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周予同与“火烧赵家楼”

学山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情节。但“火烧赵家楼”是怎么发生的，火是怎么被点起来的，却一直语焉不详，本以为电视剧《觉醒年代》会讲清楚些，不料也只是提及了一下该事件。如今关于“火烧赵家楼”者谁，网络莫衷一是，常有爆料那谁是“火烧赵家楼”点火者。岁月远去，点火者谁，在民间成了迷一样的存在。

浙江瑞安坊间或传周予同先生与该事件有关，但讲不清来龙去脉，我也一直疑惑着？2019年，我小时候在那读街道小学的老房子，成了文保单位，并装修一新，立碑曰“周予同故居”。我想这是缘分，或许我就是那位应该去寻找答案，把这故事讲清楚的人。

还没有火的时候，带着信仰把火点燃火的人，才是真正意义的点火者，那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担当；而火已经燃，再去加把劲扩大火源的当为拾柴者。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拾柴者固然也是难能可贵，但毕竟不同于点火者。在当时混乱的场面下，拾柴、添柴者在不同的视角中，都有可能是点火者，后来也有回忆录从不同的视觉，把拾柴者误为点火者，是可以理解的。如今那场火已过去百年，岁月尘封，记忆更模糊，如果有人想借该事捞取资本或洗白某些人和事，那点火者谁就更多了，或也该澄清一下了！

读了本文，周予同先生与“火烧赵家楼”事件的关系就明明白白了！

一、“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惊喜之作

仔细品读《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及《近代史资料》关于“五四运动”第一天游行示威相关资料后，你会发现“火烧赵家楼”那一幕其实不是预设的，而是随机而为的。但尽管随机的，却是少数热烈学生爱国精神升华的必然与借机行事的结合。只是这种结合需要默默无闻却有着准备的当担者、奉献者！

据周予同先生（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回忆：“五月四号午后，各校示威队伍陆续前往天安门前。高等师范、汇文大学到得最早……参加人数大约累计三千人左右。露天大会由各校代表组成的学生团主持，在学生团于会前决定的游行程序上，只说先到总统府，再往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并没有决议说要往曹、陆等的住宅去。被推担任天安门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的段锡朋、傅斯年，都是北大新潮社等组织的。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准备用暴动手段惩罚卖国贼。”（见1979年4月25日 星期三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之《理论与实践》转载的周予同《火烧赵家楼——杂忆五四》。本文中周的回忆，均摘自该文，不再重复注释）

据许德珩先生（九三学社创始人）回忆：“当时的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一向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我们在军警林立的情况下，先到美国使馆递了英文声明，说明游行示威的目的，群呼口号后过去了。再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其中还有许多日本军警，真是如临大敌。我们在那里待了很久，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面冲突，高呼口号后，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家。”（见《中华文史资料库第二辑，许的回忆录）

通过以上两位重量级先生的回忆，五四游行那天，参加的学校、学生应该是原先联系好、通知好的；游行的线路则是与原先规划有出入的；示威方式是相对平和的，喊口号并递交抗议（声明）书。如果不是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或也就没有“火烧赵家楼”的‘暴动’，游行或也就只是游行了！

“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这又是谁提议的呢？是临时起意还是有准备的呢？“于是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家。”一提出来，整个游行队伍咋就那么轻车熟路呢？我想这里应该有一种力量在推动。

按匡互生先生（读完全文便知先生是谁）回忆：“当时政府派出在学生队伍前后巡逻的侦探虽然很多，却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不唯他们看不出学生们有痛打曹章等的决心，并且也不相信学生们会有什么暴动的——老实说，是最大多数的学生，实在没有这种预备的。可是当时大家都以为须全队赴东交民巷走过，方才可以对外人表示中国民众的一种公意，就决定向东交民巷出发。不料东交民巷外国守卫队，竟不让通过……于是素不感觉外力欺压的痛苦的人们，这时也觉得愤激起来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呼声真个响彻云霄，这时候，无论怎样怯弱的人也都变成了一些有勇气的人了”（见1957年《近代史资料》第二期，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本文中匡的回忆均摘自该文，不再重复注释）

这里去曹汝霖家（赵家楼）或是应激而发的，至于“火烧”更在游行组织者的意料之外！

二、“火烧赵家楼”的神秘组织 ——工学会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在新文化运动及“德赛两先生思想”（即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社会思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生爱国运动的力量逐步兴起。青年学生在与军阀斗争的实践中（据许德珩先生回忆，1918年5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而遭日本军国主义镇压……，北京学生因该事件，曾经发生过中国学生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但是没有发生所希望达到的影响）已经意识到建立组织于游行请愿的重要性。

周予同自述先生在北高师读书期间（1916—1920）深受科学与民主新思想影响。据先生回忆：“我读大学不久，便成了“德赛两先生”的热情拥护者，我和数学科学生匡互生等共同发起，在学校成立了一个叫“工学会”的小组织，参加的大约有各科同学三十多人，经常集会研究学术，利用课余时间做工。大家一起，也纵谈国事天下事，辩论各种主义的是非，而且总免不了抨击北洋军阀政府专制卖国的种种罪恶。”

据匡互生先生回忆，自民国七年（1918），北京国立各专门学校的学生，抗议中日军事协定却被冯国璋忽悠后。“那些热烈的学生，因此觉悟到作事以前大有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几个月内，各学校独立自由组织和联合组织的小团体，相继成立的至少在二十以上。大家所共知的团体，如各校少数抱着爱国主义的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民国杂志社’和北京大学少数抱着文艺革命思想的学生所组织的‘新潮社’，大家所不曾共知的并且我现在也不愿把他们的学校的名字宣布的团体，如某校少数抱着激烈的主张的学生所组织的‘同言社’、‘工学会’，和某某三个学校少数学生所组织的‘共学会’等，都是当时比较有力的团体。”

这里提到的“工学会”便是周予同和匡互生等共同发起成立的，和其他学生组织一样对推动“五四运动”起着重要作用，而“工学会”更是“火烧赵家楼”的组织者。匡互生的回忆录写于1925年，真正发表于1933年，但对“工学会”还是不愿点名是哪个学校的，更没有说“工学会”的组织者是谁，可见五四运动时的“工学会”是一个相当神秘的组织，这个组织及人员是只唯实，不唯名的！

三、“工学会”秘密酝酿着一场“暴动”

据周予同先生回忆：1919年，“五月三日下午，北京各高校代表立即在北大集会抗议，并呼吁全国各界在五月七日或九日“国耻纪念日”（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于5月9日前答复‘二十一条’）举行国民大会，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

“那天晚上我们高师的‘工学会’，便在学校饭厅旁边的一间小屋开全体会议，秘密谈论‘对于中日交涉的示威运动，本会应取何种态度？’大家认为，假使在在七日或九日搞游行示威，恐怕消息泄露，会引起反动政府事前的阻止或压制，应该提前在第二天，五月四号举行，它又是星期天，不要同学停课参加，也容易得到一般的同学的同情以增加人数。据我们当时所了解，北京高工、北京大学的一个名叫“共学会”的小组也主张提前于五四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大会。”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北京高师集会一事，也在匡互生的回忆录里得到印证。匡回忆说：“五月三日那一夜，某校的‘工学会’开全体会议，有会员提议讨论：‘对于中日的示威运动，本会应取何种态度？’大多数主张采用激烈的手段去对付那几个仰日本军阀的鼻息，作国内军阀的走狗，并且惯以构成南北战争以快私意的曹、章、陆，就决定次日联络各学校的激烈分子，伴大队游行至曹、章、陆等的住宅时候，实行大暴动，并一面派会员先将曹、章、陆等住宅的门牌号数调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动。”

这一说法也在夏明刚先生（五四运动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之《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得到证明。他回忆说：“记得5月4日清晨左右，天还没亮，高等师范学生匡济（匡互生），就到北京工专学生夏秀峰宿舍里找夏，说了这样一件事：他（匡）和北京高师几个学生组织了各校一批同学，原来打算在进步系的国民外交协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请曹汝霖出席受质询时，将曹等当场打死一两个，以快人心，但现在情况有变了…他们原来的计划，需提前于今天执行，到哪个卖国贼的家里去，就在哪里动手，能打到一个卖国贼就是好的。夏领会并同意了他的意见，即请匡去约其他同学，以免在这里多谈，泄露机密”

周予同回忆说：“在我们高师这个秘密会议上，有些同学一开始便激烈主张应该在可能范围内进行暴动，来对付曹汝霖等几个卖国贼，而不应该只用和平的游行方式。在群情激昂的情形下，这个提议得到了通过。但暴动怎么进行，用什么武器，都没有得到细密的考虑，大家只说由个人自己想办法。当夜我们就联络各校的志同道合分子，并一面派会员先将曹、章、陆等的住宅地址和门牌号数调查明白，一面设法从大栅栏一带的相馆里，把曹、章、陆的照片弄到手，以便临时有所对证。其余的暴动准备。也只是让少数同学带了点火柴和小瓶火油，以便相机行事。”

好一个“相机行事”，正是这相机行事却成就了“火烧赵家楼”的壮举！

四、用遗书才可化解的担当

“五四”那天的学生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学生是不知道将会发生所谓的“暴动”的，甚至连那天游行的领军人物也是不知道的。知道的人少，也不作具体部署，只是相机行事，既有必然性的准备也依靠临时的相机行事。如此增加了游行学生和领队人内心的从容和安定，也迷惑了当天执勤的军警。

据周予同回忆：“那天有高师‘工学会’代表联络到的各校激烈分子，有二十人左右，大多属于高师的工学会，高工和北大的共学会等组织。大家相约暴动准备牺牲，有的还向亲密朋友托付后事，我和匡互生等数人都写了遗书。”伟哉！这种压力只能用准备牺牲去化解！

周予同以上回忆与匡互生的回忆是相互印证的，匡回忆说：“于是五月四日早晨凡在各校主张激烈的分子就有这个‘工学会’的代表实地联络的结果，暗中已心心相印了。到了四日上午十时，中等以上各校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议决，本日下午一时各校全体同学同到天安门外聚齐。举行示威运动的消息传到了各校，各校的热烈分子（二十人以内）都有相当的准备，甚至于有连身后事都向亲密的朋友商托好了的！这个时候，我见几个同学那种快意为反抗强权，反抗人类的蟊贼而牺牲的激昂慷慨的态度，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生的念头。”

当游行队伍出发时，被推担任天安门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的段锡朋、傅斯年等是不知道将有“暴动”发生，而于周予同、匡互生等，却是抱着向死而生的赴义之举。“真正的英雄是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的！”壮哉，默默写了遗书的英雄！他们才是真正该被记住并被歌颂的！

隐含着要“暴动”的学生游行，于五月四日下午正式开始，或者他们出发时，未曾想到他们那天的游行，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赵家楼”那火是怎么点着的

只有找到真正的点火者，才能知道那火是怎么点着的。

据周予同回忆：“当游行队伍到东郊民巷遭到外国卫队阻拦时，一些同学高呼到赵家楼曹汝霖宅去，马上得到群众一片赞同的响应。那时傅斯年虽然极力阻止，说是怕出意外，但他哪里挡的住群众运动的洪流呢？赵家楼的胡同比较狭窄，队伍进去显得相当拥挤。将近曹宅，各人就高举起写有标语的小旗，全体大喊着“卖国贼曹汝霖”，还有人高呼立即处死曹汝霖。到那里，曹家的朱红大门业已紧闭，门口有几个带有武装的警察环守，阻拦我们打门。我们打算爬墙进去，墙相当高，没有成功。扰攘了许久时候，匡互生把曹宅大门右侧一个小窗的木门一拳打开，我在下面托他一把，他就从这仅容一人通过的小窗口爬进曹宅。接着又有四、五个准备牺牲的同学爬了进去……他们把这卖国贼的笨重大门打开。大家拥进曹宅院子后，我见里面停着曹汝霖的汽车，就上去一拳把车窗玻璃打碎，自己的手也划坏了。其他同学在高呼口号的同时，用拳头打汽车来泄愤。”

可见如何进入曹宅，是周予同托匡互生一把，匡一拳打开小窗的木门，爬墙进曹宅大院，及其他准备牺牲的四五各同学也跟着爬了进去，打开大门让愤怒的群众得以进入曹宅。群众涌进曹宅大院后，周予同把曹汝霖的一车窗玻璃打碎，还划伤了手，使得当时群情激奋，机会成熟，可见机“暴动”了。

周予同接着回忆：“人们前已传说曹、章、陆三卖国贼正在曹家开会。我们立即涌入内宅搜寻，但不见曹贼踪迹，打开台子的抽屉，也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哪里知道曹汝霖就躲在两间卧室夹层中的箱子里。我们找不到卖国贼，便要烧他们阴谋作恶的巢穴。于是匡互生便取出火柴，同我一起将卧室内帐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纸头的信件，便放起火来了。这一举动被担任游行大会主席的北大学生段锡朋所发觉，跑来阻止我们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我俩将火点着，而火焰在短时间内并不旺扬。当时内宅有几个妇女出来说话，说她们不是曹家的人，而是和曹家同住的，如果你们放起火来，那就害到别家了。后来知道她们就是曹汝霖的妻妾。但当时同学居然相信了她们的话，不再继续放火，真是天真善良得狠（编者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还有其他同学参与了一起放火，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谁”放的火有多个版本，即文章开头提到的拾柴者了）。这时反动政府警察总监吴柄湘已带着警察赶到，后面还有宪兵和消防队即将到来，包围曹家，并开始动手逮捕了！”

事后关于“火烧赵家楼”的起火原因，传说纷纭，有说走电失火的，有说曹家人想趁火打劫而放的，有说学生放的。大凡支持和同情学生的报刊，都倾向于前二说。这是为了保护放火学生免遭反动当局迫害。

但事实是这火就是周予同和匡护生率先放的。五四当天被捕的学生共三十二人，第二天匡互生觉得火是他放的，要去自首，以换回被捕学生。据周予同回忆：“这时宪兵警察已在逮捕同学，大家陆续散去。被捕的……同学，共有三十二人。我们第二天讨论怎么营救时，匡互生认为打进曹宅和点火的都是他，要去自首，换出三十二人，经我和工学会同学力劝乃止。”

据萧劳先生（字仲美，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的《火烧赵家楼的片段回忆》（见《中华文史资料库》第二卷）说道：“直至下午3时，学生已有少数自由散去。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萧劳在五四运动时，是北大中文系学生。他回忆的点火细节或与周予同的回忆有些出入，或者是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所造成的吧，但谁点火应该是入心的记忆，他亲眼看见高等师范的俩学生点火，这应该是明证。

六、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说

匡互生先生是湖南人，辛亥革命时曾跟长沙革命军攻打清朝巡抚衙门，参加学生军；后来在邵阳中学读书，曾作文痛骂北洋军阀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险遭汤逮捕，而他的国文教师便因此被汤投入监狱逼死；“五四”那年他二十八岁，与周予同同组高师工学会，是会内中坚；毕业后去湖南第一师范教书，参加健学会，曾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从事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并想独自去刺杀张敬尧，经人劝阻而作罢；以后他在浙江春晖中学教书。1925年和友人共同创办立达学园，同年写成《五四运动纪实》，刊载于《立达季刊》，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33年病逝。

他病逝那年才印发了《五四运动纪实》单行本，那个年代政治生态并不明朗，他压根就不自我宣传，也不曾直接提到周予同等同学的名字，或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些曾经“慷慨赴义”的同学。

他只是委婉的做了记录：“当走到曹宅前面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从墙外把所持的旗帜抛入墙内，正预备着散队回校时，而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墙洞，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门打开以后如鲫如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对着后门立着的一块木屏，被一个人猛烈的踢到在地，发出轰然的一声。在宅外和立在后门的学生听着，以为里面放枪了。就倒退了几十步。后来里面出来的学生报告不是放枪，倒退的人再前进，一同进到被老早进去的同学打得落花流水的曹宅来看那些同学放火。”

这里匡互生把“火烧赵家楼”简单到以一句非正面的描写带过“一同进到被老早进去的同学打得落花流水的曹宅来看那些同学放火。”而这些放火的同学都有谁，他不说自己，也不点其他同学的名字，也就有了更多的猜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1957年第二辑《近代史资料》，编入匡先生的《五四运动纪实》回忆录时，是做了很多调查的，该文的注释，就有“某先生”的印证的文字，大体相同于周予同先生的回忆录，可以说当初历史研究所应该是征求过周予同的对五四的回忆的。历史研究所的注释委婉地称“据当时和匡互生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的某先生说。”

我们只能感慨，“火烧赵家楼”的那把火的作用，还需历史的沉淀！

周予同自己也在回忆录里感慨说：“五四那天的斗争过来，有些同学对于斗争方式颇致非议，认为放火殴人都是超出理性的行动，违背天安门大会议案的精神。这是不明白自己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如果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那末放火殴人是犯法的，决不能被允许。但那时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横行的时代，他们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暴镇压，爱国学生忍无可忍，奋起对几名卖国贼实行人民的惩罚。实践证明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全国人民受到鼓舞，也奋起展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生面。我想，要说它的意义，这或许算一点吧！”

七、周予同先生事略

周予同，1898年1月25日生于前清廪生家庭。原名周蘧，字予同，曾以天行为笔名，浙江瑞安人，世居瑞安玉海老城第一巷。少年时就读于晚清经、朴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后入瑞安中学读书。

南宋思想家瑞安叶适曾言：“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 纵观周予同先生一生事业正是践行这这样的理想。

1916年，周予同以第一名成绩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录取，1920年又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入高校后，他师承钱玄同、马裕藻、朱希袒诸教授，交友顾颉刚、李石岑等。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教育杂志主编，并在上海大学执教；1933—1941分别在安徽大学、济南大学执教，并任系主任；1945年开始在复旦大学任教授，解放后仍在复旦大学任教，兼历史系主任，上海市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和复旦周谷城教授并称“复旦双周”。还先后担任过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同盟上海市副主任、《辞海》副总编。文革开始后，遭到不公平待遇，直至1978年得以平反。

1981年7月15日，周予同先生在上海逝世，上海文汇报刊登报道了上海各界为先生举办追悼会的情况，题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予同先生追悼会昨天举行》，其中写到：“周予同先生是浙江瑞安人，从‘五四’起就是民主主义战士，曾参与组织过‘火烧赵家楼’的著名斗争；以后长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接受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是知名的民主教授。……在十年浩劫中，他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长期瘫痪，双目失明。党的三中全会后，他的沉冤得到昭雪，重新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等”。“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民盟中央、市委统战部、市政协、民盟市委、市高教局、教育局、复旦大学、北京师大、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等四十多各单位……香港和国外一些学术界人士闻耗也发来了唁电。”

大学毕业后，周予同即开始发表文章，至1962年，著书16种，有《中国学校制度》、《朱熹》、《孔子》、《开明本国史》、《群经概论》、《中国现代教育史》、《经学历史》、《汉学师承记》、《经今古文学》、《本国史》教本、《中国历史文选》等，分别由商务、中华、开明、良友等书局出版。撰文70多篇，分别在《东方》、《民铎》、《新史地》、《申报》等刊物及复旦、济南等大学学报上发表。由于他的论著，系统、清晰且具思想性、可读性，通行全国，遐迩闻名不仅引起国内研究者重视，日本、西瓯的学者也敬重他的学术成就。听文广局某领导介绍说，几年前某国内文史大家一行，来瑞安参观周先生故居，皆脱帽致敬，可见其学术影响力历久弥新。

只是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壮举”，他却功成不居。

最近一首《孤勇者》让我很有共鸣，在这样的日子，很想为周予同、匡互生等写了遗书向死而生的“火烧赵家楼”的真正英雄们哼上这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