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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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沿着红军医院的足迹》研讨会在张家港胜利召开

《沿着红军医院的足迹》连载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六十一师医院院史

主编：季振宗 编辑：韩水霖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5日，我党又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宣言》。 由于我党的一再努力，国民党才被迫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战，8月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 10月20日， 我党又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改编南方8省13地区的红军部队和游击队为:国民革命陆军新编第四军”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方成立。 辖4个支队, 10个团, 共10300多人。 2月各支队开始向敌后挺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二、七里坪集中整编，命名新四军4支队卫生部(1937.71937.10)

1937年10月，集中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方家湾地区的红28军奉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4支队。1938年2月把在大别山区的所有红军医务人员集中在七里坪方家湾整编，命名为4支队卫生部。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湘鄂赣军区卫生部长的阮汉清, 经周恩来同志同意，从新四军1支队调4支队担任卫生部长；副部长林之翰；医务主任任阙声；詹化雨同志任政委(住院养伤1月左右)。

三、开展皖江及淮南路西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做好战伤救护准备【作(1937.10-1938.2)

整编之后，部队普遍进行了抗日战争的动员和统一战线教育，以及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教育。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的红军官兵初步认识到斗争的形势变了，由国内战争转为抗日战争，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一致的道理, 因而自觉地执行党的团结抗战的方针，信心百倍地奔赴抗日民族解放战场与此同时，我卫生部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作了如下的准备工作:

(一)对4支队卫生机构和人员进行调整：王瑞俭(王丫头)，刘先胜，郭龙头、刘瑞祥，陆彬等同志去7团卫生队；朱世汉等同志去9团卫生队等。

(二)对红28军遗留下的伤病员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对外伤伤员进行清创、手术等治疗。 70%的病人经过治疗恢复健康归队，剩余少数未愈伤病员交给卫生部留守处(留守处医务主任戴新春同志)。

(三)建立健全医疗规章制度，对部队进行必要的卫生知识教育。

建立医疗规章制度。 如上级医官要定时查房；危重伤病员要有专人看护；检查伤病员要仔细、认真、服务态度要好；轻重伤病员要分别标记，根据伤情不同及时处理，如早期清创；对传染病病员、破伤风、气性坏疽等伤员进行严格消毒、隔离、治疗。

对战斗部队官兵进行卫生防病和战伤救护知识的教育。强调行军卫生，到宿营地挖临时厕所，走后厕所要用土掩埋；防蚊、防蝇、灭虱；培养卫生战士；讲解战伤相关救护知识等。

(四)改善公休人员的伙食，加强营养。除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伙食标准外, 并积极调剂好主副食的花样，尤其重视对伤病员伙食的调剂，根据伤病员病情不同，改善营养状况。

(五)加强医学理论学习,提高救治水平。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 卫生部领导强调，要加强医学理论学习，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做好战伤救治工作, 一方面安排集体学习,组织专人讲课（阮部长亲自授课)，另一方面提倡自学。 由于红军医务人员不仅都有热心为部队服务的思想，而且还有求知的强烈欲望，所以卫生部的号召能迅速得到积极地响应，很快形成了浓厚的学习风气。

四、 向皖江敌后挺进，卫生部改称4支队军医处(1938.3-1939.9)

1938年3月初卫生部由七里坪、方家湾出发，随4支队部开赴皖江的舒城、桐城、芦江、无为地区。这时卫生部增加了一位中医医官沈默同志，当时卫生部除作部队医疗保障工作外，还给驻地群众看病，同时积极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和方针。 1938年初夏，卫生部到立煌县汤家全后改为军医处，其他不变。 1938年6月初，我军医处到达舒城县。驻守在东港冲，留守处驻西港冲。东港冲位于安徽六安舒城的万佛湖南岸，是群山中的一片开阔冲地，韦家大屋是4支队机关驻地， 是新四军东进中重要驻地。4支队在这里一共进行了90多次战斗。 现在当地政府在这里建成了新四军皖西革命纪念馆，内有高敬亭从出生到牺牲的事迹。这里也是4支队军医处东进过程中驻地。 4支队在东进过程中，经过连续战斗的胜利取得了人民群众的完全相信和支持，部队在江北享有极高的威望、人民样众对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救国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抗战热情进一步高涨，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要求武装起来保卫家乡。

4支队军医处整编后，第一次接收新兵，计有程克如、张承杨、董学如、姚先友、周希敏等同志补入军医处。 这批新入伍的同志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高，后来成为军医处新的技术力量。8月份驻守在陈河道，此后战斗较多，伤病员增加，军医处在原有两个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分所，共有三个分所。 朱世汉、阐声同志在一分所， 一分所随军医处行动，受军医处直接领导。 二分所所长是沈默同志， 政治指导员是黄锦诗同志。三分所人员组成情况不详。一分所收治战伤外科伤员；二、三分所收治内科病员:军医处下设药房(包括中药房在内)吴生敏同志任司药.邵建敏同志负责中药的加工。到1939年1月，军医处随4支队继续东进，林之翰同志负责带二分所大部分医务人员组成留守处，收容不能跟随部队前进的部分伤员， 留守处仍驻守在陈河道。 不久后，留守处把伤病员交给江北游击纵队指挥部， 一部分医务人员又回到了4支队军医处。 于同年5月，军医处又改称为4支队军医署，署长仍是阮汉清同志，下设机构和工作人员仍无变化。 1939年6月，军医署驻守在大薛家，一分所驻守在大邓家，二分所驻守在大霍家。至1939年10月，军医署随4支队先后到达淮南津浦路西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镇为中心的根据地，军医署驻守在藕塘镇附近(陈家小院子)。 这时军医署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宣传群众，免费为群众看病，为地方政权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作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军医署的机构也作了适当调整:军医署下设的三个分所缩减为两个，一分所所长朱世汉同志负责外科战伤；二分所所长沈默同志，负责内科病员；谢才秀同志任政委，全军医署200余工作人员。

五、培养医疗卫生技术骨干(1939.11-1940.2)

1939年秋, 宫乃泉同志由皖南新四军军部率领一批医务人员来到江北指挥部组建军医署工作, 同时办卫生干部训练班(后改卫校)。从4支队军医署抽调部分医务人员(主要是看护员)补入到江北指挥部军医处(医院)的直属所和分所。这些医务人员后来成为2师师部医院的技术力量。但时间不长，调去的部分医务人员又回到了我军医署。

同年11月, 江北指挥部卫生干部训练班开训，我军医署长阮汉清同志率汪浩、程克如、 周希敏、沈默、邵建敏、吴清和等同志去学习。阮汉清等同志走后，军医署的领导机构和下属分所作了必要的调整:谢才秀同志接任署长兼政委，徐文波任医务主任。分所由原来的两个合并为一个，直属军医署领导，下辖一个看护班，班长彭玉兰，副班长宛石如，一个担架班，全军医署约80余人。汪浩, 1917年12月出生，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 1930年6月参加革命，1935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红军医院曾任看护、看护长、医务主任、9团卫生队长等职。 1940年7月后调离4支队。 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卫生部政委等职。1955年授上校军衔， 1959年授大校军衔。 2018年1月5日在沈阳逝世，享年101岁。

1939年12月下旬,新四军江北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率7团、9团在周家岗反“扫荡”中打了一个大胜仗, 由于过度劳累，肺病复发，突然大口吐血，卧病不起，住在4支队军医署医院里，以中医药调理治疗。中原局把情况报告党中央, 不久毛泽东发来电报，表彰4支队在周家岗战斗的胜利，安慰徐海东同志好好养病，电报的最后8个字是: “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让把这8个字写下来放在枕边, 虽患重病住院，仍密切关注着战场态势。关于周家岗战斗，编者查阅有关资料后简要介绍如下：

1939年12月19—21日, 日伪军2000余人从安徽省全椒、除县(今徐州)、 明光、蚌埠等地出动，分多路对津浦路以西藕塘以南全椒西部的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进行“扫荡”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指挥第4支队第7、第9团，在周家岗、玉屏山等地利用有利地形，迎击日伪军。21日拂晓， 当日伪军由大马厂进犯周家岗途径玉屏山时，第4支队设伏部队予以迎头痛击,经7小时激战，杀伤大量日伪军，并将敌围困于复兴集。当日下午，进占周家岗的日伪军增援复兴集，第4支队在山根曹、陈后山等地给予日伪军以打击，迫其退守西河一带。22日，日伪军向复兴集靠拢时，沿途又遭第4支队伏击，伤亡一部。当夜，困守在复兴集的日伪军又遭袭击。各路“扫荡”的日伪军在接连受挫伤亡甚重的情况下被迫于23日撤退。 第4支队乘胜收复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 古河等地。 此次战斗，击毙日伪军167名，俘日军1名、伪军4名。 新四军牺牲17人，伤不足百人，4支队军医处全程参加了周家岗战斗，积极做好伤员救治工作，保障了战斗的胜利。这是新四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胜利，对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1942年底，日军突然对新四军2师10团实施偷袭。 10团团长秦贤安一面组织部队反击， 一面派骑兵通信员报告在4旅医院治疗休养的徐海东司令员，安排首长转移。 医院领导和工作人员正在为首长的安全着急时秦团长派的侦察队周队长带侦察队，从15里外的小李集赶来了，与警卫人员一起保卫首长安全。建议天黑后越过津浦铁路, 到师部后方医院去。徐司令员说: “敌进我进，敌住我住，敌退我回，还是跟日军兜圈子吧！他的意见是转移到离津浦铁路比较近的穷山区，待日军“扫荡”后再回来。当晚，徐海东同志躺在一副担架上，身上盖着棉被， 还用一块黄油布盖在棉被上，由4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抬着。 卫生部医生护士和警卫人员陪着转移到涂县最西北与定远 、嘉山的三县交界处的大柳树。 徐海东被毛泽东称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一生9次负伤，其中6次为重伤。 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5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红军南路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 1970年3月25日在河南郑州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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