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陇右学者邢澍方志学思想探述

山居吟

清代陇右学者邢澍方志学思想探述

武都实验中学 尹万青

摘要：邢澍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诗人。著有《金石文字辩异》《全秦艺文志》《两汉希姓录》《寰宇访碑录》等皇皇巨著达十六种。在方志学上，他主持纂修了《长兴县志》，还对《武阶备志》的编修给予指导和帮助。邢澍在编纂方志的学术实践过程中，采用地学派注重实地考察的理论和方法采辑文献资料，用史学派的观点进行志书的编纂，并注重修志人才的选拔和体例的创新。

关键词：邢澍 长兴县志 武阶备志 方志学思想

　　邢澍（1759——1830？），字雨民，号佺山，阶州人（甘肃武都）。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曾任浙江永康，长兴知县，后转任江西南安、饶州知府，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金石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诗人。在他为官期间，廉洁奉公，爱惜民力，注重教化，热心慈善，培养人才，享有“邢青天”之美誉。先生一生从仕而外，于治学尤有建树。他与乾嘉时期的钱大昕、孙星衍、章学城、洪亮吉等考据大师交往甚密，金石大家张廷济是他的得意门生。邢澍一生著述颇丰，有《金石文字辩异》《全秦艺文志》《两汉希姓录》《寰宇访碑录》《关右经籍考》《南旋诗草》等皇皇巨著达十六种。在方志学领域，他的贡献是主持修纂了《长兴县志》，并对吴鹏翱编纂的《武阶备志》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其主纂的《长兴县志》在方志界影响甚大。同治间，赵定邦依《长兴县志》为蓝本，补修了《长兴县志》，在《凡例》中盛赞《邢志》“体例精严，世称善本”。[1]黄苇等著《方志学》中赞誉邢澍为清代优秀的修志家和方志学家，书后《地方志大事记》且列入了《长兴县志》。[2]仅以一部《长兴县志》而名列方志学家，可见其影响之大。就邢澍的方志学思想而言，无论是《长兴县志序》还是《武阶备志序》都没有刻意或成系统的进行理论总结，仅仅是述及修志的缘起，但却饱含了他睿智而实用的修志思想。

一、主张地方志性质史地兼有

方志的性质是地方志研究的核心问题，它涉及方志的起源、功用、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学术界对此长期争论不休。研究者大致将方志的性质归纳为三个流派：一是地学派，认为修志应详古今地理沿革，以疆域、山川、建置、物产为主，以戴震、洪亮吉为代表；二是史学派，认为方志源于古代国史，修志时必须遵循史家的法度，重点是在文献的载述上，亦称文献派，以章学诚、谢启坤为代表；三是史地两性派，对地学派和史学派的观点兼收并蓄，以地学派的理论采集方志资料，以历史派的主张进行志书的编纂，以钱大昕、黎锦熙为代表。而邢澍作为这一时期的修志名家，他与章学诚、钱大昕私交甚好，其方志思想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从邢澍现存的方志著述来看，他与钱大昕的方志思想极为相近，当属史地两性派。

邢澍在《长兴县志序》中云：“且志之为书，体类于史，非籍学三长惟精惟博相与上下其议论，将不足以信今而传后”。[3]这与钱大昕方志为“一方征信”“足备一方之文献”的观点不谋而和，与章学诚“志属信史”“方志乃一方之全史”的主张颇为相似。这种方志“体类于史”的认识，贯穿了《长兴县志》编纂的整个过程，在《凡例》中多次提及修志要与史法、史例相和。《凡例》第八条：“惟孝子义行多出于编户寒门，人数众多事迹有限，兹从史家之例，别为孝行一篇。”第九条“志人物当以国史为法”，第十一条“乡邦人物多出科第，史家例书某年进士，近世往往称干支，虽便于稽考，终非古法今亦改正。”这些论述都清楚的表明，邢澍等人在修志时严格遵循了史家的法度。另《凡例》第十条“志之异于史者称美不称恶，以寓敬恭桑梓之意。然事必可徵文，当取信经济……方可信今传后。”第十五条“金石文字可以考订经史”等这些论述，都表明他的方志思想具有史学派重文献的明显特征。[4]

在采用史家之法叙述历史的同时，邢澍也极为重视地理沿革在修志中的作用。《长兴县志序》述及修志缘由云：“顾事属久废，城池、学校、治廨、桥梁方有俟于事理完缮，匆匆未暇。心怀之而不能忘，而顾未敢昌言于众。又念一方掌故、风土人情、田庐户口，垢非久于其地，深悉隐微，则不能指陈得失，而适以濨戾。”[5]在他看来修志者必须熟悉地理环境、人文掌故、否则不能“指陈得失”。在《凡例》第三条“建置沿革为一志之纲领，不容稍有舛误。”[6]《武阶备志序》中邢澍开篇便说：“舆地之学，非多阅古今书不能也。”[7]更是明确的指出了地理沿革在方志中的重要性。

时至今日，方志尽管存史的特征要明显一些，但就其性质而论，他既不属于地理学科的范畴，又不属于单纯的历史学范畴，而是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得到充实完善的学术新体，是独立于历史、地理之外的专门学问。目前方志所要求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自然和社会两大类别， 乃是区域地理与社会全史在外延上的扩大和形式上的统一，是综记一地的小型百科全书。[8]就此而论，邢澍的方志学思想在当时是先进和有创见的，有着导夫先路之功的。

二、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实地考察

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的基础。邢澍在方志编纂过程中，十分重视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辨误。《武阶备志序》言：“舆地之学，非多阅古今书不能也。”提出修志者首先要占有足量的文献资料。在他指导下的吴鹏翱：“客浙东西十余年，常与余相依。暇日无事，纵论古今，叹乡州志乘之不足据，发愤草创，就余家藏书三万余卷，朝夕披阅，手钞目营，至夜分不少休，……”[9]足见邢澍等人对文献资料的重视程度。《武阶备志序》文末，邢澍又更进一步指出，面对浩繁的文献资料 要做到“博与通相资，而固与陋相踵。”强调在知识渊博的同时还要做到透彻的了解。其纂修的《长兴县志》坚持：“指陈得失”“信今传后”[10]的原则，更反映了邢澍及乾嘉学派修订方志重视方志功用和文献考据的学风。

邢澍在注重文献资料收集的基础上，还特别注重进行实地考察的治学方法。《武阶备志序》中云：“舆地之学，非多阅古今书不能也。阅书多矣，非身履其地，参互考验，仍不能也。”[7]邢澍在这里科学指出了修志不但要占有丰富的文献资料，更要“身履其地”进行实地考察，二者相互参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的这种治学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邢澍在《题顾渚春游图，同游者钱竹汀宫詹、何梦华上舍、瞿木夫杨素存两秀才》诗中云：“山名属紧县，大儒为上客。聚会及三春，追陪恣两屐。维舟倚溪岸，逾市历阡陌……因忆贞元事，为寻贡院迹。”就述写了在修《长兴县志》时和钱大昕等人在顾渚山进行实地考察访寻唐宋碑刻之事。《武阶备志》的编纂者吴鹏翱“客浙东西十余年，常与余相依。”[11]深受邢澍学术思想熏陶。邢澍建议他“登涉山川，博询故老。访钟楼于古寺，拓碑碣于荒祠。”[12]意在强调实地考察对修志的重要性，故而该志资料详实，考证精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另外，邢澍在考订《桓水考》一文时，亲身考察白龙江，“于此询究有年”，结合“求之目验而信，征之经文而合”[13]的方法，得出“桓水”即“白龙江”的不刊之论。在考证《长兴些文靖公墓考》时，为了验证文献资料的准确性，他能“舟行三十五里，步五里，至其地。”[14]述至此，先贤这种为求真知而不辞辛劳，爬山涉水，并悠然自得的学术精神，是为后世学人之楷模！把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及其治学精神，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其思想的光辉！

三、重视修志人才的选拔

关于修志人才的选拔，历来就十分重视。明代的王一夔说：“志之作非得夫而人，则近不足以启士夫之观览而远不足以垂示方来。”詹源也说：“至于志之修非有过远知要之人光明正大之人宏博渊源之学者不能及也。” 到了清代关于修志择人的标准就更明确。江蕃指出：编纂志书“必须无私，必慎无溢，必直无曲，必平无妄，必核无阙，必简无冗，必文无僿，必典无杜。”[15] 邢澍作为修志名家，对人才的选拔亦十分重视。他在修《长兴县志》的实践中，还提出了对修志人才的新要求，即：“且志之为书，体类于史，非藉学具三长惟精惟博者相与上下，其议论将不足以信今而传后，以故回翔往复，迟之又久。”[1]他认为修志者不但要“学具三长”，更要具备“惟精”“惟博”这两个条件。当然，就他本人而言，显然是满足这个要求的。邢澍一生著有《金石文字辩异》《全秦艺文志》《两汉希姓录》《寰宇访碑录》《关右经籍考》《南旋诗草》等著作，尤以金石考据为著，白善庆在《长兴县志序》中称赞邢澍“以名进士起家，宏通淹雅，夙具著作之才。”这是对他最中肯的评价，由他承修《长兴县志》最合适不过了。基于“学具三长”“惟精”“惟博”的人才要求，邢澍先后聘请钱大昕、钱大昭兄弟参与《长兴县志》的纂修。“于壬戌之岁，始延请嘉定官詹钱辛楣先生至署，稽旧之失，汰旧之繁，增旧之阙 ，订旧之讹。……其戊辰以后，续修诸条，则官詹之弟徵君可庐先生所手定。徵君常造余署，与辛楣先生先后馆邑之鉴止亭，参乡评慎去取。”[16]钱大昕（1728——1804年），是清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被后世公推为“一代儒宗”，先后参修了《热河志》《一统志》《勤县志》等皆为上品，具有“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兼具渊博和专精的学者。钱大昭（1744——1813年），是钱大昕之弟，学问渊博，于经、史皆有造诣，史载“视兄如严师，得其指授，时有‘两苏’之比。”

钱大昕、钱大昭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泰斗，邢澍任职的长兴县于嘉定临近，得地域之便和本人虚心求教，潜心治学、为官清廉的人格魅力，始能请得动钱氏兄弟这样的学术大咖，始有《长兴县志》这个大家闺秀千呼万唤始出来！时任湖州知府的白善庆评价“其可以备采择，征文献，即以媲古良吏之世守者，何多让耶！”

四、注重体例创新

邢澍在修志的实践中于体例则采纳钱大昕的观点，大胆创新、善于开拓，使方志的结构更加条理清晰。《修长兴县志序》中邢澍向钱大昕虚心请教、商讨，共订体例“余每见先生口讲指画，不惮精详，常与余商论，或秉烛至午夜。[16]由是体例门类，举邑志而更新之，而是书顿为改观。”《长兴县志》的编纂得承修者邢澍的大力支持和亲自参与，又是修史大家钱氏兄弟在晚年的收官之作。其书在体例创新上颇有亮点。其删旧志“帝王”一门，设列于人物之前；以国史为法，定官名地名各依当时制；对于旧志采用墓志铭文中的官名、地名属史传体裁的加以厘正。这样使传记之文，时代各有分明，撰文引文亦宾主分明。对于当时名宦入乡贤的问题，大胆探索，他批旧志拘泥之过，提出当时政绩卓然可称者不应埋没，依制补入，能体现朝廷选官之公。又如，邢澍认为“金石之流传，犹是当时真迹，未经俗人点窜，读史者往往取决于是，而论舆地者，尤穷心焉”，“金石文字可以考订经史。尤于地理有益”故将《碑碣》单独列传。而于风俗、疆域、物产三门，体例严谨，述事详实，在疆域下附形胜，风俗重养蚕俗礼，物产特详叙土著。一改方志称美不称恶的传统，依据经史裁汰不合史实的赞颂连篇。将著述一门，归入艺文，解决了旧志的重沓之失。书后附杂识一门，兼及考证。又另立辨正一门，引经据史，辨明了不少不当之处。

邢澍在地方志编纂的体例上，虚心求教，融通古今，注重体例架构的精细与创新，依据“稽旧之失，汰旧之繁，增旧之阙 ，订旧之讹。”的原则，解决了长兴县旧志中的诸多不足和缺陷，使得《长兴县志》脱胎换骨，面目一新，成为历代志书中体例精严的善本之一。

综上所述，邢澍没有刻意或成系统的进行方志理论总结，但透过他编纂方志的学术实践，可见其方志学思想有其独特和精辟之处。他用地学派注重实地考察的理论和方法采辑文献资料，用史学派的观点进行志书的编纂，并注重修志人才选拔和体例创新的观点，在今天新方志编纂过程中仍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1][13][14]漆子扬：《邢澍诗文笺疏及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第140页，第146页。

[2]黄苇等著：《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1页，第866页。

[3][4][5][6][10][16]漆子扬等著：《邢澍文献辑刊·六<长兴县志>》，四川：巴蜀书社，2022年，第6—7页，第15—25页，第5页，第16页,第6—7页,第7—8页。

[7][9][11][12]曾礼：《阶州志集校笺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

[8]吕志毅：《方志学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15]林衍经：《方志学综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