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梦（3）• 花样年华读书梦

寻常百姓

同学

老师

初中

高中

委员

学习成绩

学习

学生

中学

永和

1

　　1965年下半年，我顺利考入永和镇最高学府——永和中学，就读初中。

那一届初中招了五个班，我在654班。班主任是教政治课的温裕方老师，他在班上说要把654班打造成标兵班。语文老师开学初是王怀刚，是个很温和的老教师，语文第一课是《我的中国》。没多久新分配来了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姚谷卿，接替654班的语文课。数学老师名叫王耀刚，好有个性。班长：王文汉，副班长：潘新辉，学习委员：黄伟炎，文体委员：钟洪英，劳动委员：邓运元，我是生活委员。

永和中学位于一座小山岗上，学校的制高点是图书馆，图书馆管理图书的是陈潜秀老师，初中头一年，我经常跑到图书馆借书，借了大量的课外书籍来阅读，至今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千零一夜》、《敌后武工队》、《三国演义》等，还有向邻居罗远标等人借来的《聊斋志异》、《警世通言》、《警世恒言》、《拍案惊奇》、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等等。

那时的学生家里都很穷，读初中时大多数学生都是从家里带米、带咸菜上学，学生自己带一个饭砵，每餐把米放好，然后放到自己班里的蒸箕里，学校用大铁锅统一蒸饭。寄宿生通常带一玻璃瓶子咸菜吃一周，天气热时有时候咸菜都长霉了还舍不得扔，因为扔了就没菜吃了。学校也有每餐2分钱的“公菜”，但这种高级待遇大多数家庭都承受不起，我是生活委员，负责登记收集“公菜”的钱，再及时上交给食堂，记得全班只有三几个同学才有经济能力经常享用公菜，刘汉杰同学由于家里有人在香港，生活条件好，所以一直都享用公菜，很少从家里带菜。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只享用过几回，有些同学一次都没有享用过。

1965年11月，班主任温裕方老师拿着报纸在班上讲《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逐渐感觉到火药味越来越浓烈。到了1966年暑假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全面展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进驻，记得工宣队队长姓李，看样子是个老实人。反复停课、复课闹革命……到处锣鼓喧天，红旗飘扬，口号震天响，群情激奋，轰轰烈烈！当年我们班选了好两个“根正苗红”的同学，作为红卫兵代表上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由于史无前例的运动，初中的我实际上只读了初中一年级的课程，数学只学了代数。几何、三角以及物理、化学要在初二以后才开课，初二刚开课几天就停课闹革命了。

原本很受学生敬仰的老师，一夜之间几乎都成了坏人，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温裕方，在班级批斗会上被勒令跪在讲台前的耐火砖地上，逼他交待问题，依稀记得好像是说他家成分不好。老师乖乖的听戴着红袖章的学生说的做，不敢稍有反抗，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有个学生要他交待搞过几个女人，这一问，马上有不少学生来了精神，他说搞过一个。这一下，不少学生把眼睛看向长得比较成熟好看的女学生。又问: 叫什么名字？有人说，不要扩大打击面，不让他说，但他还是说出来一个名字，记得是一个带“娥”字的名字，有人马上叫做记录的人记录下来，回头派人去调查。等到散会后，有人还在议论这个女人会是谁，有人头脑比较清醒，说: “一个女人就是他老婆嘛。”这一句话点醒了所有仍在迷惑中的人，都感觉被愚弄了。

等到几个小时批斗会结束，裕方老师膝盖颤颤巍巍站不起来，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了，还是没法站直走路。往日的学生，不管此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反正没人敢上前去扶。

还有一场印象深刻的批斗会是全校的批斗会。学校有个很大的学生饭堂，饭堂东头有个舞台，是学生开大会或开文艺会表演节目用的。舞台上，跪着几个老师，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是钟再生老师，好像是教美术、音乐的，学校排练节目时他是主要编导、指挥者，文革前听人说过他参加过游击队，因为共产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所以他把父母起的名字改了，改为“再生”。他虽然没有担任过我们班的课，但因为他是老革命出身，所以同学们都对他有几分敬仰。文革开始，一夜之间，他成了“叛徒”，跪在批斗会主席台前，几个长得壮实的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记得其中也有长得粗壮的女学生，手持小指头粗的用来扎扫把(专用于打谷场上扫谷子，那种枝条又硬又有韧性）的一米多长的竹枝条，劈头盖脑的抽打跪着的“叛徒”。同学们个个都对《红岩》、《烈火中永生》里的叛徒蒲志高印象深刻，咬牙切齿，深恶痛绝，恨不得拿叛徒抽筋扒皮下油锅。被打得最惨的是一个教历史地理的陈老师(名字记不得了），当时三四十岁左右，光光的头，被带刺的竹枝抽得血流如注，满头的血沿着鼻尖流成一条线，鲜红的血慢慢凝结成一条筷子般粗的暗红的血柱，接到地面上，血柱表面仍然不断的有新鲜血液往下淌。被打的老师双手都被麻绳五花大绑反剪在背后，被轮番抽打时无处躲藏，更无法用手护一下头，膝盖跪麻了，也根本不可能移动。有些老师哭，有些老师硬是不哭。我们在台下的学生一个个心都抽得紧紧的，分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受人尊敬的老师，怎么会是叛徒呢？但是，另一种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的！” 总之是脑子里乱糟糟的嗡嗡作响，即使心下有疑问，也都不敢表露出来。

1968年7月，66届、67届、68届三届初中、高中学生一起毕业，后来被称作“老三届”，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我以回乡青年的身份，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人民公社社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姐姐当年选择貌似眼光短浅的“割早禾”，竟然歪打正着，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幸运的改变了一生的命运，成功地收割了“早禾”，毕业后分配了工作，穿上了白大褂，成就了她有别于同时代许多学子不同的人生，一生完满，最后以主治医师的身份退休。

当年选择上高中的，毕业时正赶上史无前例的运动，关闭了高考考场，农村的回归农村，城里的上山下乡。这一耽误就是十年有余，绝大多数学子再也没有了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

由于姐姐有了一份工作，每月都会从工资中拿出一点钱补贴家里，虽然通常只有几块钱，但已经让家里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再也没有以前那么贫穷窘迫了。记不清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姐姐就打了一件毛衣给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如此时髦、如此档次的穿戴，这在当时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

2

　　我初中毕业那年，全国各地逐渐推行“推荐选拔”上高中、上大学。我所在的大队分配了二三个高中招生名额，经贫下中农推荐选拔，最后决定谁可以上高中。

当时永和中学没有办高中，需要到宁新中学上学。

参加推荐选拔会议的有大队干部、生产队长、贫农组长、三枫小学教师代表。罗伟渊、罗育华等老师也许是没有正确领会教学改革的精神，以为推荐选拔也首先以学习成绩为主要参考，介绍说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的，但立即被人驳了回去。

“学习成绩好的，说明已经有文化，已经有‘字墨’了，不用再上学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读到会算工分就可以了。而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甚至考试零分的贫下中农后代，更加需要继续学习文化。”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再说，他的姐姐已经考上卫生学校吃上国家粮了，而有些贫下中农三代文盲，连名字都不会写，其后代更加需要选拔去学习文化。”

我当场即以百分之百的理由第一个被淘汰掉，万劫不复!

这一年，三枫小学开设附设初级中学，小学毕业后不用再通过考试，直接升入初中，学制二年。

1969年夏季，永和中学停止初中招生，改办高中。各生产大队都有小学附设的初中，初中办学全部转移到了小学附中，高中招生名额自然大幅增加，往届初中毕业生也一起参与推荐选拔。

但在消息闭塞的山村，一般人根本不知道。直到推荐选拔结束，又一次传出来谁谁可以上高中，我等往届生才得到消息。我以同样的理由，理所当然的被淘汰。继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放牛放羊、犁耙轱辘、插秧收割、喜送公粮的田间日常劳作。

姐姐参加工作后不久就结婚了，随后调到四机部甘肃平凉军工厂医务室。次年母亲去甘肃帮姐姐带小孩，一年后母亲带外孙女回老家居住，我去兴宁城里接的。

那个时候粮食供应是个大问题，母亲带外孙女回老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生产队说母亲没有参加劳动，不给分口粮，而邻居家一个年轻壮劳力去丈夫那里探亲长时间不回来却可以分到口粮，理由是去丈夫那里不一样。后来，母亲到底还是强势，从甘肃回来后，逼着生产队干部把所扣的口粮补回来。

这一年，生产队又买了一头耕牛，分配给我家看管，按惯常的做法，谁家看管耕牛就由谁负责犁田、耙田，于是我又顺理成章学会了一项技术活——犁田、耙田。

1970年夏，第一批小学附设初中班学生毕业，其中绝大部分都能升入高中，同村同屋有好多人升入了高中。这批人中，不少的人平时遇到不认识、不会写的字，或不会解释的词，经常要来请教我，我可以说是他们的活字典，就连几年后，大家都步入了社会，围龙屋里有人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不知道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还是我给代写的。

眼看着他们是高中生，而我，只是一名初中生，而且是只勉强读过初中一年级课程的“初中毕业生”。但是，公社社员的身份定位，食不果腹的生活，年复一年战天斗地学大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劳作，对读书识字早已麻木了。

这一年，我担任了生产队记分员的职务，也算是一名农村生产队干部了。由于我做事踏实，公平公正，不谋私利，所以不管是生产队长还是社员，都很赞赏和支持我。

3

　　不觉又到了一年的夏收夏种季节，也是每年的毕业季，村里将又有一批初中毕业生经“推荐选拔”进入高中。

这一天，我穿着士林蓝短裤，光着膀子，单薄瘦弱的胸前腰间围着驶田专用的溅满了泥水的大围裙，一身标准的驶牛阿哥的打扮，肩上扛着铁耙，正赶着耕牛，准备到水稻田里耙田，挂在铁耙上的铁链随着脚步的节奏哗啦哗啦作响……

走到高寨何屋的路段时，迎面遇到本村的罗育华老师，正当我们互相打过招呼，擦肩而过时，育华老师突然回头不经意的问了一句：“还想去读书冇吖？”

“屹哈（现在）还读什么书？”我略扭头随口回了一句，然后各自都没有停下脚步，继续走各自的路。

没想到，就是育华老师这不经意的一句话，竟搅得我一整天心神不宁。“还想去读书冇吖？”这句话总是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经过一整夜翻来覆去的考虑，第二天，我花贰角捌分钱买了一包“丰收牌”香烟，找到大队干部罗锦番，想通过他去公社要一个读高中的名额。

经过一次又一次扩招，上高中已经是好简单的事了，有的人找到当公社干部的亲戚手写一张便条，就可以到学校去报到入学。

结果罗锦番没接我的香烟。

“你已经是社会青年，是生产队干部了，不是往届生了，没有资格上高中了。”罗锦番拒绝了我。

第二天，下着毛毛雨，我头戴一顶斗笠，干脆自己跑到公社教办去找人。

我已经没办法不去想读书的事了。

进入公社大门，紧挨大门右侧就是公社文教办，巧的是文教办副主任是我读小学五、六年级时熟识的何振强老师，他虽然没有任过我的课，但曾在全校大会上亲手给我颁发过语文、算术比赛的奖品，所以比较熟悉。

进到文教办，我不敢掏出兜里的烟，怕老师批评。

我简短地说明了来意。

“你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时隔多年，振强老师还是记得我。熟人好办事，不打官腔，振强老师直接了当：“但来得太晚了，永和中学已经招满人了，都已经开学几天了，再塞不进人了。福岭水库那边新开办的五七中学，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只是文教办王兰标主任外出开会了，需要他签字批准，你明天上午再来。”

次日，我再一次去到公社文教办，王兰标主任给我手写了一张便条，叫我去“五七”中学找曾宪恭校长报名入学。

步行几公里山路，来到位于福岭水库大坝下面的“五七”中学。这是利用水库废弃的牛棚修整出来当教室的新组建的学校，凹凸不平的墙上还残留不少清扫不掉的牛粪，地面是用黄土混小鹅卵石整平的，地面上还有许多指头大小的石子，在教室里走路得小心点。

那一年永和中学高一招了四个班，永和五七中学首届高一共招了三个班，曾校长带我来到一班教室后门，其时教室里正在上化学课，已经有了67个学生。

“这里还有最后一个座位，你就坐第68号那个座位。”校长指着教室最后排靠墙的一个座位说。“你干脆明天再来，带上书包、米、菜和饭砵。”

原本已经是地地道道耕田阿哥的我，摇身一变，又成了背着书包上学堂的读书郎。

随后我向生产队长提出书面辞呈，辞掉了生产队记分员职务。

记分员是有相当话语权的生产队干部，多少人求而不得，就这样被我随手扔了出去。

4

　　一班班主任高一学期是李俊林老师，第二学期以后是张雨朋老师，最后一个学期是王建新老师。任课老师：语文：李俊林老师，数学：高一潘仕标老师，高二是张雨朋老师，物理：曾标泉老师，化学：何佛运老师，英语：潘仕标老师。

当时的高中学生是二年制初中升上来的，而且由于受“读书无用”的影响，好多人文化底子差得离谱，不少人连遣词造句都造不顺一句话，大多数都还是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因此我比同学们年长好几岁，我是同学中绝对的“大哥大”。

开学后的第一堂作文课，要求学生写自己今后的学习规划。几天后的作文讲评课上，俊林老师拿出一篇作文展示并读给全班同学听，我一听正是我写的那一篇。

他说这篇作文通篇只修改过一个字，将“时代给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中的“给予”改为了“赋予”。

据一位同学课后对我讲，几天前班主任在批改作文时，突然对住在隔壁的潘仕标老师大呼发现了一个尖子，文笔好，字写得好流畅……

我入学时，学校已经上了一周的课，各班按惯例也都已经临时指定了班干部。但后来班主任李俊林老师宣布，前面指定的班干部只是临时的，经过几周的共同学习、生活，大家互相有了更多的了解，还需正式选举。

开学初的临时班干部全部作为候选人，班主任特别向全班同学推荐我加入到候选人名单里，而且只增加了我一个人进入候选名单。

举手投票选举的结果，我的票数位居第二，担任副班长一职，潘芳淦为班长，生活委员罗奇导，劳动委员幸汉辉，学习委员张裕平，文体委员陈影平。

其他班级没听说还要搞班干正式选举，我感觉班主任纯粹就是为了把我拉入班干部里面才搞的正式选举。

“WG”后半期，瘫痪多年的各级团组织活动逐渐恢复，永和五七中学建立共青团组织后，我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当天随即担任了学校团书记职务，出席过兴宁县共青团代表大会。

5

　　在学校，同桌或学习成绩相近的同学容易结成学习、生活上的伙伴，班干部之间因为经常在一起议事，互相之间很快就熟悉起来。班长、副班长、生活委员、劳动委员等几个男同学自然就成为很好的伙伴，吃饭、洗碗经常在一起，课外活动也在一起。

学习委员、文体委员是女同学，她们俩同桌，成为了要好的伙伴。文体委员陈同学稍活跃一点，经常会来找我询问班里的事，也问学习上的事，有搞不懂的功课会前来一起讨论，一来二去，大家慢慢的熟悉起来，成为了很有话说的同学。

真正对陈同学家里的情况有所了解，是在数周后，学校要求学生填一张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表，她小心翼翼地拿着登记表来问我，她父亲的情况该怎么填。

原来她父亲是本县县委副书记，运动中被“打倒”，正关在位于合水水库的“五七干校”学习改造。原先还每个月可以回家一次，不久前开始已不允许回家，连家属都不允许见了，那就是说，她父亲的问题“升级”了，越来越“严重”了，有传闻说她父亲是“二月逆流”（北京怀仁堂事件）干将，参与反对中央WG小组，反对伟大的旗手，后来头上又多了不少“帽子”，其中有一项是“五一六”分子，难怪一些同学在背后嘀嘀咕咕，言语中带着幸灾乐祸的味道。只是那时我没在校住宿，早去晚回，到校就上课，放学就回家，所以不太有机会听到同学们议论的“小道消息”。

家庭成员表中有“职务”一栏，陈同学为难了，她父亲填“打倒”前的职务吧，不知道妥不妥。她犹犹豫豫的来找我，我建议她就填“干部”，因为“被打倒的干部也还是干部嘛。”陈同学对这个建议很满意。

6

　　从第一学期开始，在“读书无用”的影响下，有不少同学陆续退学，其中也有班干部退学的。第一学期开学时一班有68个同学，一直读到毕业的只有40多人。

第二学期，班长潘芳淦转学到梅县读书去了，有同学打听新学期是否重新选举班干部，班主任俊林老师说不用选了，适当调整补充一下就行了。调整后班长是我，原来的劳动委员幸汉辉接任副班长，何建忠接任生活委员，何锦文为劳动委员，其它照旧。

那时“读书无用”之风正盛，由于不断有同学退学，座位也跟着不断调整。我喜欢坐最后面，所以我仍然坐在最后一排，我前面的则是文体委员陈同学。由于学习成绩比较接近，所以经常在一起讨论功课，久而久之，相互越来越有话说，简直就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中慢慢有了一些生活上的关照。

由于我学习以外的其它事务多些，还负责出版学校的板报，经常帮老师批改作业、统计考试成绩之类的事务，显得好忙的，从第一学期开始，邻桌的陈同学就经常帮我做些排队打开水之类的琐事。

那时候，饭后用搪瓷茶缸打满开水，拨一些家里带来的咸菜进去，作为课间“饮料”，几乎是每一位同学的日常，既补充水分，又补充一点营养和盐分。有了这杯“饮料”提神，上课也就不太会打瞌睡。我的咸菜水经常是陈同学给准备的，也经常相互分享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咸菜。

再后来，不知不觉中，变成两人共用一个茶缸，每天陈同学会将盛满咸菜水的搪瓷茶缸放在我的课桌上，她要喝时，转过身来端起茶缸喝一口，然后放回我的课桌上，顺便有意无意抬眼看我一眼，好像很不好意思似的，明明是她准备好的咸菜水，搞得好像她才是蹭喝的。

一天天，一幕幕转过身来喝水并有意无意瞄一眼的一瞬，是我平生从未看到过的最动人的画面，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于一个女孩的温馨和崇拜，这不易觉察的一丝悸动，牢牢地定格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如果有一天，如果我可以，我定会尽我所能，去为她编织她想要的七彩梦——只为这份温馨、这份崇拜……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磁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茫茫人海，只有遇见了相近的磁场感应，才可能产生同频；有同频，才可能相互走近；只有相似的灵魂，才能发现彼此之间潜藏的内在……

7

　　那个视爱情如洪水猛兽的年代，男女同学稍多点互动就会招来同学的许多议论。

“在学校关系再好也没用的，毕业后马上就会散伙”有些同学常说些类似的话故意让我听到。
其实，迟早散伙一说也不无道理，在学期间，不管怎么说，学习成绩还是第一位的，学习上经常一起讨论，相互之间就会有交往的基础和交往的价值，能相互满足对方学习进步的需求。毕业以后，一起学习求知的需求不复存在，也就失去了继续交往的价值，此后各忙各事，逐渐淡忘，越来越疏远是大概率事件。
我仗着学习成绩处于绝对优势鲜有人能超越的优势，对他人的议论不管不顾，我行我素。女同学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对同学们的议论毫不理会，旁若无人地保持着两人的友好关系。
我仗着自己学习成绩居于金字塔顶尖位置，不少同学学习上遇到问题还喜欢找我，所以，我虽然感觉到了一些议论，但仍然不管不顾，我行我素，完全不把同学们的闲言闲语当回事。陈同学由于年龄较小，想法很单纯，单纯到完全还没有女孩子的避嫌、防卫之心，跟我走得近，纯粹就是把我当成是学习上的好伙伴，准确地说，根本就没注意到有人在议论。
我能感觉得到这些议论已经引起校长和老师的关注，但因为当时我和陈同学学习都很认真，成绩越来越优秀，所以校长和老师也不好说什么。再说，最多也就是在课室里学习讨论交流多一点，共享一些生活用品而已，构不成违规不违规的问题，并没什么出格的行为非要由老师出面干预。

高中二年，我的各科学习成绩确实全年级鲜有人能及，教政治科的曾宪恭校长说我的政治考试卷用不着改，直接给99分或98分就行了（政治不能给到满分）。数、理、化成绩也都名列前茅，很少有掉落第一名的时候。

有一回政治科期末考试，考前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总结，自行猜题，那个时候政治考试每一题都是20分的问答题或论述题，五道题满分就是100分。考前的那天早读课，作为班长的我，像往常一样，感觉有责任帮助班里同学考出好成绩，便把猜出来的五道模拟题全部用粉笔工整地抄写到黑板上，嘴上轻描淡写地说“我觉得这几道题是重点，大家抓紧复习一下。”

等到上午开考，监考老师走进教室，瞄了一眼黑板上的练习题，没吱声。试卷发下来，期末考试题共五道大题，有四道跟黑板上的模拟题一摸一样。

真是神了！

记得第一学期语文课本有《沁园春·长沙》这一课，当班上大多数同学都还在着急上火怎么才能背下这首诗词时，我早在初中停课期间及务农的几年时间里将毛主席当时公开发表的20多首诗词全部背诵得滚瓜烂熟，还能加以详细解说。

不仅如此，由于那个年代很难得到其它书籍，于是我就一遍又一遍的读《毛泽东选集》1～4卷，姐夫还送我一本他在军事学院读过的厚厚的教材《毛泽东军事著作选》，越读越被著作里许多幽默睿智的精彩语言所吸引，尤其喜欢书里的注释，里面的许多古词语古诗文及成语解释、古代近代现代的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帝王将相、远古寓言、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等，让人爱不释手，注释里虽然都是碎片式的知识，但看得多了，慢慢也能连贯起来，让我学到了许多在那个年代几乎不可能学到的知识，一生受益匪浅。

在那文化荒漠年代，《毛选》及鲁迅著作，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成了我那个时候丰富文化知识、提高识字水平的难得的教科书。

同桌的陈汉兰同学是崇新大队的，他不相信我能记得那么多，他拿过我手里的《毛泽东诗词》单行本，翻到他自认为比较难的《浪淘沙·北戴河》这一首要我背，我随口就来“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陈汉兰赶忙把诗词单行本塞回给我，忙不迭地说：“不用背了！不用背了！”

陈汉兰同学只读了半年就退学了，再没遇见过。很多年后听崇新大队的人说他后来改了名字，叫陈汉标，很遗憾没打听到我这位同桌的联系方式。他不是家里没条件读书的，在第一学期开家长会时，我作为留下来负责茶水接待的班干，跟他父亲交谈过，他父亲很关心他的学习，希望他多读点书，还向班主任提出要求给陈汉兰换个靠前的座位，说坐得太后面了成绩不好。第二学期他便没来上学了，很为他惋惜，一辈子能有多少读书的机会啊！

8

　　高中毕业考试，跟往常的期中、期末考试一样，永和中学、永和五七中学统一出题联考，毕业考试的最后一个科目是英语，考卷发下来我很快就答完了，一半时间还没用到，抬头看看前面的陈同学，看样子她也答完了，正在发呆。

那个时候毕业考试也就那么回事，也不决定前途命运，我心想反正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考试了，抱着好玩的心态，趁监考老师不注意，我踢踢陈同学的凳子，示意她交换卷子，互相检查。检查完后，由于到底还是怕老师发现，所以没把卷子再交换过来，各自直接交到讲台上去。

下课后我告诉陈同学她有一个填空错了，我帮改过来了。

陈同学也说我有一个填空错了，已经帮改过来了。

经仔细核对，结果说的是同一处填空——真正错的是我。

等到英语毕业考试成绩出来，我本该98分的变成100分，第一名；陈同学本该100分的变成了98分，屈居第二。我做好准备要挨一顿埋怨，不过陈同学还算大度，没表示什么遗憾和不悦，好像还挺高兴的，似乎她送我个100分好有功劳似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叶，随着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一批运动中靠边站的老干部也陆续走上重要岗位，传闻周恩来总理提议由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周荣鑫表示让他当教育部长，就要恢复高考。消息传开，多少学子精神振奋，跃跃欲试！可惜大环境不允许周荣鑫这么做，独力难支，没成气候，恢复高考成为泡影，有胆有识的周荣鑫部长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整死。可悲！可叹！

要是那个时候周荣鑫部长的主张得以实现，一些平时学习比较用功的学子，不敢说能考上多好的大学，但借高考这条路改变命运的希望是很大的。可惜！生不逢时，一声叹息……

从小学到高中，求学的道路曲曲折折，这一次，应该是人生最后的坐在课堂里读书的机会了。推荐选拔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不会轮到我等寻常百姓，以后再也不会有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机会了。一想到朝夕相处的同学就此分别，各奔西东，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学习、生活、谈笑风生，心里就难免有几分失落。

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然当年流行“读书无用”，但在我却是收获满满，除收获了文化知识，还收获了不一样的动力，不一样的自信，不一样的梦想，不一样的眼光所及，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尽管依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但我并不后悔来这里读二年高中。

毕业前夕，陈同学从家里拿了一把古老的小铜锁送我，说是祖上下南洋时买的，小巧而精致，小到攥在手心里看不见。

铜芯锁！同心锁？