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四次成为毛主席上级，还娶了邓小平前妻，儿子后成为副国级领导。

爱歌

前言

“他经常说，不管遇到什么风浪，或犯什么错误， 有两条绝不动摇，就是一要革命，二要党……”

这段文字曾出现在人民日报《李维汉同志生平》一文中，高度浓缩概括了李维汉的一生。

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群雄并起的时代不是最闪耀的那一个，却也历经无数艰苦，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跌宕起伏，老党员曲折革命

同许多早期党员一样，李维汉在赴法留学期间接触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时他便同周总理等人一起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当年年底回国后，李维汉经由毛主席、蔡和森同志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资历最老的党员之一。

同为湖南人，且同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李维汉与毛主席之间有相当多交集。

1923年4月，他接替毛主席担任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此后四年间他积极发展湖南地区党组织，发展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3至1927年间，在党的四次重要会议上，李维汉始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党内职务比毛主席还要高。

作为中共高级领导之一，在1927年前后党组织转入地下后，李维汉多次身陷险境，其中最为惊险的一次当属1928年初。

彼时李维汉正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巡视湖北、湖南等地，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期，他在武汉连一座房子都租不到，只能住在汉口法租界的一个旅馆中。

李维汉扮作上海商人模样，中共湖北省书记郭亮、省委委员夏明翰等人扮作朋友来找他，假借搓麻将商量工作。

按照原计划，李维汉下一步应当前往长沙，但先行人员却如同泥牛入海一般，始终未能传回消息。

春节过后没几天，中共湖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便传出，省委书记王一飞牺牲，继任书记任卓宣被捕后叛变。

李维汉与毛主席

李维汉的长沙之行被迫中止，他暂时停留在了汉口。

然而湖北也不再安全。2月20日，李维汉所在旅馆已经有国民党卫戍司令部的人找上门来，他立刻通知夏明翰等人赶快转移。

夏明翰与郭亮商议后，决定先将李维汉送回上海。

令人悲痛的是，就在李维汉离开的第二天夏明翰便不幸被捕，一月后牺牲，只留下“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绝唱。

这样四处躲藏、极为小心谨慎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33年后才有所好转。

自苏联留学归来后，李维汉便于1933年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是在此期间和金维映相识。

娶妻生子，全家坚定忠诚于党

对小平生平了解十分清楚的人，一定不会陌生金维映这个名字，因为她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

李维汉（左）与邓小平

1933年，邓小平和金维映因其他原因离婚。

之后金维映被组织上调往瑞金组织部，在李维汉的领导下继续工作。

早在上海，金维映和李维汉便都在搞地下工作，两人因此结识。李维汉任江苏省委书记时，金维映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两人对彼此的工作能力以及对党的忠诚程度都是相当认可的，一同工作多年，工作上的默契以及革命友谊的升华，促使他们走入了婚姻殿堂。

但彼时革命大业当前，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将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没有急于要孩子。

婚后，他们二人立刻投身于一件非常紧急的任务当中：瑞金扩红。

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前线对物资的要求大幅度上升，兵源不足问题相当突出。

作为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主要负责此事，金维映则被任命为瑞金突击队长，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扩大红军突击任务。

在夫妻二人及其他红军战士的不懈努力下，他们在一月内超额70余名完成任务，到1934年1月4日时已超额扩红五百余人。

《红色中华》特别发文表彰了夫妻二人的功劳，在光荣榜上李维汉（当时化名罗迈）荣居榜首，第二名便是金维映。

然而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7月的一个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夫妻二人回到家后，李维汉带回了一个相当坏的消息：

“阿金，今天博古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

金维映对此震惊不已，当天夜里她久久不能合眼，不断为马上要开始的转移而忧心忡忡。

对李维汉和金维映来说，他们不必在长征中分开，这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了，很多当时怀孕或身体不好的女战士都被迫留下了。

最终，走完这条长征路的女战士只有寥寥30人，金维映就是其中之一。

而在长征结束后的第11个月，也就是1936年9月，金维映在保安诞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

当时红军的条件依然很不好，金维映生产时旁边没有医生和护士，只有贺子珍、刘英等人帮忙接生。

这个孩子的小名叫做罗小金，取李维汉化名罗迈之姓和金维映的姓氏而来，后来的大名则是李铁映。

儿子李铁映的诞生，不仅让李维汉、金维映夫妻俩十分高兴，对整个红军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

大家不仅在欢迎新生命的诞生，更对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的身体素质有了信心。

因长征路途太过艰苦，队伍里女同志们的身体多少出了些问题，金维映平安产子，意味着女同志们的身体也都有了恢复正常的希望。

不久后，李维汉、金维映携子在延安安了家，他们住在杨家岭山坡上的一间窑洞里，结束了四处漂泊的生活。

金维映对这处窑洞很有感情，她常对李维汉说道：“看我们的家乡多美啊。”

李维汉也会很有诗意地回答：“是啊，犹如塞纳河畔的宫殿”。

这样美好的场景只能偶尔出现，大多数时候他们还都忙于自己的工作，能够顾及家庭的时间并不多。

更令人心痛的是，金维映于1938年春天前往莫斯科学习深造，1941年她所在的医院遭到了德军炮火轰炸。

这名英勇的红军女战士，牺牲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得知消息的李维汉悲痛不已，刚刚五岁的李铁映再没能见到自己的母亲。

可悲痛之余，李维汉依然要投身于党的工作中，无法精心照料孩子，李铁映与很多红军战士的子女一样，是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

或许是因为年幼丧母的关系，李铁映自小便十分坚强、独立，在一众孩子中经常是“孩子王”，很有组织能力。

在延安保育院生活的两年时间，给李铁映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

1960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留学期间，李铁映还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给曾经的保育院，表达了对当年保育院阿姨们的感激之情。

在红旗下成长的李铁映，也早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捷克斯洛伐克进修了物理学。

后他历任辽宁省委书记、电子工业部长等职，1987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03年至2008年间担任了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副国级干部。

残年有志，回忆录再成标杆

进入晚年后，李维汉萌生了撰写回忆录的想法。

作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他亲身经历过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由李维汉撰写出的回忆录必将成为研究党史的重要文献。

因此中央从相关部门调集了几十个同志，帮助李老完成撰写回忆录的工作。

年逾八十的李维汉，并没有仅仅依靠自己的记忆写回忆录。他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

“对史料要深入调查、反复核实，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忠于历史的真实面貌。”

李维汉与儿子李铁映、李铁林合影

1980至1981年间，李维汉不顾自身高龄和病痛，先后前往长沙、武汉、南京、上海、西安等多地收集、查阅资料。

同时他将协助自己的工作人员按照历史时期分成五个组，每周开一次会听他口述，并根据线索共同整理。

八十余岁的老人每日还要坚持伏案工作良久，每天早上六点之前就要起床，上午、下午都在桌子前翻阅历史资料，修改由工作人员写出的初稿。

对于撰写回忆录的过程，李维汉风趣地比喻为要“先小人、后君子”，以此比喻要先反复无常（来回修改），再一言为定（拍板定稿）。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李维汉是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他也没有把自身经历放在核心位置，而是努力突出集体的活动、集体的贡献，适当联系自己，绝不突出自己。

李维汉(右二)

按照李维汉原本的计划，他的回忆录氛围27个专题。自1978年至1984年间，李老完成了其中的20个。

从《回忆新民学会》、《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开始，直到《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

其中全部都是李维汉多年来的真实见闻，以及他在工作中丰富经历与经验的结晶。

1984年7月31日，李维汉表示自己的身体不大行了，回忆录不能继续下去了，十分遗憾还有关于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的七个专题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距离李维汉逝世仅有10天时间，而他已经审改定稿的回忆录存有70万字之多。

除自己的回忆录外，李维汉还曾专门撰写了一篇有关瞿秋白的长达五万字的文章。

详细记述了“八七会议”至1928年初间的党史，对当时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府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具体的分析，也对当时的自己进行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李维汉的文章，为后人正确认识瞿秋白提供了相当的史实依据。

撰写回忆录的同时，李维汉还向党中央建议编写一部革命烈士传，并将这两本著作列为自己晚年的两大心愿。

在同主编的同志讲起时，李维汉甚至严肃地说道：

“写烈士传不能只写领袖人物……也不能只写共产党的烈士，还要写爱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烈士；不能只写干部，也要写一般党员和革命群众。”

根据李维汉的建议，革命烈士传编辑组于1981年成立，并向全国各省市与民政部门征集烈士名单。

发现各地截至1979年底已登记有名有姓的烈士一百五十多万人，没有登记或登记了却没有留下姓名的，更远不止这个数目。

最终革命烈士传编辑组选出了有代表性的一千人左右，并建议各省市、县党史部门按照各自地区编印烈士传或英名录。

李维汉对此十分高兴，并且亲自指导了个别传记的撰写。

如烈士陈昌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两人同为新民学会会员、湖南省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

1930年陈昌在长沙英勇牺牲，李维汉较为了解他的事迹，便参与了部分编纂工作。

这两个“晚年心愿”中，李维汉回忆录以《回忆与研究》为书名，于1986年5月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革命烈士传》第1卷则于1985年出版，由邓小平同志题词，陈云题写书名，李先念同志亲自作《序》。

可惜的是，李维汉已经于1984年8月11日病逝，没能看到自己的“晚年心愿”出版成书。

1984年的最后一个春节，李维汉感叹自己：“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

后记

回顾李维汉的一生，他是新政协的开拓者、民族区域自治的倡议者，也是第一位民族工作机构的负责人。

不仅开创了我党系统研究民族问题的先河，晚年又在党史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开国元勋”、“统战先驱”，李老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时俱进的创新，都是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