崇山峻岭，下游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

相比欧亚大陆西方，除高耸的青藏高原形成地缘防护外，客观上山水相连的中国大陆和中南半岛构成了古老文明发展的巨大地理纵深空间。

3、“重瓣花朵”结构中的中华文明

一般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肥沃的新月地带”。

提出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埃及学专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他在《早期世界历史》中提出，这个肥沃的新月地带大约呈半圆形，向南开放，西端位于地中海的东南角，中央位于阿拉伯地区正北部，东端位于波斯湾最北边

他的这一表述在当时的英语出版物中广为流传，最终成为对这个区域的通称，并被称为文明的摇篮。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中，肥沃的新月地带常常与伊甸园的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之一。

当时的西方学术视野中，肥沃的新月地带是农业、城市、贸易、科学、历史，以及有组织的宗教等一切文明要素的发祥地。这个地区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和土耳其南部，历史上因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水泛滥而在沿岸形成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壤，正如《圣经》中描述的“流淌着奶和蜜”一般

科学考察确认至今还有68种野生植物继续生长于这里的山区，小麦也最有可能是在卡拉卡山区被驯化出来的，时间在距今10500—9500年前。

西方农业文明基于这一起源，因西亚两河流域面积狭窄致使作物单一，社会文化在此基础上演化为一元论思想，信奉一个真理，“条条大路通罗马”。

而在当下要理解中国、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跳出西方中心论视角，才能打通上下五千年，打通万年农业文明。

概而论之，中华文明在起源时期的地理分布是围绕“四河”（江、淮、河、汉）加“四湖”（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展开的，并因区域广大而有多样性作物和多元文化。

以农业为载体的中华文明在起源上的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空间上分布广阔，覆盖了众多地理气候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夏王朝，各时期各类型的遗址在空间分布上极为广阔，以中华大地的水系为基础，中华农业文明分布在气候、地理条件极为不同的广大空间上，具备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类型。

在此作一个空间上的东西方比较：

“两河”流域滋养的肥沃新月地带，鼎盛时期灌溉面积1.5万—2万平方公里，1970年可灌溉面积已经减少到不足2000平方公里。

目前黄河流域的灌溉面积为5.06万平方公里（流域耕地总面积为12.6万平方公里）。若把中国的“四河”“四湖”的灌溉面积相加，则不止百倍于“两河”流域；在这个广袤区域生存的古代人类驯化野生物种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农业从起始之际就呈现出生态文明多样性，由此决定着社会的多元化和哲学思想的多元论，以及“多神共存”互不排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信仰体系。

在多样的气候地理条件下，中国的早期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就发展出了丰富多样的“文明圈层”，主要包括六大文化区，被称为“重瓣的花朵”结构：

中原文化区，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商周文化、甘肃青海文化区的戎羌文化、以山东丘陵地区为核心的东夷诸族文化、长江中游的三苗和楚文化、长江下游的越文化、辽河大凌河流域的燕辽文化。

围绕着中原文化区“花瓣”的，还有距离较远、关系较疏的第三个层次的文化区，比如福建的石山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等，它们呈辐射状散落在中国各区域。如果按照亚区计算，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可划分出10个文化区，分为华北、华南两大谱系。

（2021年10月21日，河南三门峡市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展出的中原地区史前人类使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具等物品，并借此模拟复原了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大量出现，各地都发现了定居村落，知名的文化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小河沿文化、马家窑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在这种更大的空间考察尺度下，“四河”“四湖”地区为主的对中华文明的这种简单归纳，尚不能从地理上概括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地理特征，至少还应包括辽河、珠江流域等。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主要是由于早期农业随全球气候暖化而蔓延开来，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覆盖着原生或次生的黄土，平原开阔，土层深厚，林木较稀。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使黄河流域最早得到大规模开发，黄河流域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全国经济政治重心。

与西方文明肥沃新月地带的单一起源不同，中国文明在起源上跨越了众多气候地理区域，仅汉水上下游就分为两种农作区，并在史前时期形成了复杂的互动。

早在新石器时代，汉水就形成了下游稻作区、上游水旱兼作区的格局。距今7200—6400年前，其间气候干旱（这一时期的干旱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可能促使这一区域的人类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到距今63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汉水上游气候温暖湿润，是1万年来最适宜的时期，聚落分布密度达到史前时期的最大值。

截至2018年，汉水上游发现仰韶时期文化遗址61处，龙山时代文化遗址51处，周代文化遗址47处。从早期农业起源角度看，汉水流域最早的水稻遗存是在陕西的李家村何爱湾遗址发现的，距今约7700年，但这不一定是汉水流域最早的水稻遗存。汉水流域的水稻遗存有16处，上游7处，下游9处，除了水稻遗存还有粟的遗存。

从同一区域文化层的丰富性和工具的发展程度来看，仅李家村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大溪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下王岗遗址中的每一文化层人们都发现了家猪骨骼和野猪的骨骼区别已经十分明显，这显然是因为经过了长期的饲养。这类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铲、石锄。

汉水中上游处于亚热带向温暖带过渡的区域，气候的变化影响稻作农业的兴衰与进退，当气温升高、降雨量增加，来自汉水下游的稻作农业向上游推进，旱作农业退缩；当降温期来临，稻作文化退缩，旱作农业文化向南扩张。2008年《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再次强调仰韶文化在该流域的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并提示从气候变化上去寻找原因。

气候变化对新石器文明的影响很强烈，但并不绝对，比如仰韶文化从汉水中上游对下游的控制时期，也是历史上的温暖期，因此文明发展并非完全受气候制约，即便对于生产力不发达、更容易受自然环境影响的新石器时期文明也是如此。

直到今天，汉水流域的农业生产仍然保持着下游稻作、上游水旱兼作的大体格局，这种传承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即使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社会组织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地理气候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这种早期农业文明分层而向心的花瓣结构，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了强大凝聚力。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这种民族和文化的凝聚力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鲜明特色。

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广大地域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给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和韧性，比如在宋元之际，黄河、淮河流域农业生产因战乱遭到严重破坏，而汉江流域的农业在同一时期得到了显著发展。

4、气候变迁引农牧大战

中亚草原及其周边地带游牧民族，与东亚、西亚等其他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线索。

线索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即是全球气候变迁。

在多元化的人类文明起源中，西亚、东亚的原生农业文明逐步扩散到欧洲、东南亚，形成次生农业文明，伴随着的还有处于欧亚大陆之间在西伯利亚高纬度地带形成的草原游牧文明。两种文明系统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相互交流碰撞，一进一退间推动着历史进程。

在周期性气候变化下，气候冷周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对农耕社会造成挤压性破坏，导致民族冲突和政权更迭；气候暖周期、农业带的北移和扩张，农耕和游牧社会常常会因为土地和财富陷入争夺战争。

以中国为例，农耕文明在亚洲是灌溉农业，人们要聚落而居，需要大量劳动力共同劳作，因此形成了“多子多福”“安土重迁”等观念（这本不是一个负面的概念，而是一种生态、生活、生产三位一体的农耕文化存在的方式）。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广阔的草原逐水草而居，一旦北方变冷，游牧民族就得全面南下，抢掠农耕民族贮藏的粮食，同时造成人口锐减。不过这种周期性的入侵往往止于各大山脉。

2021年8月22日，牧民在内蒙古兴安盟草原上驾驶拖拉机准备打草作业。

人类不同生存方式的向南和向北的移动，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化。

如汉武帝逐匈奴于大漠以北，匈奴部族事实上沿着欧亚大陆向西，把欧洲北方部落向西南部不断地挤压，进而西欧北方的日耳曼人被挤压进入了意大利半岛，成为压垮病入膏肓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7年8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和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联合考古团队宣布，在今蒙古国中部发现了《后汉书》所记载的公元83年东汉与匈奴“燕然山战役”的重要证据——班固所书的《封燕然山铭》

此次发现石刻的地点在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距离雁门关1800公里。来自中原的农民骑兵的确曾如此深入游牧民族的腹地。这场决定性战役终结了中原农耕王朝与游牧民族数百年的战争，使得匈奴离开了漠北高原，向西迁徙，直至顿河、多瑙河流域，并在随后三四百年的冲突中不断向罗马帝国施压，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北方，历史上农耕与游牧社会的并存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现象。

中国游牧社会产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北方草原地区，在农业从华北传播到这些草原地区后，加上气候的突然变冷，草原地区可狩猎的动物减少，人类开始畜牧。从其开端，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古代的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或以后逐步形成的。不是先有游牧经济后有农业经济，畜牧经济的真正发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往往在农业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之后。

游牧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游牧需要广阔的牧场，因而也就需要扩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和过定居农业生活的居民发生冲突。

从黄帝时期到西周中叶，与中原华夏族抗衡和争斗的主要不是北方的戎狄族，而是南方的苗蛮族和东夷的一部分。从生产结构的角度考察，基本属于农业民族范畴内的粟作文化集团与稻作文化集团的斗争

从西周中期以后到春秋初年，情况有所变化，随着全球气候因太阳黑子活动减弱而寒冷化，西戎强大的游牧部落群迅速向中原腹地推进，由于拥有大畜群这一巨大优势，他们的攻势一时使华夏诸国疲于奔命，华夏族的农业文化经受着巨大的历史考验，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到春秋中期已经可以看到游牧民族向中原农耕文明靠拢。

进入战国时代，侵入中原的戎狄族绝大多数已被华夏诸国兼并和融合，或被斥逐于中原以外，仅存的中山国也逐步接受了农业文明，后为赵国所灭。这样，中原地区延续千年之久的华夷杂处局面就基本上结束了。

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在北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战国后期，北方原来互不统属的分散的游牧部落逐步聚集成大的部落联盟，最主要的是匈奴与东胡，此时农耕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明显隔开来的格局就基本形成了。秦始皇把匈奴逐出河南地，连接和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其后历史中，农耕社会北进方面，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汉王朝的疆土北拓至阴山，西扩至玉门关，从而保护了原有的农耕地免受匈奴的侵扰。随后为了保卫这一胜利果实，不得不移民百万，设置大量郡县，在阴山、河套以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进行屯垦戍边，将数十万平方公里只宜畜牧游猎、不宜农耕的干旱区开辟成农耕区。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屹立于东亚有300年之久。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发达的农耕业。唐代的边患来自北突厥和西边的吐蕃，所以，唐代前期在边区始终驻有强大的边防部队，守卫边疆。要维持庞大军队的生存，唯有在这些干旱和半干旱区进行屯田，因而将这一区域改造为耕作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和隋代边疆局势的缓和，都伴随着气候的明显转暖。

游牧民族南下方面，北方民族入侵导致了中原王朝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的浪潮，包括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及唐末至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这三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移，促使南方山区被大量开辟。

早期中国的北方粟作和南方稻作两大农业体系涵盖的地理面积非常大，远大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这赋予了中国早期农业文明宽广的基础、广阔的回旋余地，以及抗风险力。同时这一农业文化圈外围都还是采集狩猎经济，没有强势文化，地位巩固，这是和西方早期文明的显著不同。

西方尽管有的地方发展程度很高，但比较脆弱，野蛮民族入侵往往带来毁灭性打击。比如西欧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以后，在占领者与当地居民共同建立的农牧并重的经济中，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界限泯灭了。

而在中国，入侵中原的戎狄族却被从事农业的华夏族战胜并同化，中原因而保持和巩固了以种植业为主的文化。西欧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的蛮族面临的是奴隶制度日暮途穷的罗马帝国，处于初期奴隶制的戎狄族面临的却是中原处于上升时期的郡县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两个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国北方西方广阔的草原沙漠区给游牧族提供了巨大舞台。

演化出东西两大文明早期互动的起因，在于气候变化造成南北两大文明的互动导致世界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不过，这些随着气候变迁研究而提出的人类历史演变的新假说，仍然需要大量研究来证明。

总之，由于种种地缘因素，两河流域的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都中断了，而多样性下的延续性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

习近平主席指出：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

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

这一论述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并直接指向了绵延五千余年具有生态文明底色的中华文明。

5、 东方文明藏空间优势

中华文明起源上的特质，首先是空间上分布的广阔，覆盖了众多地理气候带，并因此产生了作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其次是早期文明的成熟度和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

中国的地理气候带的生物多样性促成了早期农业社会的多样性。进入历史时期后，随着国家政治建构与稳态村社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以亚欧大陆东端中国为主的、南北两大不同文明的冲突，即北方游牧区和南方农业区的冲突，政治国家在这种延续了两千多年历史性的冲突中发生了巨大变异。

对比同时代的东西方政治国家的变迁原因可知，西方的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像一只深陷于地中海的靴子，尽得海上贸易之利，因而是商贸立国，在先后打败其商道竞争的老对手埃及和迦太基、占据北非之后，其国土围绕地中海区域呈环状，周边被武力征服的内陆则属于奴隶农作地区，在公元前后的气候温暖期，农产品增量促使其贸易成熟发展。

不过，在气候寒冷化时期，当欧洲历史上被称为“日耳曼蛮族”的北方人全面南下劫掠谋生之际，环状的罗马帝国因没有防御纵深而很快陷落，欧洲此后不久进入“千年黑暗”的所谓中世纪。

但这个在欧洲演化的历史，显然不可能覆盖全世界。

在高山大海和冻土带阻隔着的东方形成的秦汉帝国却“重农抑商”，最初就是农业立国；秦初设立郡县制、秦亡却有汉承秦制，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别了欧洲封建制度。中国与古罗马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国土疆域状如一块巨大的饼，覆盖着中国地理的二三级阶梯，并且因西部内陆的多个气候带比沿海更为频繁而发生冷暖变化，不得不长期与中亚草原游牧区域形成类似地质学板块撞击式的互动。这也是自战国时期北方诸侯发动民众修长城、组建独立于天子的军队、演化为国家间的征伐的原因。

2020年8月3日，朝霞映照在陈峭村上空。陈峭村是坐落于福建省周宁县礼门乡后垅大峡谷悬崖峭壁之巅的一座千年古村。

由此看中国5000年农业文明的传承之所以没有被毁灭，是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拥有庞大的“饼状”国土面积，得以对域内任何民族的农业生存方式构成防御纵深来加以保护，并因此种超越一般部族村社的共同需求而具有相对有效的国家动员体系（可追溯到早期文明的水利工程）。

历史上的小农以家庭为单位聚居于村社的制度类型是和东部太平洋季风降水的不平衡从而迫使中国人建设水利系统高度相关的，中国地处多个复杂气候带，要想形成农业的长期生产，就一定要有水利。村社的自治方式是以水利共享形成聚落而居，这与间作套种的农业管理又是高度相关的。

几千年来，中国不仅有因水利成村的聚落，还有以水立国的德治传承。我们认识到，由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

因此，也可以说农业文明和“以水立国”形成的“举国体制”并非哪个帝王人为建立的，而是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这种国家类型所内生的体制特性，正是这个特性，使中国作为政治国家延续的时间远比历史上的西方国家更长。

另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农业国家的兴衰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中国到秦实现大一统的气候背景是中国战国时期全球的寒冷化（即距今2300年前后因太阳黑子活动减弱导致的全球的急剧降温），这导致了北部诸侯国开始修建长城，构成了沿着400毫米等降雨线的游牧/农耕两种文明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